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工业中高度专门化的工人，构成了德国工人委员会运动中工厂领导者的实质部分。由于这一职业形象在1918年获得了社会和政治维度，我们有理由问：战前德国工业的结构是否产生了这种劳动力类型，以及这些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是否直接联系于他们对工人委员会体系的政治拥护。
战前德国机器工业尚未达到采矿、钢铁和电气部门那样水平的集中与合理化。它主要由中型企业构成，雇用1000至5000名工人，分布在德国工业主义的传统中心：莱茵兰-威斯特伐利亚、符腾堡、萨克森、柏林地区、汉堡地区、奥尔登堡和巴伐利亚。它是德国最新的工业部门。其最重要的产品是自行车、摩托车、机床、办公机器、缝纫机、工具和汽车。专门化并不十分先进。事实上，几乎所有自行车、后来摩托车的主要制造商，同时也生产办公机器和缝纫机。只有胜家(Singer)的德国分厂后来只成为缝纫机生产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一家已经取得垄断地位的美国公司的子公司。汽车工业尚未获得其日后的重要性。(在美国，这大约发生在1910-12年，但在德国，直到1924年才随欧宝而到来。)汽车生产在中型小企业中以小规模进行。发动机制造的辅助工业经历了显著的发展，并因迅速集中和合理化而变得自主。正是在这个部门，特别是点火装置的生产中，罗伯特·博世(RobertBosch)发了财。1913年，他已在斯图加特和其他较小的企业中雇用了4700名工人。这个使战前德国机器工业取得世界领先地位的部门，拥有一支异常熟练的劳动力。它雇用了许多专门技术员，其研发支出高于其他地方，并发展出一个极其活跃的营销机构。因此，工资也更高。博世是德国第一家引入八小时工作制(1906年)和免费周六(1910年)作为雇主让步的公司。正是在这个时候，德国见证了轻机械、精密工具、光学和电机学等工业部门的发展。如果我们追踪这些部门中企业的历史，我们看到它们取得了非凡的飞跃：正是这些企业为德国产品极高的质量赢得了国际声誉，从而成功地迎击了财力更强的英美竞争。这未必归功于德国单个资本家的企业家能力。相反，这是熟练劳动力非凡职业能力的结果，他们运用最先进的技术和特殊工具，并直接参与工作体系的改造。在这个部门，占主导地位的形象是工人发明家，甚至是与技师和规划工程师密切协作的工人。这种局面在德国的结果，是工具和机器工业的成功。于是，当德国农业和纺织工业正经历衰退和危机时，德国却在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农业机械和纺织机械。
让我们考察这些高度活跃部门中所雇用的工人：他们的金属加工要求极端的精确，他们直接参与改变产品结构和改造自己的技术。正是这一点产生了诸如德国航空工业那样的部门的成功，德国航空工业在1913年被视为世界领先。因此，在这些部门发现一整套家长式倡议和公司政策，诸如更高的工资、更短的工作时间、甚至利润分享(西德雇主在1950至1965年间要重新引入的工人要求)，似乎是自然的。单个资本家被迫付钱，以维持稳定的、熟练而专门化的劳动力队伍。他们促进职业贵族的结晶化，并力图尽可能减少其劳动力的流动性，尤其是在同一部门之内。后来，这些工业中有一些受到战争的极大刺激。于是，例如耶拿的蔡司(Zeiss)和另一家大光学公司莱茨(Leitz)，由于生产一切瞄准仪器的政府合同而壮大，而博世在生产现代军事小装置所需的发电机和电磁设备方面也是如此。光学工业主要位于符腾堡和萨克森，而轻机床和电机工业则逐步集中于柏林周围。
工人委员会运动恰恰在那三个地区获得最显著的政治和管理特征，这绝非巧合——即机床、电机和光学工业更为集中的那三个地区，即在整体劳动力中高度专门化工人的占主导地位的地区。¹这些机器和工具工业中高度专门化的工人，具有高水平的职业能力，从事精密工作，对(手工的和机械的)工具都极其熟悉，并与技师和工程师一起工作、改造工作过程，在物质上最容易接受工人委员会这样的政治-组织规划，即工人的生产自我管理。如果没有一支与工作过程技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具有高度职业价值、天然倾向于强调其"生产者"职能的劳动力队伍的存在，工人自我管理的概念在德国工人委员会运动中就不可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吸引力。自我管理的概念把工人描绘为一个自主的生产者，把工厂的劳动力描绘为自足的。它只看到工人与单个雇主或公司之间的关系，并且不信任广义上的"政治"，即组织与权力之间、政党与革命之间的关系。职业结构与决定性政治-意识形态态度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必须强调它，既因为德国提供了最实质性的例证，也作为对那样一些人的提醒：他们热衷于关于"阶级意识"的混乱而不着边际的讨论，好像后者是一种精神的或文化的事实。此外，虽然自我管理要素是最重要的，它并未穷尽作为革命实践和规划的德国委员会现象。它只是构成了它最典型的特征。
德国运动的另一个特征，直接联系于第一个，是技师对它的几乎完全的拥护。在这个情形中，机器工业内劳动力的物质地位也导致了一种特定的政治选择。当时，技师和工程师还不是剥削科学组织的职能者，因为泰勒主义只在战后时期才被德国采用。然而，德国公司一般具有一种高水平的行政-官僚组织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工业繁荣，主要归功于两个客观条件：最先进技术和研究的运用(所积累的专利数量是巨大的)，以及官僚-行政机构的极高效率。这因基本基础设施的存在而成为可能，诸如比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组织先进得多、衔接得好得多的组织，大学研究与工业应用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普鲁士官僚——无论在俾斯麦之前还是之后——典型的行政效率传统，这种传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工业繁荣时期扩展到公司层面。根据工程师们为工人委员会运动所写、并在其报刊上发表的报告，我们知道德国公司的行政-官僚组织非常有效率。在同一时期，白领就业的增长高于蓝领工人。传统上，德国官僚一直是上级命令的忠实执行者。这在技术制约的技术-文书劳动力的执行地位中仍然如此。除了其物质地位之外，当时的机器工业在公司中产生了整个劳动力的一种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在适当的时候(并且在短时间内)转化为一种政治统一。在所描述的这种企业类型中，寻找一个拥有决策权、位于所有者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管理阶级是荒谬的。尽管极其活跃，从这个角度看，德国机器工业相对于福特主义所代表的工业和技术发展阶段——即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工业——具有一种"落后"的结构。那支以高度职业价值为特征的劳动力和那个具有先进技术结构的企业，根本不构成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先锋。对此有一个异常权威的证词，来自亨利·福特本人，他在自传中轻蔑地看待那类机器企业，声称当他即将引入传送带和装配线时，机器工业代表了在生产过程组织和资本有机构成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方面最静止、最落后、最无反应的部门。通过抵抗福特的革新，德国机器工业表达了对一种特定劳动力的全面捍卫，从而也是对一种特定"劳动贵族"的捍卫。这种抵抗同样由单个雇主、技师以及工人提出。这种不断推出新产品、在经过或长或短的实验和规划时期之后开始着手成批生产(但不是大规模生产)的中型机器企业，恰恰在其基本劳动构成上注定要被福特主义扫除。福特的革新不只是机器的质变，而是从长远看，意味着那种与机器、工厂和技艺相连的工人的逐步消亡。机器工业中高度熟练的工人，要让位于非熟练的、无根的、高度流动的和可互换的现代装配线工人。因此，重要的是牢记，在德国"劳动贵族"成为"革命先锋"之前，在它经受严峻考验之前，它就已经在客观上被资本主义先锋们注定要消亡了。
福特主义不仅以大规模生产工人取代了手工匠人、或"劳动贵族"，深刻改造了劳动力的内部结构：它还大大改变了工资的结构和劳动(及资本主义)观念。对泰勒来说，工资是直接联系于单个工人在企业中的地位的激励，符合泰勒哲学典型的个体主义和原子论方法;对福特来说，工资成为收入的普遍率，要与体系的动态结合起来使用。它成为要注入一个计划性发展框架之内的资本的普遍率。1911年，福特的思想还是单个企业家的光辉革新。直到工厂权力关系被全面推翻的威胁、即工人委员会对集体资本的威胁出现，它们才成为集体资本的策略，或凯恩斯式的"收入革命"。这种威胁，并不是由于新工业秩序的具体规划特别先进、也不是由于工人委员会运动主要以劳动贵族为基础——即引发了计划性阶级整合进体系的失败——而产生的结果。这种威胁是由于它是一个国际性的阶级运动。它是由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在历史上第一次力图扭转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趋势，无论是在落后部门还是在先进部门，无论是在工厂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不是其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或社会学的性质，而是其国际性质，构成了工人委员会运动的革命特征。它是一场世界范围的1905年，在这场运动中，只有最薄弱的环节断裂了。
为了在政治上重建工人委员会运动，我们必须追踪国际劳动斗争的周期，以及资本主义内部的阶级构成。让我们回到德国的例证。关于技术熟练劳动力结构及其地理分布的讨论，是绝对不充分的，而且有变得不正确和误导的危险，除非我们首先考察德国的政治阶级构成。资本的落后未必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落后。如果在分析政治斗争时，我们保留通常的区分——先进(美国、英国、德国)与落后(俄国、意大利)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就冒着制造混乱和图式主义的危险。从主观组织的角度看，俄国的斗争性质与别处一样先进——如果不是更先进的话。而在1904-06、1911-13和1917-20这些时期，虽然我们面对的是先进和落后地区高度不平衡的资本，我们在所有国家都目睹了一种极其同质的政治阶级活动。于是，我们可以谈论始于1904-06时期的一系列国际斗争周期。这第一个周期的特定特征是清楚的，即便在时间上难以定位。它是导致暴力和起义行动的大罢工。这在美国得到最好的例证。从1901年开始，一系列暴力的大罢工震撼了整个美国工业结构。这些斗争以其中心、其阶级极位于落基山矿工，主要扩散到钢铁、纺织和运输工人之中，但首先是建筑工人。1905年，在这个周期的顶峰，当苏维埃正在俄国出现时，在美国成立了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美国有史以来最激进的无产阶级组织，在非裔美国人运动兴起之前唯一的革命阶级组织。今天，关于IWW，有很多可以言说和学习之处。尽管它的许多积极分子是从东欧和西欧移居来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IWW不能被清算为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美国对应物。
IWW中如此异常现代的是什么?尽管它以一个旧的阶级核心——西部矿工联合会——为基础，IWW的功绩在于它力图按照美国无产阶级的内在特征来组织它。首先，它是一个移民无产阶级，因此是各族裔群体的混合，只能以某种方式组织。其次，它是一个流动的无产阶级：因此，它不仅完全反对认同任何特定任务或技能，而且反对与单个工厂的任何联系(即便只是为了接管它们)。IWW成功地具体地辨识了社会工厂的概念，从而力图利用一种以流动性为基础的斗争所允许的、非凡的沟通和协调水平。IWW成功地创造了一种绝对原创的鼓动者类型：不是几十年在单个企业或无产阶级街区里打洞的鼹鼠，而是一种在无产阶级斗争的洪流中游泳的鼓动者，从巨大的美洲大陆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计算着斗争的地震波，从而在组织大会去建立姐妹组织之前，就成功克服了州界并扬帆越海。沃布利(Wobblies)对运输工人和码头工人的关注，他们不断打击作为国际市场的资本的决心，他们把流动的无产阶级——今天就业、明天失业——感知为社会不服从的病毒、作为"社会野猫罢工"的代理人：所有这一切使IWW成为一个预见到当今斗争形式的阶级组织，却又完全独立于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传统。IWW是从马克思的第一国际到后共产主义时代的直接联系。
本世纪头二十年美国罢工的暴力和连续性，表明马克思三十年前把"他的"国际总部迁往纽约的直觉在政治上是多么正确。要定位这些斗争的顶点是困难的。然而，这一周期的轨迹大致类似于欧洲的和俄国无产阶级的轨迹。1905年芝加哥5000名车夫的那场斗争，导致与警察的冲突，付出2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代价，仍令人难忘。1904年，意大利的第一次总罢工也发生了。²1905年1月3日，普梯洛夫工厂工人罢工，俄国1905年革命开始。³在那一年头几个月，德国矿工的大罢工在布鲁赫街煤矿爆发，并蔓延到整个鲁尔。在德国这场斗争之前，1903和1904年曾有纺织和造纸工人的罢工。这些罢工涉及在最恶劣条件下劳动、领取最恶劣工资的工人。在造纸工业中，工伤致残的百分比最高，而著名的德国工会几乎不涉足造纸和纺织工人：这些工人直到1919年、君主制被推翻之后才获得他们的第一份合同。罢工是自发爆发的，与1905年矿工罢工的方式一样。
在战前德国的阶级构成中，鲁尔矿工代表了最先进的部门。这个工人阶级核心也许是唯一能够在其进入斗争时启动整个社会织体的。在这方面典型的，是1889年那场自发而突然的罢工，它立即变成了大罢工。那时工会已经在最后时刻才介入。面对工会的契约和组织上的无能，以及煤矿主们顽固的抵抗，德皇和俾斯麦不得不直接干预，以结束这场斗争。矿工们曾迫使雇主接受他们的一切要求，除了最重要的一项，即包括进出坑道时间的八小时工作制。事实上，1905年的斗争恰恰以这一要求开始。由于不断的开采，矿井变得更深，下井和上井所需的时间翻了一番。
采矿危机迫使约9000名矿工离开该地区，矿工疾病大大增加，但最重要的是，矿工们无法容忍工头的存在。1889年的大打击在组织层面代价特别高昂(只有40%的矿工是工会会员)之后，工会最初力图把斗争地方化。但罢工迅速蔓延：十天后，22万名矿工在罢工，而该地区矿工总数为27万。这些要求被煤矿主们以他们惯常的傲慢所拒绝。不被容忍的，是对"这里我是老板"(Herr-im-HauseStandpunkt)这一原则的质疑。德国矿工罢工为工人委员会时期的伟大斗争定下了步调。有两件事很突出：斗争的非暴力(连资产阶级报刊都称赞工人的有秩序行为)，以及关于工作场所权力关系的要求。俄国、意大利和美国斗争的极端社会性，对应于仍指向特定部门中单个资本家或资本家群体的要求。这意味着德国矿工必须首先在生产场所挑战阶级权力，即即使在最先进的阶级极中，我们也遇到把颠覆活动锚定在生产场所的同一特征。有意思的是注意到，真正的对手再一次是由国务秘书波萨多夫斯基伯爵(CountvonPosadowsky)所代表的政府。作为俾斯麦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忠实追随者，伯爵立即颁布了立法措施，实质性地满足了矿工关于工作时间的要求，并在雇用超过100人的矿井中设立了"劳动委员会"。这一制度比意大利类似的"内部委员会"早很短时间。在政府的整个行为中，容易辨别出后来重现的特征。在德国，集体资本的利益由国家、或在1918年由社会民主党来保护。1905年，在工厂中引入劳动代表的倡议来自资本。它远非任何类似共同管理的东西：它们只是旨在处理地方纠纷、防止其爆发为可能最终导致总斗争的公开斗争的机构。同样，在革命压力下，1920年的社会民主党联合政府以企业委员会法(Betriebsraete)来干预，反对那些旨在把工厂中一切权力交给工人委员会的社会化方案。⁴
鲁尔罢工并未结束德国大罢工的时期：1906年1月，一场总政治罢工瘫痪了汉堡的工厂和港口——卢森堡把这场罢工界定为"起义的总演习"。⁵然而，在1905年之后的岁月里，一系列部门经历了扩张，来自鲁尔的20万矿工的压倒性存在，主要通过柏林地区、莱比锡-德累斯顿-开姆尼茨三角地带、符腾堡以及汉堡、基尔和不来梅等港口附近地区大规模工业中心的建立而得到平衡。于是，在1917-20时期第三个关键斗争周期中，这些其他的阶级极将开始斗争，先是柏林和港口，然后是萨克森，最后是鲁尔。
再从政治阶级构成转到劳动力结构，必须强调，鲁尔矿工和熟练机器工人共享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要素，尤其是在资本有机构成改造的问题、以及在资本主义发展所必需的革新过程方面。矿井劳动不易机械化。不可想象在短期内，机械化这样的技术解决方案能够从根本上改造采矿的职业结构，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换言之，煤钢主们意识到他们必须与那些工人共处，因为鉴于充分就业的局面，他们无法以不同类型的工人来取代他们：因此，福特主义的解决方案在矿井和钢铁工业中不易适用。同样，机器工业的雇主想要保住自己的工人，倾向于家长式解决方案，以创造特权孤岛，无论是从规范角度还是从工资角度。无论是煤钢部门中权威而傲慢的主子们，还是机器部门中开明而家长式的雇主们，都无法在短期或长期内规划一种不同于他们正在遵循的劳动力政策。换言之，这两个部门的特定发展水平，对资本家的活动自由施加了非常僵硬的绝对限制。这些雇主本可以修改资本主义政治的一切其他方面，诸如改善其企业的财务结构、加速集中、改善技术结构和使用中的技术、寻找新市场、创造新产品、与工会和政府合作、显示更多的企业家活力、支持或反对与政府的社会民主外部合作，等等。然而，即使他们做了这一切，他们也无法对劳动力的结构性质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它表明德国工业体系的僵化，是使整体劳动力成为一个自变量的要素之一，以致仅凭其纯粹的客观持久性，就对德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以上论述旨在纠正这样一种解释：从委员会自我管理方案的改良主义性质出发，力图否认斗争真正的革命意义，除非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复兴的意义上。如果这一论证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并且有可能从中得出关于工人斗争的结论，那么历史修正、或毋宁说该论证的历史规定，使我们得出结论：战后运动具有颠覆性质。一个仅仅重复工厂中集体劳动力结构的劳动组织，只在与生产者的地位和职能中对待工人，在其总体要求中仅仅力图使工人保持其在工厂中的原样，这样的组织对德国资本来说会是一个致命的组织：最终它会通过从体系中拿走灵活性这个要素——这种灵活性对于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改造来拯救资本主义发展是至关重要的——而阻断其活动的可能性。这种瓶颈正是意大利资本主义在法西斯主义之前以几乎同样的方式所面对的。因此，一个运动的革命意义，必须根据特定局面中历史地规定的发展阶段来计算。德国资本无法在十年或二十年的短时期内改变劳动力结构、工资结构和资本有机构成，这使它面对选择与替代方案的匮乏，这种匮乏转化为甚至在1918年革命浪潮之前、或毋宁说经由纯经济手段的发展、或经由劳动斗争的改良主义结果而获得的解决方案的无力。为什么连工人委员会这样的社会民主组织结果在德国也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德国社会民主党无法找到体系政治危机的改良主义解决方案，而不得不把自己呈现为压制斗争和工人委员会组织的单纯工具?为什么191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不得不抛弃考茨基而选择诺斯克(Noske)?社会民主党与压制这一对组合，即社会法西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是对如此高水平的颠覆性斗争的恰当回应。为澄清事情，让我们考察美国统治阶级在1904-05斗争所引发的危机之后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大大促成美国胜利的资本主义回应的要素之一，是职业和劳动力结构的根本转变。从1905年到1914年，美国接收了不下1000万移民。不难想象这一大批次无产阶级在劳动储备和职业结构方面意味着什么。德国存在的50万外国工人(大多是意大利人和波兰人)与这个数量相比是很少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福特天才的重要意义，以及他关于先进机械化和相对于消费组织工资的规划的战略结果。但福特主义的解决方案仅仅使作为唯一出路的暴力反革命在美国成为不必要。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大规模改造，福特主义也能够带来劳动力职业结构的重大变化。福特的装配线工人与德国机器工业中熟练工人非常不同。他的可互换性本身(他可能是一个刚上岸、还不会用英语说"工资"的意大利人)使他鄙视那种对单个工厂的依恋，这种依恋仍然是那个在德国给工人委员会运动以生命的社会形象的典型，其假设是自我管理足以创造社会主义社会。
于是，在德国情况不同。体系的僵化缩小了活动余地，连伯恩施坦式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也构成客观的危险。后者、而非德皇的"权威主义"，是它在战前没有被政府收编的原因。体系内部的这些瓶颈，迫使德国资本强化已经固有的、向国外市场侵略性扩张以克服危机的趋势，从而产生了列宁在他关于帝国主义的册子中所精彩描述的那些资本主义间冲突。如果社会民主党(SPD)想加入政府，它就必须拒绝任何中间方案，完全接受社会帝国主义。这发生在1914年，随着社会民主党团批准战争拨款。但即便在这件事上，事情也不像劳工运动官方史学以其社会民主"背叛"主题所描绘的那样简单。⁶
在参照国际工人阶级关键方面对1905年作了这一概要分析之后，关于1911-13时期的斗争周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同样的核心发动斗争并启动各国的工人阶级。只回忆几个日期：1911年，西弗吉尼亚煤矿工人罢工，以及劳伦斯纺织工人那场难忘的斗争(即便在那时，也有针对IWW积极分子的镇压浪潮);1912年4月4日，俄国连纳贵金属矿工的屠杀;那年6月，列宁写了他关于俄国"革命复兴"的文章;1912年，德国鲁尔矿工的第三次大罢工。
这一次斗争发生在一个大活动时期，并且是在钢铁和煤炭主们签署了一项协议之后，该协议使单个资本家承诺四年内拒绝雇用任何因政治-纪律原因被同一部门其他雇主解雇的工人。在德国，罢工者从1910年的155,000人，到1912年的400,000人，再到1913年的250,000人。这是工人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会的时期。工会会员从1910年的180万跃升到1912年的230万。这是世纪之交以来的最高数字。但工人在使用工会时，并不对组织搞任何拜物教。举例说明，1911年，社会主义工会的钢铁工人会员为133,000人;比1910年增加了40,000人。但1912年离开工会的会员人数高达67,000人，即75%的负流动性。四分之三的会员是新会员。必须引用这些数字，以破除德国工人对组织拜物教的传说：每有一个会员留下，就有三个离开。此外，钢铁工人工会以133,000名会员，只组织了该部门所雇劳动力的25%，而在1905年，它组织了7%。如果我们看那几年的罢工数量，很快就会意识到，这些斗争的绝大多数是自发的。
国际劳工运动中的理论讨论
世纪之交的十年，是国际劳工运动内部激烈而热情的理论辩论时期。显然，这里不可能处理每一个中心主题。我们将只分离出少数几个，特别是那些与工人委员会运动的讨论和政治规划相联系的主题：自发性与领导之间的关系、策略与战略之间的关系，以及工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这些是斗争在劳工运动三大潮流——修正主义、革命派和无政府工团主义——之间激烈展开所围绕的主题。由于主要讨论了俄国、德国和美国的斗争，我们将只触及伯恩施坦、罗莎·卢森堡、丹尼尔·德莱昂和列宁的思想。要记住，关于这些问题的几乎所有基本著作都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前写成的。
在《新时代》(NeueZeit)的一系列文章和他那部主要著作《进化社会主义》中，伯恩施坦触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他主张，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必须从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来看。从这个正确的观察出发，他得出了一系列后果，使劳工运动失去了关于夺取政权的阶级视角。除非我们记得他的出发点是正确的，否则不可能理解他的著作为何激起如此大的动荡。从中，伯恩施坦得出两个后果：1)劳动斗争，被构想为经济斗争，支配政治斗争，以致工会高于政党，斗争形式必须排除群众示威，以便在具体讨价还价纠纷的领域内运作;2)政治斗争必须专门处理劳动力经济力量的增长，并且被限于为这种增长创造一个制度框架。伯恩施坦的立场失去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并原封不动地留下了现存的权力结构。然而，它超越了第二国际先前立场典型的宿命论、决定论和机械论。伯恩施坦的立场是作为阶级运动一般理论的"经济主义"。然而，正因如此，它蕴含一种活力和立即适用的可能性，德国大劳工组织的领袖们立即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绕过党内大祭司们(考茨基)的犹豫和保留、以对正统的偏离而把这些活力和可能性据为己有。由于德国组织在第二国际内所承载的分量，工会主义者对它的立即接受，给了伯恩施坦的学说以立即的流行和传播，即使在某些国家，工会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理论的强烈影响，这些理论无论如何与伯恩施坦主义共享对"政党"组织的拒斥、或对其的超越。德国工会与社会民主党的正式分离发生在1903年。实际上，这不过是工会宣布自己独立于政党而已。显然，对革命者来说，政治要素、或劳动斗争中"政治化"因素的重要性，在挑战伯恩施坦时变得根本。有必要重新引入战略视野，同时制定一种组织类型或决策中心，能够牢固地把策略和战略维系在一起。然而，这必须强调自发性，作为对工会在个别行动(日常策略)和其总体路线中控制斗争进程的制度可能性的挑战。但提及自发性，无异于诉诸一个曾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战斗口号的字眼。有必要把"自发性"这个词从其无政府内容中解放出来，把"政治"这个词从其官僚和非战斗的意涵中解放出来。到那时，不仅工会领袖，而且社会民主党领袖也开始接受伯恩施坦的视角。最重要的是，有必要谈论工人，不是作为劳动力，而是作为自主的政治阶级。要以政党组织的多数、或以更精妙的论战论证来赢得这场理论-政治辩论，是困难的。所需要的，是一个关键的政治事件(阶级事实)来投到天平上，而对所有革命者来说，1905年恰恰就是它：战胜修正主义的视角。
对伯恩施坦的最初革命回应，先于1905年而来。它们始于卢森堡和她1898年的小册子《改良还是革命?》，它一劳永逸地界定了工会活动的特定领域及其制度范围。根据罗莎·卢森堡，这种活动"在本质上限于[旨在]根据市场条件来调节资本主义剥削"的努力，并且"绝无可能影响生产过程本身"。⁷然而，她强调，工会的经济活动如何能够导致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窒息，从而为体系危机奠定前提。正是在这一点上，政治的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必须重新以新的活力展开。关于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关系，卢森堡这样说："事实是，工会最不能对利润发动经济攻势。工会不过是劳动力对利润攻击的有组织防御。它们表达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经济压迫所提供的抵抗。"⁸工资与利润之间的斗争"不是在天空的蔚蓝中进行的。它是在工资规律的明确界定的框架内进行的。工资规律不是被工会活动所打破，而是被它所应用。"⁹
尽管卢森堡的论证在破除和揭穿伯恩施坦的理论方面很重要，但与所有纯然破除性的论证一样，它遗漏了太多东西：它本质上是消极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罗莎理解到，伯恩施坦主义已使革命路线以及政党理论都陷入危机。伯恩施坦最成功的口号之一是"政党什么都不是，运动才是一切"。在它得以发展的语境中，这个口号意味着放弃一个严格结构的政党，转向一个意见的政党。然而，这个口号有迫使组织面对重新审视其与群众运动关系的问题的功绩，其途径是抛弃党内生活所造成的拜物教偏差。伯恩施坦在政党生活和自足的组织成长的官僚规划中引入了一个动态要素。他另一个受欢迎的口号是"经济万岁，打倒政治"，非常让人想起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口号"警惕政客!"(méfiez-vousdespoliticiens!)罗莎·卢森堡感到，她对社民党路线和工会的批评，可能支持那些旨在消除政党、或任何政党——新的或旧的——的理论。尽管掩盖得很好，这会增添无政府工团主义自发主义观念的一种修正主义版本。另一方面，她既不愿放弃她对官僚制的批判，也不愿放弃她对自发性的积极评价。但难道她的反官僚论战不正是似乎支持那些批判政党组织和政治本身的人吗?难道她对自发性的积极评价不正是似乎支持无政府的自发主义吗?
这类考虑使卢森堡提出一个中间方案，这使她走向列宁所谓"作为过程的组织"和"作为过程的策略"的理论。事实上，在她1904年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中，她重申群众超越政党¹⁰这一观念，同时强调旧组织的一切并不是都要抛弃。¹¹在阐述她的政治-组织路线时，卢森堡不得不考虑到革命潮流在德国不得不行动的、即在社民党内部"从内部瓦解"的条件。于是，她的社会学努力旨在定位党内那个基层干部阶层，由于其出身和准备，他们能更好地汲取自发性的教训，并理解在组织之外或独立于组织而发生的斗争的趋势和方向。只有一场新的革命爆发才能澄清党内的情况。事实上，她在1904年立场中的某些保留在1906年被放弃，这并非偶然，那一年她写了《大罢工、政党和工会》，给出她对1905年俄国-波兰大罢工的分析。在那里，她提出了关于其领导和组织的最重要问题。然而，她的提议仍然过于笼统。¹²它们本质上是维持与自发性正确关系的规范。它们不包括关于如何组织和领导自发性的精确指示。罗莎再一次发现自己被夹在组织社会学与政党理论之间。¹³领导权仍然留在以工厂为基础的党内干部手中。事实上，在她对俄国罢工的分析中，她以强调的方式引用彼得堡工会的报告，作为组织-领导的典范。卢森堡思想的这些局限，不应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几乎所有给工人委员会运动以生命的工人和青年干部，都在她的著作中找到了其根本的实践-理论取向。对于刚入党的新一代工人和知识分子来说，1905年俄国的经验是决定性的。社民党的"左派"对他们施加了强烈影响，既通过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Liebknecht)在青年组织中发挥的领导作用——这个青年组织后来成了如此一个异议中心，以致不得不被解散——也通过罗莎在中央干部学校中的显要地位。
卢森堡1906年文章的另一个重要点，是她对德国阶级构成的最终分析，这并非偶然地从矿工开始，即从她所谓矿工的苦难开始。在强调大罢工中斗争的社会性时，她指出了工人阶级、穷苦无产阶级和次无产阶级之间政治统一的重要性。
由于对列宁来说，自发性是开始讨论政治组织的最低而非如卢森堡那里最高的斗争层次，《怎么办?》的作者发现自己已经越过了罗莎仍然陷于其中的一系列问题。这里不对列宁的小册子作详细分析，我们只概述某些理解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工人委员会运动之间深刻差异所必需的要点。
A)由于一切组织讨论都服从于政治路线，列宁从要求对理论的重新评估开始，以避开"经验主义行动主义"的陷阱。于是，他尽可能精确地划出伯恩施坦主义或经济主义与革命假说之间的分界线。最后，他处理领导与自发性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指责经济主义屈从于自发的斗争。
B)遵循考茨基的表述，他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负有从外部带来社会民主意识的任务，因为这种意识不会在工人群众中自发产生，工人群众的自然倾向是走向工联主义。¹⁴
C)从恩格斯把经济斗争和工会斗争界定为"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出发，列宁勾画了工会与政党之间的制度界限。工会要与给定部门中的单个资本家作斗争，而"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不是在其与某个雇主群体的关系中，而是在其与现代社会中一切阶级、与作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的国家的关系中。"¹⁵因此，政治鼓动和揭露的任务，不仅必须扩展到工人的经济斗争，而且扩展到一切可能的领域。
D)恐怖主义也是一个错误，因为它对自发性的政治组织和领导毫无助益，相反，它明确地放弃了它们。
E)列宁似乎最广泛地处理了秘密组织的技术方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原始主义"。他首先强调他所认为的专门政治方面，与作为其部分——即使是最"本质"部分——的鼓动和对劳动斗争的干预相对立，并建议一种与德国社会民主类似的、多面向而衔接的政党活动。
F)《怎么办?》的意义在于列宁以极端坦率处理了诸如知识分子和工人的职能等问题。¹⁶尽管列宁在这部著作中没有明确陈述，最引人注目的是中欧革命潮流相对于俄国经验的巨大理论鸿沟和历史落后。在列宁1920年为布尔什维克党历史所写的简短纲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他指出早在1902年，他和他的朋友们就已带着某种超然，注视着欧洲新左派的最初表述，它仍纠缠于俄国经验已经克服的问题。对卢森堡的战术支持，无法掩盖主要关于政党观念以及领导与自发性之间关系的严重分歧。直到1918年，列宁都把自己限制于清算伯恩施坦式的机会主义。后来，在苏维埃政权巩固之后，他得以处理潘涅库克(Pannekoek)、多伊米希(Daeumig)，以及间接地处理罗莎的作为过程的组织理论，他再一次把它视为对自发性的屈从;视为政党与自发运动的同一;视为政治化工、斗争工人与职业革命干部之间的混淆。
G)有一件事特别清楚，即，例如，一个工人要对工厂斗争、或对他所实际组织的斗争有正确看法，并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通过成为行动少数派并制造出一个布尔什维克干部，来颠倒体系在生产中分配给个体的社会职能，这并不充分。另一方面，卢森堡式的组织代表了一个行动少数派的协调网络，它最终能够推翻阶级组织中改良主义的领导。
但这就是列宁与罗莎之间的一切差异吗?到目前为止，我们已把它归结为最骨架的形式，而我们未能把握列宁立场的另一个关键要素：即行动少数派网络与职业革命者网络之间的区分，只是一个关于阶级斗争历史阶段、因而自发性不同发展层次的问题。问题不在于否认行动少数派的职能以支持职业干部的职能。相反，两者都必须被视为运动成长层次的表达：前者比后者更落后。如果是这样，是否存在决定运动成长的规律?是否可能表述一种政党的科学理论?列宁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这一理论的科学性，完全是分析既定历史时刻阶级之间权力关系的正确程度的函数。问题不在于偏爱一种组织结晶胜过另一种，而在于评估斗争所达到的精确层次和政党的发展阶段。大罢工、政治罢工和起义罢工之间的区分本身，是自发性、斗争组织和阶级之间权力关系三个不同层次的一个实践例证。而如果有什么规律，它们就在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中：在失败的革命中。正如堤坝的建造总是以潮水所达到的最高水位为基础，政党的科学必须从理论上把握迄今所达到的一切斗争和组织层次，以便既重新获得它们、又同时克服它们。每一个新的、更先进的斗争层次，都有资本主义体系的一次重组与之匹配，作为对阶级对抗的辩证回应。因此，政党的科学总是要通过资本主义组织所达到的历史层次来衡量。革命假说力图从理论上预期那些必须在实践中促成的斗争阶段。然而，即使是最好的假说，也会被未预见的斗争层次所超越。列宁1905年随着苏维埃在政党发展的苏维埃阶段的兴起而发现自己所处的局面就是如此，那时工人阶级把自己呈现为"权力"。关于列宁与卢森堡在集中化和少数派异议权利问题上的论战，已经说了很多：在劳工运动史学中，卢森堡被指责为倒退的民主主义，或她被反斯大林主义群体所颂扬，说她已经预见到反对压制性和机会主义官僚制的斗争。这场论战主要被左翼社会主义者以反革命的方式利用。也许，所有这些史学都应该被抛弃，以便更好地把握卢森堡立场的意义。尽管与俄国-波兰经验强烈相连，她发现自己面对的问题是在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以群众为基础的政党如社民党内创造一个革命派别。罗莎意识到，仅仅依靠政治和少数派手段、而不颠倒阶级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就不可能把劳动斗争的领导权从社民党的机会主义政治手中夺走。她意识到，在德皇威廉德国这样一个冲突性社会里，这无法用列宁的手段来完成。此外，她充分意识到"工人与政治"之间、斗争中的无产阶级与职业政客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这不仅仅是限于法国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现象。在IWW成立大会上，海伍德(Heywood)高呼"人人都进IWW!把政客赶出去!"罗莎·卢森堡意识到，工人阶级内部的政治组织，只有由政党的工人干部来实现，而在颠覆性斗争中，只有他们能够防止彻底的工人控制(operaismotoutcourt)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完全断裂。只有那些干部能够击败工会渐进主义和议员及领薪职员的改良主义机会主义。但她也许没有意识到，在那一点上，问题将在于打破工会而不是政党。
与列宁以及第二国际时代所有欧洲政客一样，罗莎认为工会是神圣的，并翻来覆去地重复，即使是最机会主义的欧洲工会，也仍然是"工人阶级"组织，而不是像美国冈珀斯(Gompers)工会那样的一伙匪徒。于是，罗莎想要创建的派别，本质上是与工厂斗争紧密相连、并以一种与工会关系暧昧的政治工人干部网络。对列宁的座右铭"先政党，后革命"，她回答"先工人对政党的控制，后革命"。对卢森堡是政党社会构成的问题，对列宁则是纲领或政党政策的问题。对列宁来说，工人的革命领导要通过把积极分子拴在这个纲领上、从而以集中化来纪律化他们而获得。罗莎和列宁对两种不同类型的工人阶级说话：他们反对两种不同类型的改良主义。
在美国，组织一个政治劳工运动的条件显著不同。我们必须在这种光照下评估德莱昂的立场和IWW的实践。然而，德莱昂与IWW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澄清。尽管他被视为运动的意识形态家，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预见工人委员会组织的人，德莱昂实际上在IWW内占据少数地位。事实上，在其成立三年后，他作为政治政党的领袖被IWW开除。在底特律，他成立了另一个IWW，日益屈服于运动的现实——尤其是在政治斗争问题方面——并逐渐远离任何类型的选举路线。他在欧洲革命领袖中的名望——这使他在革命后赢得列宁的敬意——可能是由于他的路线与欧洲局面的更大亲和性。然而，他主要的"理论"贡献，恰恰是在他拒斥第二国际的路线和传统、以处理美国阶级斗争的强大现实时作出的。
不可能把美国企业家阶级的成熟及其生产组织阶段与相应的欧洲相比。美国面对的是劳动力大规模直接进入生产劳动。最大的努力集中在工作组织上：一个有效率机构的一切技术工具都已具备。人道主义的矫饰和权威主义的傲慢，对美国资本家阶级来说完全陌生。它是一个群众过程，不仅仅限于少数工业孤岛。这样一个社会似乎没有任何生产或制度落后的残余。与欧洲局面不同，工人与所有者之间、工人阶级与社会所有者之间的斗争，并没有被政治制度的屏障所隔开。一种极高水平的社会合作、对社会劳动分工的全球处理、把冲突转化为合理化和发展的无穷能力、直接由生产机构对劳动力施加的、摆脱工会主义中介的控制、对群众流动性的政治利用：所有这一切赋予美国体系引人注目的特征，以致把欧洲降为一个讨厌的省份的角色。一切政治和公民自由都被归结为唯一一种资本主义自由——工作的自由——导致工厂与社会之间的完全同一。因此，在传统代表和中介意义上的政治空间被大幅削减。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正面工人斗争的压力之下。
德莱昂著作的原始主义、肤浅或明显，与如此多欧洲领袖的自命不凡的喋喋不休如此不同，是一种欧洲的扭曲。德莱昂、以及在他之前领导IWW的"劳工"鼓动者们，非常明白在那种局面下，一条革命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必须采取特定的群众特征，因此，先锋的制度化是完全成问题的。作为通过等级渠道发布命令的军事组织来理解的集中化领导，更不切实际。事实上，领导与自发性之间的关系被颠倒了，因为问题在于使集体工人能够自动地、或毋宁说自主地行动。这解释了对斗争的极大强调和对意识形态的蔑视。这解释了关于斗争的纲领：作为唯一集体组织者的斗争，它从事一场基于少数原则的、巨大的文化革命：工资和工作时间、野猫罢工、不讨价还价、直接的暴力群众行动、不束缚于鼓动或鼓动者的流动性，以及平等主义。也许德莱昂的欧洲主义与IWW领袖们之间的差异，完全在于他绝望地寻找一个超越纯粹群众斗争之上的"政治"层面。这也许正是他超出其他人的地方。与所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他起初以选举来构想那个层面。但那个"烧焦的"沃布利回答他说，那是戴眼镜和留山羊胡子的人们的资产阶级玩意儿。对他——他不过是一个无产者——来说，政治是与老板的权力关系。没有一个沃布利费心去想未来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然而，这对德莱昂——一个想知道他夺取政权后自己的办公室会是什么样子的知识分子——来说至关重要：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以工会为基础的未来社会幻想那么多。这就是为什么葛兰西把他误认为工人委员会的先驱。
诸如政党、意识形态、乌托邦这样的术语，是第二、后来第三国际的通行暗语，对美国阶级斗争来说完全陌生。它们在德莱昂那里只作为次要要素浮现，被社会斗争的现实所压扁——这种现实由无数无名的鼓动者所强加和意愿，这些鼓动者启动了美国无产阶级的一切阶层。在德莱昂那里，人们见证了理论自主性的这种逐渐丧失：某种政治层面的消亡。这是理论家著作的分析给予我们少于IWW斗争描述的实例。
除了拒绝讨价还价之外，IWW经验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冲突任何制度化的拒斥，拒绝签署合同以使斗争周期化，以及拒绝把斗争视为工厂事务，而是力图首先发展斗争的社会沟通可能性。它所产生的是一个基于领土原则的组织，类似于意大利的劳工之家(CameredelLavoro)。然而，所有这一切在根本上类似于欧洲斗争和工人委员会的路线。这一共同原则在于：斗争和组织通过颠倒资本安置无产阶级的物质条件而找到其基础：在欧洲，通过把工人贵族颠倒为政治先锋;在美国，通过把流动性颠倒为工人组织的向量。为什么流浪是IWW干部被投入监狱的主要指控?为什么沃布利鼓动者的工作风格，以流动无产阶级的存在为模型，今天在建筑工地干活，明天失业，后天是季节采摘工，然后是纺织工人，或火车上的侍者?季节工人的组织者跟随他们从墨西哥边境到加拿大的迁移。于是，福特的工资概念，起源于这种对收入的无产阶级处理，它不使部门划分结晶，而是对收入采取平等主义的处理。因此，IWW组织的两大支柱是国际主义和平等主义。完全陌生的，是我们所谓工厂权力，正因一个不是社会工厂的工厂，对沃布利的世界来说是陌生的。同样陌生的，是与技能的任何关系。于是，在装配线引入劳动群众化之前，大众工人(massworker)已经是沃布利鼓动者所塑造的主观现实。它是一种与社会工厂和社会资本全面对抗的纲领。与所有欧洲例子不同，美国斗争史也许是唯一一个工人运动既不寻求生产结构的重新现代化、也不寻求比资本在既定发展阶段更落后的生产力组织的。也许，沃布利所投射的工人权力，力图把经营留个老板们，而让工人阶级决定社会必要劳动和收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是列出一份要在讨价还价桌上处理的诉求清单，而是单方面地确定工资和工作时间，把它们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工厂门口，让老板们下来记下并遵守，从而执行工人的命令。有多少欧洲工人，在那些自称是他们朋友的知识分子的建议下，被坐在办公桌后、把文书工人(impiegati)打发到板凳上的想法所诱惑，后来发现自己在工厂里八小时之后坐在夜校的课桌前，后悔没有拿起枪，或让枪被那些知识分子从他们手中夺走?除了反平等主义的劳动意识形态之外，沃布利世界与欧洲布尔什维克干部世界之间的主要差异，恰恰在于斗争、革命和权力之间的关系。IWW所缺失的，恰恰是把革命构想为一种权力管理行为：以另一个国家机器取代一个国家机器。换言之，是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对社会的专政。
共产主义模式何时压倒了沃布利组织?应该指出，像未来的美国共产党书记福斯特(Foster)这样的人出自IWW，并且他在那里开始了与集中化讨论相联系的小集团斗争。但这还不是关键点：本质问题是，IWW是应该继续其反制度实践，还是应该接受讨价还价的具体领域、契约规范，从而接受一个更静态、更稳定的组织。换言之，问题是IWW是否应该变成一个传统工会，作为向与劳联(AFL)汇合的第一步，从而为美国统一的劳工组织创造前提，并为特定的政党组织敞开大门。随着斗争周期的削弱，出现了防御镇压的问题，以致抵抗优先于进攻，共产主义模式显现为唯一可能的替代方案。美国共产党成功接管了沃布利遗产的相当部分，并把它整合进罗斯福时期伟大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IO)行动之中。
一个最后但极其重要的问题，是IWW与美国黑人的关系。也许在这里有必要回到种植园时代与内战结束之间的时期，去寻找发动美国最初斗争的先锋。这个第一不服从周期的中心社会形象，是逃跑的黑奴，后来是南方黑人矿工和伯明翰第一批大钢铁厂中的黑人工人，以及白人苦役劳工。无论劳工骑士团还是劳联，都没有接近这些无产阶级阶层，更不用说因种植园危机而被降为债役的黑人群众。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镇压，恰恰是针对这些阶层发动的。IWW从未接触这些群众，正因黑人劳动力从来不是自由的社会劳动力。它被困在南方贫困之中，直到二战之前都不被允许流入北方和东部的大工业动脉。如果一个黑人在宾夕法尼亚、阿拉巴马或肯塔基的煤矿工作，他加入的是联合矿工工会。IWW由之成长起来的西部劳工联合会，是由犹他、亚利桑那和蒙大拿的铜矿和铁矿工人构成的。因此，IWW力图成功组织的1000万移民，对美洲资本来说是一条人肉河流，它把南方黑人与北方工厂隔开、并且必须保持隔开。一道由1000万白人无产者组成的堤坝，阻止了黑人对大都市剥削的冲击。IWW在历史上与白人资本这一巨大防御努力相联系。这解释了IWW革命倡议在美国资本这一战术-战略计划中的职能。
战争与革命
1914年8月，帝国主义战争把工人运动分裂为三大潮流：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主张爱国主义和阶级合作，作为通往重建时期最终社会管理的战术通道;革命的和平主义者，包括整个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运动，他们围绕阶级抵抗战争和超剥削的问题集结起来;以及布尔什维克，或毋宁说列宁和少数其他人，他们预见到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化为内战的可能性。在这里，布尔什维克积极分子在起义中承担了他特定的军事角色。
关于社会民主的背叛一直有很多谈论。实际上，这是资本与工会之间、资产阶级国家与社会民主党之间一个清醒而愤世嫉俗的共同管理计划。在投票批准战争拨款之后不久，德国的"工人代表们"创造了一系列联合机构，无论是在工厂层面还是在更一般的层面，作为那条链条的第一个环节，该链条以1918年的劳动共同体(Arbeitsgemeinschaft)去扼住工人阶级的喉咙，以窒息工人委员会运动。战争需要工人的合作，社会民主党人变得越来越爱国、越来越坚持，以便把自己呈现为一个替代性的政治群体(ceto)。否则，不可能解释雇主和社会民主党在1918年之后行动的那种匆忙和决心，也不可能解释工人委员会干部那种暴烈的反工会怨恨：在战争期间，工会曾管理和保证工厂里的超剥削，并把不服从的工人报告给警察。在战后时期，传统组织恰恰在其作为职员政治群体的角色上，遭到工人暴烈报复的攻击。工人委员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它对"职业政客"的笼统指控，对领薪者社会形象与政党职员、即政治中的知识分子的并列，最终吞噬了右派和左派。罗莎·卢森堡甚至无法参加第一次工人委员会大会：只是在长期斗争之后，她才被允许作为观察员进入。工人自主已经提出了它们与献身的职业革命者群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不知道，卢森堡——被那个其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帮助造就的工人干部大会所驱逐——和列宁的命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领导和自发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相联系，又或在多大程度上与这样一个事实相联系：列宁和他的群体武装了工人，而斯巴达克派群体则继续把组织视为协调和抵抗，把拒绝工作视为唯一恰当的工人武器。列宁主义的本质从自发性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转移到政党与起义之间的关系。
在德国，关键点在于那个暧昧而矛盾的形态的存在，即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这个独立的社民党既包括考茨基主义者也包括工人委员会领袖，既包括中间派也包括斯巴达克派。与李卜克内西所主张的不同，USPD的暧昧不在于它对议会的参与(早在1915年，斯巴达克派领袖就在《斯巴达克书信》中坚持"议会外群众行动"的需要)，而在于它对工人自主的神秘化。1918年1月组织第一批反战罢工的金属工人工会干部，处于USPD的伞下，而关于委员会运动的意识形态战斗正是在USPD内部进行的。
纲领是众所周知的：把工人自主转化为反权力(counterpower)，即转化为雇佣工人的民主组织，以及把工人委员会构想为建立在直接代表制之上的工人民主权力的机关。这正是考茨基社会化的意义：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图式应用于工人自主。它本质上是多伊米希的构想：工人对生产的控制、自我管理、建设替代权力，这种权力将在事实上剥夺国家的权力，一种只以接受或拒绝劳动、即只以工人敲诈来构想的工人阶级权力。列宁非常严厉地攻击多伊米希，恰恰是把他作为更多工人自主的理论家。实际上，多伊米希是委员会领袖中唯一想要重新引入政治视角、即一种旨在决定权力关系特定过渡的战术的人。
把工人委员会运动视为工人对资产阶级制度权力形式的批判，是一个错误。这也许是它的形式或意识形态方面。德国工人委员会阶段的真正革命性质，在于工人引发危机、冻结资本主义发展的力量。凡尔赛的老狐狸们对此理解得很透。把"那个"条约强加给德国，实际上是由剥夺工人阶级其存在本身的物质基础这一需要所决定的。那些起草针对德国的惩罚性条款的人，恰恰是在工人阶级双重存在的领域内运作的，即既作为与积累物质过程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劳动力，又作为对那种发展不可还原地对抗的阶级。那时，凯恩斯以他"悲痛"的呼吁，是看得更远的战略家，而不是那个首先想在攻势中与工人阶级算账的战术政客。在凡尔赛，国际资本走在刀刃上，冒着在其最薄弱地带——德国——使积累过程停摆的危险。它阻断了其有机构成的发展过程，以阻止劳动要素的增长：它接受了劳动力商品双重性质的挑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进入了工人委员会运动帮助带来的工人斗争的战场。
资本本身摧毁了交换关系的货币形式：德国通货膨胀从阶级手中夺走了以工资为形式的权力。这是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没有采取周期性质，而是冻结了一般发展。这是第一次由工人对价值创造过程(valorizzazione)的影响所决定的资本主义危机。工人委员会运动的未来可能性(futuribili)全在这里。凡尔赛和新经济政策(NEP)最终是两个平行的运动：前者是资本主义大脑旨在停摆发展以窒息阶级成长的决定;后者是工人大脑旨在刺激发展以重建阶级成长物质基础的决定。
因此，对工人委员会制度的捍卫，是掩盖这场资本与劳动之间殊死斗争的帷幕。工会官僚机构以工会民主化的方式来管理这种捍卫并不困难。工会民主既反对工人自主，又是其一部分。社会民主职业政客"管理"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于是，例如诺斯克，先是接受了工人委员会意识形态来领导基尔的军事-工人不服从运动，然后他去了柏林组织白卫军。委员会运动从1918年12月起立即发现自己处于守势。委员会一经创建，就不得不被"捍卫"：工人权力的推力(caricaoperaistica)和对"政治"的群众批判，本质上是防御性态度。社民党把其一切工会和政党职员——精通动议、大会和议会游戏的专家——投入委员会运动，即新的代表运动。委员会在输掉多数之战后，重新拾起直接行动的主题。改良主义政治战胜了拒绝工作。考茨基、希法亭和伯恩施坦这些旧的理论政党头脑，被留在USPD里，在工人自主的领域里播撒混乱。他们被悄悄地留在那里构建劳动民主的乌托邦，正如资本让拉特瑙(Rathenau)幻想类似的乌托邦一样。整个委员会时期所缺失的，是工人阶级的武装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仅是自卫，因为战争期间军队中的革命干部只是鼓吹抵抗战争、或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战争结束时只是要求废除等级制。而在俄国，布尔什维克则承担了组建红军的工作。
当工会领袖和大雇主在1918年底结成联盟时，他们面前已经有了俄国革命机制的完整图景。于是，他们的首要关切是组织和管理复员。工人必须放下枪——他们说——并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一项具体的反革命解除武装计划，以同样的和平主义意识形态、在第二国际的同一反军国主义基础上、并在很大程度上由齐美尔瓦尔德参与者来管理。大罢工被容许，但起义不被容许。于是，工人委员会运动的失败，不是在工人对生产劳动的管理领域，而是在大罢工与起义之间、或拒绝工作与起义之间的关系领域。我们不断听说，工人对1918至1923年危机的决定，把拒绝工作延长为一个持续的爬行运动，而没有创建政党。然而，没有它对危机的决定和它反对发展的斗争，政党就不是革命的。于是，工人委员会运动的失败，并没有推迟自主与职业者政党之间关系的问题，而是推迟了反对发展的斗争与起义、与武装工人权力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在更近的历史中已经看到，多少次起义反倒是发展恢复的前提。列宁主义也许是起义层次和作为自主的阶级所达到的极限，在那里，政党仍然是一个行动少数派。
毛泽东思想走得更远，它把阶级构想为政党，把政党构想为人民的大多数，把政党构想为社会多数，并把起义的基地从短暂的政变转移到长期的战争。随着毛主义，起义已经变成了一个自发主义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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