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七一机械厂:最好的时光

生活要向前看，但对生活的理解只能向后看。

——基克加德

72岁的老马，至今还住在常德七一机械厂22年前分给他的一套两居室里。每日晨起上山，打一套回春保健操，再步行至山下的小店吃碗牛肉米粉，之后去江边的老码头菜市场买菜，逢人寒暄，走走停停，到家刚好是做午饭的时间。午后，摸几圈麻将，再不聚众扯谈。入夜，漆黑的厂区，静得能听到远处寺庙的钟声，老马是不出门的。

如今，常德七一机械厂里住着的大都是和老马差不多的人，差不多的年纪、经历，差不多的生活内容和节奏，连对生活的盼望，都是差不多的。他们都曾为工人阶级的身份而自豪，正青春的年华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里开展劳动竞赛，他们以为这辈子生老病死都有了依托，甚至将整个家都托付给这里，而今，和这个破产的老厂一起，慢慢地萎缩沉寂。

常德七一机械厂，当地人称“七一”，建于1951年，是该市第一家国营中型机械厂。据说，建厂那天，恰逢党的生日，有人提议，“就叫‘七一’吧”，就这样定下了厂名。

老马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进厂的。他赶上了好时候。60年代，全国闹饥荒。七一厂组织职工进行农副业生产，在附近的农场种粮种菜、饲养家禽家畜，生产所得基本投入到职工食堂。老马记得，最困难的时期，厂里定期会给每个人发几斤食堂饭票，偶尔还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些萝卜扁豆之类的蔬菜。1964年，他结婚生子，当年七一厂合并了常德机床厂，迁往德山乾明寺，工厂规模得以扩大，条件设施更完备的食堂、澡堂、托儿所、幼儿园、职工医院、冰棒房等陆续建立起来。那是工人们最有干劲的年代。当时厂里的方针是“围绕农业办工业”，产品以支农为方向，担负大量农机修造和抗旱排渍任务，获利甚微，甚至亏本，工人待遇也不算很好，但老马觉得自己的工作特别有价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企业产品必须自寻市场，七一厂转而开发和生产烟草机械。因为卷烟工业的蓬勃，80年代中期，工厂步入快速发展期，工人的奖金随着经济效益的攀升大幅提高。

在这番形势下，许多工人都将子女送进了车间。在老工人们看来，厂子效益好，又能学到技术，生老病死有人管，连大学生都愿意分配进厂，再没有比当工人更稳妥的生活了。老马的孩子都在七一厂上班。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七一厂子弟，大都是这样的人生轨迹：从厂办幼儿园到工厂联办的子弟小学再到厂办职高，然后进厂。仿佛这辈子都不需要跟工厂以外的世界发生什么联系。

谁也没想到，1996年，厂里效益开始大滑坡。56岁的老马提前退休了。“是被动员的。劳资科的人说，早点退休工资待遇会高一些。后来知道是被骗了，是厂里要甩包袱。”职工将原因归咎于厂里开发了一种新型的灌装机，投了太多钱却以失败告终，以致资不抵债。加之没有再次被烟草总公司认定为烟草包装机械的定点生产厂，拿不到烟机订单便无法开展生产。当然，老马他们心里也清楚当时的政策形势，“主要还是国家不管你了，无力回天的!”就这样拖到2000年，工厂开始动员职工买断工龄，一年工龄值1300元。

老马的两个儿子揣着靠工龄换来的一两万块钱，南下深圳另寻出路。七一厂对这代年轻工人而言，决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工作单位，更是人生记忆的重要载体，他们在这里出生、长大，所有称之为家的房子都安存于此。离开，就像是拔根而起。

破产后的七一厂改叫乾明寺社区，一眼看去，几乎全是老马这个岁数的人。2001年以后，老马没再交过党费，不知该交给谁，也没人再记得他曾是优秀共产党员。楼道里的照明灯，因为左邻右舍都不愿摊电费，老马一安上灯泡，就被人下走。过去最热闹的俱乐部、食堂也再没亮过灯光。不亮的还有路灯，夜幕掩盖之下，厂区里偷盗猖獗。生产区的厂房卖给了生产水泵的私营小厂，计算机大楼墙体斑驳，任岁月凋敝。生活区的公共用地被任意侵占，扩建房屋、种菜养鸡。许多住在一楼的，将门前的空地围成院子，开麻将馆，混点额外的收入。整个下午，乾明寺社区里到处都是围着一张桌子搓麻将的老人。

老马常常觉得这样的生活了无生气。与其和这个厂一起衰老下去，不如搬去河对岸的市中心。但那里除了热闹，还有什么呢?想到一出门全是生面孔，连卖菜的，都不认识了，也没人再叫他一声，马师傅!老马就不想走。这待了一辈子的老厂，他终归是舍不得。住在这里，再老，他也不会忘了自己，忘了过去。

夏日的傍晚，老马喜欢陪老伴去灯光球场跳广场舞。他爱坐在看台上摇着葵扇看一群老太太和着流行歌曲扭动腰肢。他能记起其中好些人年轻时的模样，记得当年的联欢会上，她们活跃在俱乐部大舞台上的翩翩身影，记得交谊舞流行的年代，周末的夜晚，她们在大食堂油沥沥的地板上旋转的轻快脚步。偶尔，老马还会想起孩子小的时候，他一手提一条板凳，带他们来这里看露天电影，还有元宵节的焰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