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罢工自由是如何取消的？
老 骥
罢工自由是劳动者在劳资双方博弈中的杀手锏，正因如此，世界各国为了保护劳方的合法权益，制裁资方的过渡贪婪，都将它列入宪法，予以执行。我国在1954年第一部宪法中没有罢工自由，这可能是因为对理论的误解，认为既然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再允许罢工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然而在实践中人们发现，虽然没有资本主义的资本家却有社会主义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也侵害工人的合法权益。所以在1975年第二部宪法修改时，尽管仍有争议，毛主席还是主张将罢工自由列入宪法，于是宪法第28条规定：“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1978年的第三部宪法保留了这个条款。到了1982年第四部宪法则将其取消，至于理由，在宪法修改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胡乔木解释说：“由于工人和国家利益是一致的，罢工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所以，罢工自由的规定不予保留。”以毛主席的英明，断不至于弄不明白“工人和国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的道理，不然的话，毛主席就应该当胡乔木的秘书而不是相反。之所以要把罢工自由列入宪法除了这是国际惯例外，还在于反对官僚主义的必要性。胡乔木们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因为在讨论修改意见时，就有两派意见争论的十分激烈，一派认为罢工自由对反对官僚主义是有效的武器，应该予以保留，另一派却把罢工自由与停产闹革命挂钩，将来也不利于“四化建设”，必须取消，至于“反对官僚主义也可以用其他办法解决”。从中可以看出，取消罢工自由一是反文革情结使然，二是为改革开放做准备。
实践证明，正是取消了罢工自由，才剥夺了工人阶级反抗官僚主义的权利，让长官意志大行其道，结果造成了几千万人下岗失业，几万亿的国有资产流失。特别是当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的总统，为提高就业率到处奔走的时候，我们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却为砸“铁饭碗”而赌咒发誓，这种反差极具讽刺意味，着实令人五味杂陈。
通过改革开放，我国企业的性质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国营和集体了，而是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国有企业三大块组成，它们与员工的关系也不再是公有制时期的关系，过去的主人翁变成了雇工，国企员工除了工资福利稍好点外，与私企比并无性质上的差别。
201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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