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研究探讨了在中国外卖产业的平台经济中，劳动控制和管理如何以及何时导致集体行动。作者提出了“平台架构”( platform architecture) 的概念，以研究劳动过程中控制和管理的技术、法律和组织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可变关系。通过对68个深度访谈、民族志数据和87个行动案例的分析，比较了服务平台 (service platform) 和零工平台 (gig platform)的平台架构，并考察了它们各自的架构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作者认为平台架构中的特定差异会分散或加剧集体行动。在服务平台内部，技术控制和管理产生工作不满，但法律和组织层面已包含不满，因此减少了集体行动的吸引力和空间。相反，在零工平台中，平台架构的所有三个方面都相互加强，不断升级的不满增强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并为动员集体行动提供了空间。因此，尽管由于工作的原子化，零工平台的快递员在集体行动中面临更高的障碍，但他们更可能认为自己的工作关系是剥削性的，并由此引发相关行动。
引言
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兴起，作者在此文中用平台经济一词来指代由数字平台推动和支持的经济活动。数字化平台是多边数字框架，塑造了各种参与者根据算法的应用进行交互的活动。随着平台经济的兴起，人们对其的社会经济后果也产生了担忧。学术界特别感兴趣的是平台经济的劳动控制和管理模式，尤其是算法控制和管理：依靠数据收集和算法来管理劳动力的各种工具和技术。与早期的白领工作数字化不同，平台经济中的算法控制和管理不仅涉及监视和评估工作绩效，而且还基于绩效指标自动分配任务。因此，考虑到劳动控制与抵抗之间的不确定关系，劳动本身是否可以从被动策略转变为协调策略是一个关键问题。基于以上见解，该研究意图探究劳动力控制和管理如何以及何时导致平台经济的集体行动。
方法与数据
作者研究中国的外卖平台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它在中国广泛的平台经济中的规模不断扩大，但学术界对此却鲜有关注。第二，关于外卖平台经济体中劳动过程的文献越来越多。分析中国案例可以基于对这一文献的见识并对此有所贡献。具体来说，作者研究了中国两家最大的食品外卖公司所拥有的配送平台。之所以只选择两家公司，是因为中国城市的外卖市场通常是垄断的， 每个公司都同时运营服务平台和零工平台，并且它们的运作方式相似。本项研究在2017年至2019年之间进行，当时市场已经成熟且稳定下来。
作者使用多种定性方法来收集和分析数据。首先，作者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对七个城市的30个服务平台人员和30个零工平台人员进行了深度访谈。作者招募了在采访时或前12个月内担任外卖员的受访者。采访问题包括基本的人口信息、就业历史、工作状况、与其他工人和主管的互动以及和集体行动的经历；其次，作者在2018年至2019年之间进行了在线民族志研究。作者加入了四个全国性的论坛，由外卖员使用的百度贴吧以及由他们组成的10个社交媒体群体，另外，作者还分析了有关集体行动的微博内容；第三，作者在重庆进行了实地民族志研究；第四，作者整理了一个数据集，其中包含2017年至2018年间中国外卖员组织的87起集体行动，这些数据来自专业新闻数据库(WiseNews)、搜索引擎、在线社区、微博、微信和《中国劳工通讯》。
结果
作者对平台架构的分析详见表2
结论
作者认为平台架构的特定差异会分散或加剧集体行动。在服务平台内，技术控制和管理引起工作不满，但是平台体系结构的法律和组织层面包含不满，减少了集体行动的吸引力和空间。相反，在零工平台中，平台体系结构的所有三个方面都相互补充，加剧了不满情绪，增强了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并提供了集体动员和集体行动的空间。尽管由于工作的原子化而使集体行动面临更高的障碍，零工平台的外卖员更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工作关系是剥削性的从而产生集体行动。这项研究有助于劳工、集体行动、组织与管理、经济社会学、社会法律研究和信息技术社会学等交叉领域的发展。
这项研究做出了三个主要贡献。首先，它提出了平台架构的理论概念来阐述技术、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法律和组织方面，以及这些不同控制维度之间的关系。因此，该研究补充了对算法控制和管理的现有研究，并阐明了这些不同的控制和管理维度共同作用、交互和塑造劳动过程的可变方式；其次，研究证明并解释了在不太可能的情况下出现的集体行动和团结。这项研究通过将劳动过程理论与社会法律研究和有关集体行动的文献相结合进行分析，因此该理论框架可以帮助分析平台架构的技术、法律和组织维度如何塑造集体行动的空间；第三，作者对平台法律设计的发现超出了员工与独立承包商分类的常规关注范围。这项研究表明，有必要研究相关平台和快递员之间合同权力的巨大差异如何加剧快递员的不公正感和剥削感。因此，它为有关契约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文献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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