二百五勋章——写南街村党支部书记王宏斌豫中平原的临颍县，颍水傍着村角缓缓流过。这片土地上曾出过明代阁老贾咏，出过小商桥边血战的杨再兴，但临颍人如今提起自家地界，更多说的是城南那个村子——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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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间它不叫南街，叫"难街"。邻村人喊这两个字，不是口音，是叹气。地薄人穷，集体账上空得能听见回声，连名字都带着一股抬不起头的味道。
改变从1977年开始。那年王宏斌二十六岁，在县生产资料公司当保管员，端的算是"铁饭碗"。可他回了村，被选为南街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人劝："宏斌，你这傻不傻?县里安稳日子不过，回这个烂摊子啃泥?"他没多解释，卷起铺盖就住进了村部。
一，北京那一夜，眉毛上结了霜
南街翻身的第一炮，是面粉厂。
1979年元月，王宏斌动员全大队党员、干部凑了二十四万，建起日产二十吨的"中原面粉厂"——这是南街村自己的第一家厂。面磨出来了，本地吃不掉，得往外走。支部一合计：打北京。
1985年，刚过罢春节，北方的天正一年最冷的时候，河里冰厚得能走人。王宏斌带着治保主任王金忠、村委委员佟平安，钻进一辆破双排座卡车，拉满一车面粉，往北开。
一千多里路，没有暖气，冷风从车门窗缝往里灌。饿了啃干粮，渴了喝凉水，冷得顶不住，三个人挤一块儿互相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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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北京那天，几个人从驾驶室跳下来，冻得腿都打不了弯，一打哆嗦，牙磕得咯咯响。同去的年轻人后来回忆这一段，南街村里的老奶奶们听着，眼泪先掉下来："真是好班长啊……"
可北京的门没那么好敲。车开到一家糕点厂门口，门卫瞅他们一身灰扑扑的棉袄、一口河南腔，再听说是从临颍一个村办厂来的，手一摆："不让进。"厂长也躲。
王宏斌就在厂门外蹲着等。
那一天，北京的气温零下十几度。他们没住店——舍不得那点钱，夜里就在街上露宿。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几个人头发上、眉毛上，全挂了一层白霜。
厂长终于露面了，王宏斌一步跨上去堵住："厂长，农民干点事儿不容易，俺从河南大老远跑来了，中不中你也给个痛快话!"
看他那一身霜、那双冻红的眼，厂长有点动容，可还是犹豫。王宏斌把嗓门提起来：
"这样吧——俺把这车面粉白送你做试验，不中算拉倒。要中了，俺比市价一斤便宜一分钱卖给你。全村老少爷们还在家等俺的消息呢!"
厂长心一下被撞动了，点头："先化验。"
化验单出来，南街面粉的技术指标，比人家糕点厂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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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供货合同签了。那之后不长，南街面粉每月往北京发一百多节车皮，北京城里不少老字号糕点房的面袋子，都是从临颍这个"难街"运过去的。
二，一把火，烧掉二十万
面粉厂站稳了，糕点厂、方便面厂、调味品厂一个接一个起来。1991年，糕点厂出了一批饼干，检验下来"不合格，但还能吃"。班子成员开会，有人嘀咕："降点价处理掉吧，二十多万呢，烧了心疼。"
王宏斌坐在那儿，脸沉下来，只吐一个字：
"烧。"
当着全体班子成员、各企业一把手、糕点厂全体职工的面，那堆饼干点了火。火苗蹿起来的时候，旁边有人别过脸不敢看——九十年代初的二十多万，不是小数。
火光里王宏斌说了一句：
"要是为几个钱把不合格的东西卖给老百姓，那就是坑人，就是南街村的罪人。"
火灭了，灰还没凉，南街人多了一句口头禅——"不当南街村罪人"。后来这事儿常被拿来和"海尔砸冰箱"并提，可南街人自己不说这个，他们只说：那是班长教给我们的——质量是命，坑人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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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们就当人民的二百五
厂子越来越多，集团起来了，固定资产滚到十几个亿。这时候到了1988年，村里研究工资标准：普通职工定二百到五百，村干部该定多少?
有人猜：怎么也得千儿八百吧，外头私企总经理和工人差三四十倍都平常，南街村干部定两千，群众也说不出。
王宏斌把笔一搁，斩钉截铁：
"南街村的干部，包括支委和村委，就定每月二百五。我们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制的——就要做'二百五'式的傻子，拿'二百五'的干劲，干'二百五'的傻事。比奉献，不比待遇。"
"二百五"在河南话里什么味儿，谁都懂——骂人傻的。他接过来，自己戴。
消息传出去，也有村民犯嘀咕："权力在干部手里，年终另发点奖金补贴，不就拉平了?"
王宏斌听见了，火气上来：
"南街村党组织决不做昧良心的事!谁发现村干部另起炉灶发奖金发补贴，大家起来造反——先把我去书记撤了！"
话撂在这儿，闲言碎语没了。
后来南街实行"30%工资+70%供给"，村民米面油气村集体发，幼儿园到大学学费集体包，看病报销，老了有养，住的是村集体盖的新楼。王宏斌自己，住全村最旧的那栋。
村民多次提："给两委干部加点吧。"他婉拒。两百五，一拿几十年。集团董事长，月工资二百五。
四，班长
南街人不大叫他"书记"，叫他"班长"。他说："叫班长亲切，跟群众没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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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东欧剧变，公社早已散尽，有人笑南街"还在做梦"。王宏斌不和人争，只领着党员把"共产主义小社区"五个字写进村规划里。遥远不等于渺茫，他说，只要你朝它走，它就朝你近。
这一走，半个世纪。
散文写到这里，回头看那枚"二百五"的勋章。
它原本是中原土话里骂人傻的三个字，被一个二十六岁辞掉县里铁饭碗回穷村的年轻人接过来，被一趟北京寒夜里眉毛结霜的破卡车夯过，被一九九一年那堆二十万的火苗炼过，被"先撤了我"那句话钉过——然后它才成了勋章。
王宏斌今年七十多了，南街村还叫南街村，"难街"两个字早没人提。颍水还是从村边流过去，流过来的时候，岸上立着九米高的毛主席像，底下是住新楼的村民、发面粉的库房、还在冒烟的方便面厂，和一个月工资二百五的"班长
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是墙上的字，是工资条上的数字，是眉毛上的霜，是火堆里那二十万的响，是"先撤我"三个字。
什么叫用毛泽东思想铸就出来的精神?就是"二百五"从骂人话变成村训的那一刻——领路人不往自己兜里装，人心才肯往一块儿攥;人心一攥，穷村才长得出十几个亿的家底，还让每家每户的米面油气都记在集体的账上。
二百五不多，但那是人民给的勋章，他戴得稳，南街人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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