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历时25天，在深圳工厂打工走访的真实记录。作者认为中国有必要建立类似英国曾经的工厂视察制度。在这制度建立之前，国内知识界应主动担起工厂调查的责任。这种调查对于让人们了解中国的发展从哪里来，以及该向哪里去具有最直接的说服力。
微薄的收入
为社会调查，我当了25天工人。我的住宿地点在深圳市龙华新区观澜镇樟坑径上围村，虽称为“村”，但这里的主要职能是工业生产，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农民工就聚集在这类工业园，他们有着相似的生活和命运，男男女女都长着一副让人容易识别的打工仔面孔。上班期间，园区外的行人稀稀落落，一下班，马路上便川流不息，热闹非凡。各种生活垃圾随处可见，商店里多是些经济实用的商品，除几个大型超市，很难在这里看到属于大都市的各种“高大上”的产品。几十米一见的派出所报警电话提醒着每个人要随时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
这里的工厂待遇最后算下来都差不多。一个普工如果加班少，一个月就2000元左右，如果加班时间长，比如一天加班4个小时，就3000-4000元，一般不可能超过4000元。
工厂的底薪大都是1800元左右，这是根据深圳市新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设立的。深圳市从2014年2月1日开始执行每月1808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这也是全国最高的最低工资标准。所谓最低工资标准在某些私企就是工人的最高工资标准，很多小工厂甚至连最低工资标准也执行不了。
难躲的罚款
2014年2月20日，来深圳的第五天，我成为深圳市乐彩智能卡科技有限公司的一名正式员工。像很多厂一样，乐彩厂正在大量招人，进这种小厂做普工几乎没有门槛。
正式上岗前，公司前台拿了一份《新进员工协议书》让我签字。协议书中有两类词出现的频率很高，一类是带强制色彩的词，如“必须”，“必须服从”、“必须由主管或者经理确认”等;一类是处罚性的词，如处罚、扣、以……论处等。工衣与厂牌必须按要求穿戴，否则每次处罚10元;对扰乱秩序者一律按规定予以处罚;打卡后无故未到岗位者，经发现以旷工论处……协议书的用语无不彰显着厂方赤裸裸的强势和专制，但即使面对工厂如此苛刻的纪律和规定，工人也只能选择服从而无法协商。工厂的这些规定并不是一纸空文，宣传栏上经常刊登各种罚款公示。这些规定是工厂重要的管理手段。
封闭的劳作
我被分配到冲床车间。冲床车间放着六七台不同类型的机器，只有一位工人开着其中一台，他就是我以后的师傅。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原来冲床车间只有两名员工，两班倒，每人负责12小时的生产。
乐彩厂是生产各种卡片的，比如会员卡、广告卡片等。我在工厂的这段时间主要生产会员卡。一张会员卡有11道生产工序：胶印、加膜、磁条、定位、合成、冲切等。正在运转的冲床机就是对应“冲切”这个工序，它把一张大卡片切成25张小卡片。每切一张卡都会连续发出“噔、噔”的响声，强大的冲力使这种声音响彻整层车间。刚听到这种响声的时候还不觉得刺耳，但在车间工作几个小时之后，你就觉得这是种折磨了。
师傅长着一副老成的面孔，和他18岁的年龄极不相称。他做事勤快、踏实，但性格内向，在厂里少有聊得来的工友，总是一个人一边吃饭一边看视频。后来我才体会到这个岗位对工人性格的禁闭作用。40平方米左右的车间里不停地响着机器的噪音，除了六七台机器的陪伴，再无一人。车间的门关起来之后，这里犹如一个被隔离的小孤岛。一个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的人变得冷淡和沉默实属正常。
进厂第二天，师傅跟我说前一段时间冲床车间有一个工人受伤了。不久，师傅也发生了工伤，被一台烫印机压到了手掌，幸好伤得不算太严重，只对两个手指和掌背进行了缝针和包扎，没有落下残疾。整日都在操作机器，工伤并不是小概率事件，它是工人潜在的巨大威胁。
我每天的动作就是把一张大的卡片放到冲床机上切成小卡片。这样连续工作一个小时后，手依然习惯性地挪动，神志逐渐麻木。看着没有一点温情的车间涂墙和地面，看着每天雷打不动立在那个位置的冰冷机器，我觉得自己患上了车间恐惧症。
困顿的生活
我和其他工人一样，住在免费宿舍。宿舍的门很破，摇摇欲坠，已经失去了上锁的功能。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把钱包和手机放在枕头底下，有时候半夜醒来还得摸摸，检查这些东西是否还在。
宿舍如果住满的话可住8人，其实，我们睡的床铺很危险，上铺没有栏杆，很多床架的螺丝都已松动，用点重力就容易散架。为了让床架更加结实，我们把其中3个上下铺的床首尾并在一起，互相靠着牢固一些。
下班之后，宿舍楼里吵闹非凡。洗澡、洗衣服、打闹的声音交杂在一起，可见工人从车间解放出来的兴奋和粗犷。
6人中有4人没有钱吃饭。这不是夸张，而是事实。来工厂3天后，我就不敢在钱包里多装钱了，一般不装超过20元的钱，不是怕被偷或被抢，是怕被人借。刚进工厂没几天，就有3位工友跟我借钱，10元、20元。他们不会问你借很多钱，最多不会超过100元，主要用于吃饭、买生活用品、买烟等。后来我发现借钱的或者潜在借钱的人太多了，带来的几百元钱根本应付不过来。所以，第三位工友来借钱的时候，我只能把空空的钱包掏出来给他看。
我原以为工人聚集的地方物价应该比较低，可事实完全相反。这里物价不仅不低，而且高于很多城镇。我学校所在的北京房山区良乡镇，摆在菜市场卖的香蕉经常是一斤3元左右，这里随便一个水果摊上的香蕉都是一斤4.5元。工人在工厂外消费比较多的是快餐，这里10元钱的快餐是最差的，稍好一点的快餐得15元，一般的也要12元。
一些长期在深圳务工的工人介绍，每次他们工资上涨的时候，工业区的物价都跟着上涨，比如房租。他们实实在在感觉到的是工资不涨反降。好多年前，他们每个月也能拿到2000元左右，而现在物价翻了几倍之后，他们的工资也只是25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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