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赵玉庆
我叫赵玉庆，祖籍山东掖县，后跟随父母落户辽宁沈阳。1965年正式进厂上班，是沈阳铁西区某机械厂的退休老工人。
刚进厂的时候实行的是厂党委负责制，依照《鞍钢宪法》来管理企业。简单来说就是厂党委领导一切，保证工厂不失控;厂长除了管理日常生产，还要下车间劳动;工人选出代表参与企业管理，监督干部不要搞官僚主义。我个人认为工人代表参加企业管理这一项是最好的，因为他是工人选出来的，在事关工人利益问题上有话语权。
转过年进入了文革时期，政治挂帅，按上级要求撤销了厂党委会，成立了工厂革委会。要求一手抓革命，一手促生产，同时还要批判“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按现在的想法，没有了奖金刺激，企业效率会下降很多。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厂不仅没停工，产量还增长了不少。原因就是企业内部分了两派，天天搞监督。不管是哪一派夺了领导权，都要落实好生产。要是搞不好，就被另一派揪了辫子。整个70年代，我们厂技术创新多，人人争着当先进。尤其是老技术工人颇受尊重，当宝贝一样供着，工资比厂长都高。
进入80年代，迎来了改革开放，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大概在1984年，企业管理制度来了个大改革，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要求工厂生产经营必须以厂长为中心，当出现重大问题意见不一致时，厂长有最终决定权。原先领导一切的厂党委会专门负责行政工作，不再参经营管理。这导致厂党委书记和厂长出现争权现象，很难协调。
这段时间还有两个显著的变化，一个是将70年代精简过的宣传、组织等部门重新建立起来，增加了很多管理干部;另一个是给工人发奖金，鼓励物质刺激。拿到好处的工人普遍认为厂长负责制是先进的管理制度，其改革方向也是利于工人群体的，根本没有想到以后会破产下岗。
到了1987年，又实行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给厂长定利润任务，并让厂长兼任厂党委书记，目的是杜绝争权现象。自此，厂长“人、财、物”大权独揽，可随意任免中层干部。原本负有监督责任的厂党委、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统统靠边站。就是在这个时期，企业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厂长和中层以上干部拿高奖金高工资，而工人拼死累活，工资奖金不多挣。
与此同时，受“利改税”和“拨改贷”的影响，我厂背上了银行贷款的包袱。而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低价倾销，严重挤压了我厂的销售市场。再加上企业还要负担工人医疗、住房、养老，一时间经济压力陡增。厂长为了完成任期内利润目标，便开始盲目上项目，去银行跑贷款。按说这些贷款应该用于生产经营一线，结果全被挪用了。一部分用于冒充企业利润，交给上级部门给自己添政绩;另一部分供厂长小团体吃喝挥霍发奖金。尽管工人有意见，但不管用。因为没有监督权。
这种损公肥私的现象不是我们厂独有的，而是形成一种行业潮流。贷款越多，说明厂长越有本事，反正不是自己的钱。其后果就是企业债台高筑，无法按时发放工人工资，进而陷入破产清算的地步。然而，企业亏损对厂长没有一点影响。他们大都是3—4年的任期，干不好就拍屁股走人，调到别的企业继续当厂长。当时有句顺口溜叫：“别看厂子欠着钱，厂长有辆大丰田”，就是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写照。
最惨的当属工人群体，企业破产清算，他们只能买断工龄下岗。几十年的工龄多则补偿三四万，少则补偿几千块。原本是以厂为家，现在却被扫地出门，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到寒心彻骨的痛。现在有些人把国有企业倒闭的责任扣在工人身上，说工人吃大锅饭，懒散磨洋工，这纯属污蔑。试问哪个工人会傻到砸自己的饭碗?
以上就是我经历的国有企业改革之路，当然并不具有普遍性。如果你的企业也经历如此，只能说是巧合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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