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传家宝，人们多想到古董字画、金银玉器，但我家珍藏的宝贝，却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编印的老旧医学教科书。这本书的诊疗理论早已过时，书中的冷门拉丁文药名如今也极少使用，单论医学实用价值，只是一本本应被淘汰的旧书。但在我们全家心中，它却异常珍贵：我的父亲林金亮怀揣它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离世都不曾分离。书页间刻着一名红色军医的半生艰难，沉淀着救死扶伤的革命荣光，更承载着老一辈革命者留给后代的不忘初心、行医报国的嘱托。
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的教科书，伴随老红军林金亮走过革命的一生
苏区求学，工农战士立下红色行医志
父亲林金亮1911年9月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发坑村，1930年1月参加红军，1934年入党。土地革命时期，他历任红十二军班长、排长、连长，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曾三次负伤住院。第三次负伤后于闽西红军后方医院休养时，因祖上世代为乡间郎中，粗通中草药辨识炮制，于是他带伤协助药工打理药材。伤愈后，院长罗化成留他任医院文书、药厂管理员。1934年1月，经罗院长举荐，父亲前往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自此投身红军卫生事业。
父亲仅读过三年私塾，文化基础薄弱，虽曾被保送到红军彭杨军事政治学校，系统学医却是从领到红军卫生学校课本开始的。祖辈行医的经历让他深知底层百姓缺医少药之苦，拿到教科书时，他暗下决心：珍惜组织给予的学习机会，做一名可靠的红色军医，救治前线战友，守护家乡百姓。
卫校学员大多是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文化水平偏低，病理学、解剖学、内外科等十余门课程，对大家而言处处是难关。教员因材施教，只讲授苏区、战场常见病与实用药材，听不懂理论便现场实操演示。父亲与同学们熬夜苦读，一点点攻克医学基础难题。
正当众人准备深耕内外科核心课程时，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上级通知全体人员做好战略转移准备。前路未知，长途行军负重有限。思虑数日，父亲定下取舍：已经学完、考过的书本全部留下，只保留未开课的核心教材。为彻底轻装，他撕去封面封底、剪掉书页空白边角，仅留存正文。收拾完毕，父亲带着一挎包残破的课本踏上了长征路。
万里征途，一本医书相伴爬雪山过草地
长征伊始，父亲任红五军团卫生部医助，负责伤员抢救，抵达遵义后调入军团收容队，自四渡赤水起独立带队开展战地医疗。黔西北的土地遍布他的足迹：战后第一时间抢救伤员，动员百姓组建担架队，妥善安葬牺牲战友，将缴获钱粮、药品分给收留伤病员的农户。他与赤水河畔的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晚年，父亲常追忆长征路上安置过的伤员、掩埋的战友，满心怆然。
父亲常说，红五军团是中央红军的“铁屁股”，负责全军断后，收容队更是队伍最后的防线，身后仅有侦察兵警戒。白天转运照料伤员，夜晚轮流警戒防敌偷袭，终日不得歇息。收容队负重远超普通战士，父亲除武器、药品、个人物资外，还要额外背负多人口粮、大洋用于安置伤员，民工紧缺时还要抬担架。
部队休整间隙是难得的学习时间，一路行军不断舍弃学完的书本，至过草地时，最初携带的教材仅剩寥寥几本未开课的。残酷的战火与艰苦的环境，让父亲越发渴望掌握完备医术救助战友，这本医书也从学习工具变成与性命同等重要的寄托。血战湘江、强渡乌江、四渡赤水、三翻雪山、两过草地，无论何等凶险，父亲始终将这本书贴身存放。他盼着革命形势好转，卫校能够重新复课，让这本书继续发挥教学作用。
数次复课，医书成为教学蓝本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卫校借用教会学校校舍短暂复课，当时仅有少数学员随身带书，父亲是其中之一。1935年6月，队伍抵达川西松岗喇嘛寺，卫校再度复课。开课首日，教育长孙仪之询问谁还留有教科书，全场只有父亲举手。孙仪之当即借走这本书用于备课。
孙仪之是卫校骨干教员，毕业于青岛教会所办的医学院，在旧军队时期任少校医官，1933年参加红军，主讲病理学、内科学。孙仪之以此书为基础备课，在书页空白处写下大量红色批注，还联合其他教员改编教材。彼时纸墨奇缺，新编教材只能少量油印，学员们只能轮流传阅父亲手中的原版医书，书页上布满孙仪之的备课笔迹与学员的研读标注。不久战事恶化，学员重返作战部队，父亲依旧贴身珍藏此课本。
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卫校在延安闫店子村最后一次复课，历经长征幸存归队的学员不足三分之一。三个月后，父亲顺利毕业，被分配至红军第一后方医院任主治军医。
完成教学使命后，这本承载着长征记忆与师生情谊的教科书成为父亲终身随身携带的参考资料。1982年父亲离世时，这本书残缺严重：无书名、无作者、无出版信息，目录前后页面全部遗失，仅存医学正文，外层裹着旧牛皮纸与磨损军装布，缺少直接物证佐证来历，为考证它的真实身份留下重重难题。
千里寻证，遵义馆藏古籍揭开医书真身
1985年春，我在《人民日报》看到一则消息：遵义市民李仲猷将家藏红军医书捐赠给遵义会议纪念馆。我立刻通过纪念馆联系李先生，抄写自家医书目录寄往遵义核对。
李仲猷原是当地中学语文教师，回信中详细对比了两书内容：他捐献的书名为《实用内科学》，共37章，包含传染病、呼吸、消化三大篇章;我家藏书同样收录这三部分，总计36章，篇目体系高度契合，仅相差一章，推测是书页残缺所致。李先生称，自家藏书为道林纸石印线装本，随信寄来馆藏医书首页照片，书中附有1933年3月10日作者写于茶岭的《书头话》，书页一角残缺，希望我对照家中藏书补齐缺字。
可惜我家藏书开篇页面早已损毁，并无《书头话》，无法补缺。为给父亲的传家宝寻找实物佐证，是年8月我专程前往遵义，在李仲猷引荐下见到馆内陈列的《实用内科学》，两本书目录、病症分类、药方记载完全一致，确为同一版本。
李仲猷讲述了藏书的由来：其父李焕亭是遵义老中医，1935年红军进驻遵义，医护人员带伤员住进李家诊所。李焕亭敬佩红军纪律严明，无偿供给中草药，分享民间疗伤技法。红军撤离前，为答谢老先生，将这本随身携带的医书赠予他。新中国成立前，李家父子冒着生命危险将医书混藏于古籍中以躲避反动派搜查，李仲猷成年后妥善保管，1985年遵从父亲遗愿将书无偿捐献给纪念馆。
亲眼对照馆藏文物，多年的疑惑终于解开：家中传家宝正是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编印的《实用内科学》上册。2022年，在纪念馆与当地派出所协助下，我联系上李仲猷之子李力平，两代后人畅谈红医往事，约定坚持给青年讲述红医故事，传承军民鱼水深情。
深挖校史，红军卫校培育大批白衣战士
1931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瑞金成立。1932年10月，学校更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1937年，更名为八路军卫生学校，五年半共招收九期学员。第一期至第五期在瑞金毕业，第六期至第九期入校于瑞金，结业于延安。学员分配至全军各部，历经战火淬炼，成长为军队卫生战线骨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20余人升任省军级领导，江一真、涂通今、阙森华等均出自该校。这所干部学校正是如今沈阳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当年与父亲同窗的阙森华后来重返母校担任党委书记。
艰苦环境下为何能够批量培育优秀的医务人才?这本《实用内科学》便是很好的答案。父亲回忆，朱德总司令曾出席卫校开学典礼，明确办学目标：红军持续扩编，急需无产阶级医务人才，招生优先选取工农红军子弟。教科书《书头话》写明编写准则：文字通俗，理论简化，内容实用，兼顾新式医学知识。这套办学理念革新了旧式医学教育，是我党专科医学教育的开创性实践。
教科书的编写思路贴合苏区战地实际，极具时代特色：全书石板横排印刷，将传染病列为内科首篇，收录呼吸、消化疾病，删减心血管内容。可见当年传染病是威胁红军健康的首要隐患。书中开创性融合中西医内容，霍乱、疟疾标注拉丁学名，同时沿用中医传统病名;处方大量搭配甘草、大黄、陈皮等中草药，收录石榴皮、南瓜子驱虫民间验方，中药材同步标注拉丁名称，呈现中西医结合的早期探索。
《书头话》记载，教材编写于物资匮乏、时间紧迫的苏区，编写团队剥离旧式教育繁杂内容，只保留实用医学核心知识，立足艰苦革命环境，遵循中西医结合方针，打造专属工农红军的红色医学教材。
长征路上，卫校师生兼具战士与医者双重身份，不少人牺牲在救护一线：校长陈义厚留守苏区坚持游击，遭敌机轰炸牺牲;校长彭龙伯牺牲于四川宝兴;教员俞翰西、李延年殉职于贵州紫云。幸存师生掩埋战友遗体，怀揣医书、肩扛药箱，高唱卫校战歌，追随革命队伍奋勇向前。
笔墨留痕，师生薪火相传，融合白求恩精神
我曾向父亲求证孙仪之借书备课的史实，父亲翻开满是红字的书页告知，所有红色批注均出自孙仪之，内容分为三类：补充诊疗条目、删减脱离实际的理论、修正润色原文表述。这类专业修改只有资深教员才能够完成。为留存凭证，父亲在书页空白处写下“凡红笔字都是孙仪之写的”。
林金亮眉批：“凡红笔字都是孙仪之写的。”此页见证了师生共用一书的事实
父亲常感念卫校的启蒙之恩：私塾刻板，军校严苛，唯有卫校教员循循善诱，指引他终身行医救人。学校坚持理论联系实战，行军途经驻地时，教员就地开展现场教学，一边诊疗伤员一边讲解病理，学员上手实操。两年间，父亲独立完成40余例外科手术，扎实的理论与实操基础，为他后来跟随白求恩学习外科打下了根基。
2006年，我祭扫白求恩陵墓时结识孙仪之之子孙波，一心想要登门求证书本往事。2008年纪念白求恩来华七十周年大会结束后，我携带这本医书拜访了孙仪之夫人，老人一眼认出书页上的红色笔迹，证明长征时期师生共用课本的历史真实无误，还向我讲述了孙仪之在延安办学行医的往事。
父亲还提到，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也曾翻阅此书。在晋察冀后方医院，白求恩看到父亲研读课本，接过书籍仔细翻看，听完书本的长征故事后十分震撼。他虽不识汉字，却通晓书中拉丁医学词汇，由衷地敬佩红军在战火中自主办学、编印教材、培养本土医护的壮举。
1938年冬，晋察冀根据地，林金亮与两位日本伤俘， 摄影者为白求恩
这份触动促使白求恩加快了筹建卫校的步伐。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在河北唐县成立，传承红军卫校办学精神，由红军卫校第一期毕业生江一真任校长。我的母亲李长龄是该校首期护士班学员，亲耳聆听过白求恩授课，这本长征医书也成为她日常学习的资料。父亲使用的手术台也成为学员实操观摩基地。红医初心与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融为一体。
五册同源，捐藏展馆让红色血脉永续流传
确认遵义馆藏同款医书后，我辗转各地红色展馆寻访同版本书。2019年，才溪纪念馆馆员告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藏有同款《实用内科学》;编撰文稿期间，四渡赤水纪念馆工作人员提供线索，四川古蔺、云南威信扎西会议纪念馆也存有同一版本医书。对比各地馆藏照片，五册书籍版式、目录、内容完全一致，只是破损程度各不相同。在文博工作者协助下，五本同源红医书跨越山河，实现“云端同框”。
五册医书分藏江西瑞金、贵州遵义、四川古蔺、云南威信、山东济南，覆盖长征途经四省。唯有父亲珍藏的这一册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历经抗战、解放岁月，最终留存济南。其余四本馆藏文物互为佐证，完整还原这本红色医书的历史脉络。
遗憾的是，据我所知，目前仅发现《实用内科学》上册，下册及外科、药理、解剖等其他教材至今未见，成为红军卫生史研究的一大缺憾。
2023年10月，我们响应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邀请，将这本《实用内科学》无偿捐赠给院内白求恩、柯棣华纪念馆。这里是父亲当年战斗、参与建设的老部队医院，文物在此能得到专业的保护，面向军人、医学生、广大群众公开展览，最大化发挥红色教育价值。
(李仲猷孙女、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兴韵对本文提供校对支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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