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八七年法国蒙索明市那个冬天，罢工工人砸碎了被资本家收买的工会会所的玻璃窗，资方用黄纸糊窗。黄色从此成为一个刺眼的标记——它意味着一个本应属于工人的组织，已经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一个多世纪过去，这种背叛并没有消失，只是形式变得更复杂了。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工会在法律上被承认、被允许、甚至被鼓励存在，但它真正的作用，恰恰是阻止任何真正的工会诞生。
这类工会往往拥有合法的外衣和完备的组织架构，它们定期选举、召开大会、发布声明，看上去履行着工会的一切形式职能。但仔细审视其运作逻辑就会发现，它们和工人之间维系着一种精心设计的“安全距离”。工会干部逐渐演变为职业化的劳资关系管理者，他们的日常工作不是动员工人，而是管理工人的不满;不是组织斗争，而是将每一次冲突纳入程序化的协商轨道。工人不是没有表达诉求的权利，但表达的范围、方式和最后谁说了算，始终掌握在工会官僚和资方共同制定的规则里。久而久之，工人学会的不是依靠团结去改变处境，而是学会在既定流程中等待回应。而真正的工会意识，在这种体制内被系统性地消解。
一些工厂里，工会主席由老板的亲戚兼任，工会办公室挂着牌子，里面摆着乒乓球桌和几排暖水瓶。工人为社保缴纳问题找上门，得到的答复是“我们正在和公司沟通”，沟通到工人自己都不好意思再问。某栋写字楼里，工会一年到头最热闹的活动是发电影票、搞团建、组织拔河比赛，至于加班费、裁员补偿、职业病防护，从来上不了议程。还有的地方，工人想联名反映欠薪，被告知必须由企业工会统一提交，而企业工会的委员名单，是管理层拟好、再走个程序点头的。工人不是没有嘴，是嘴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捂住了，那只手还戴着白手套，上面写着“依法代表”。这类工会不仅在日常里替工人“代表”了，还在制度上把“代表”这个位置占住了。
它们主动承担起“占领阵地”的功能。在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法律框架下，工会往往被赋予某种排他性的代表权：一旦某个工会被官方认可为集体谈判的唯一主体，其他工人自发的组织形态就很难获得合法空间。那些试图绕过既有工会、自行串联的工人，会被视为“破坏程序”或“非法行为”。于是，既存工会就像一个提前插好的旗帜，占住了工人组织化的全部可能性。它未必直接镇压工人，但它通过垄断“代表权”这一身份，让工人失去了另起炉灶的余地。工人们面对它，感到它不够有力，却又找不到合法的替代渠道;想重新组织，却发现每一步都撞上制度的高墙。这种工会的最大成就，就是让真正能够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永远无法破土而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工会的根本价值在于它是工人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剥削的“学校”和“武器”。一个工会是否真实，不取决于它的注册证书或谈判席位，而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培养工人的阶级意识，是否敢于在关键时候站在资方的对立面，是否把工人的整体利益置于组织自身的稳定之上。而那些以“合法代表”自居却处处消解工人斗争意志的工会，无论其章程写得多漂亮，本质上都在执行着和当年黄色工会相同的职能——只不过它们不用黄纸糊窗，它们用整部法律和行政程序来筑墙。
资本主义体系深谙这个道理：与其压制工会引来反抗，不如扶一个无害的工会出来，替代掉所有可能的威胁。当工人走进这样的工会办公室，感受到的不是并肩作战的同志气息，而是另一种行政窗口式的流程感时，他们未必会立刻愤怒，但他们的组织潜能已经在无形中被抽走。工会不再是工人手中的锤子，反而成了资本用来锁住工人拳头的铁箍。它存在，所以真正的存在不再被需要;它说话，所以工人的声音被代办了;它代表，所以工人自己不再代表自己。这种工会越健全，真正的工会就越遥远。而戳破这层窗户纸，需要的不是砸碎玻璃，而是看清那层比黄纸更坚固的制度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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