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绀弩是早就知道了的，但关注度不够。在我看过的现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给聂绀弩的笔墨不多，但这并不妨碍对聂绀弩的风评。
聂绀弩是鲁迅的学生，为鲁迅抬过棺，是鲁迅后的杂文八大家之首。仅此还不够，据说他的旧体诗，与教员的诗词一样，构成用旧体诗写当代的双子星座。
我记得的聂诗句有：“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天狗吞吐唯日月，大鹏栖止在沧溟”，皆可诵，给我印象很深。但没有通读过聂绀弩的旧体诗集《散宜生诗》。
虽然读聂诗的缘分不到，可慰的是最近读了《聂绀弩传》。书中关于聂绀弩在延安时期见教员的情节，感觉很真实，也蛮有意思，所以很想转述给大家。
聂绀弩来到延安后，在一次陕北公学的开学典礼上，看到台上的毛泽东。
关于毛主席的着装，在聂眼里是这样的：他感觉到跟照片有些出入，他看到的毛主席，没有戴军帽，长头发梳着大背头，穿着一套褪了色的灰布棉军装，衣油渍点点，裤腿上皱皱巴巴，风纪扣一直敞开着。
这样的教员很接地气，也有名士范。
接下来是关于毛主席的言谈，聂绀弩的回忆细节感拉满，说来犹在目前：
看得出来，毛泽东跟军民之间关系很随便。他每讲一句，听众都出一阵笑声。每到他自认为有趣的地方，他往往还没有开口，脸上就了笑容。他说：“以前有七个君子，都被关起来过，既然是君子，为什要关起来呢?”说到这里，他大笑起来。这种演讲风格，总是能够最大地调动起听众的积极性。
聂绀弩记得毛泽东还讲过一段关于批评国民党的方式方法问题，也是很形象的句子。毛泽东说：“国民党如果有不对处，我们要批评。批评，用机关枪。现在呢，用笔杆和嘴巴。”说到“用机关枪”时，他笑起来，听众们也跟着大笑起来。
毛泽东还讲过一段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的话，聂绀弩同样记忆深刻。他说：“日寇会占领我们的许多地方，会比剩下的大得多。日寇占大块，我们占小块。怎么办呢?几百年前，王羲之就告诉我们了：‘大块假我以文章’。我们不要光在‘小块’上做文章，要到‘大块’上做文章——到敌后打游击!”
在演讲中，这样的笑声很多很多，使他自己和听众愉快的机会有很多。他的声音不高，可是大家都听得见;一点激昂，慷慨的气没有，一点也不像在台上讲演，一点也不像在讲着抗战的大道理，倒像和你促膝地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家常琐事。话里面没有难懂的名词术语或深奥的理论，似乎无论什么深奥的东西，他都能用极浅近乃至极陈旧的话表达出来。聂绀弩觉得自己虽然“没有听见他对农民们讲话，但相信他一定能够讲得每句话都让他们懂得而且觉得有趣”。
毛泽东讲话的语速很慢，听他一句话所花的时间，就可以听别人讲好几句，但是这种语速的长处就是听众不必赶忙，一个个字听得很准确，不至于对他所讲的内容产生误会。毛泽东讲话的时候经常咳嗽，可能是因为长期熬夜抽烟过多的缘故。
7年以后的1945年8月，中共中央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来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聂绀弩在重庆通远楼写作了题为《毛泽东先生与鱼肝油丸》的回忆性时评文章，回忆了他当年在陕北与毛泽东谈话的经过与感受：
散会后，我夹在许多人中间回招待所，中途，听见后面有人喊我。回头一看，是丁玲，而跟丁玲走在一路的却是毛先生。丁玲给我介绍，我只好走拢去和他见礼，谈话。我们就一直谈到了招待所。谈了一些什么，现在一句也不记得，似乎有一段，是与语文问题有关的，从和他谈话得来的印象与听讲的印象很统一：他不威胁人，不使人拘谨，不使人觉得自己藐小;他自己不矜持，也不谦虚，没有很多应酬话，却又并不冷淡。初次见面，谈起来了就像老朋友一样。似乎真把你当作一个朋友，似乎真在听你讲，而自己又很坦率地发表意见。
在这篇文章中，聂绀弩推崇毛泽东平易近人的和蔼可亲的领袖风度，批评了“一阔脸就变”的那些人，并对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表示了相当的关心。
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聂绀弩还与毛泽东、丁玲、李又然、康生等人同席吃过饭。延安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即使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和高级将领，伙食也很差，最多吃个“小灶”，一荤一素而已。这次是由毛泽东作东宴请他们，在平时的“小灶”之外还加了几样小菜，大家围着方桌坐下来后，丁玲提议请毛泽东讲话，大家鼓掌欢迎。毛泽东清了清嗓子，待大家的掌声安静下来后，很严肃地说了一句：“请同志们吃饭吧!没有什么好招待。我的话讲完了。”他一字一顿地说着，用的是他平时演讲的语气，大家听后满堂大笑。
聂绀弩眼中的教员，是不是很教员很朋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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