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惨案，绝大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的六周内，侵华日军枪杀、活埋、刀劈、火烧我军民30多万人。
201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以让后人牢记这段惨痛历史。
但你可能不知道，侵华日军在山东鲁西地区犯下的罪行更凶恶、更阴毒、更残忍。
1943年夏秋之交，已经遭遇了持续两年大旱的鲁西地区终于迎来了一场倾盆大雨，卫河、漳河水位暴涨，干裂的土地终于喝饱了水。
这对于当地的老百姓来说，简直是老天爷开眼，降下了救命的甘霖。
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场雨不是救赎，而是地狱的开关——卫河、漳河全线决口，洪水泛滥，瘟疫蔓延，人们早上还能走路，中午突然瘫倒，下午就断气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的男女老少，一夜之间就死绝了。
所有老百姓都以为这是天灾。
不，这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1943年初，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曙光初现，日军在华北战场陷入困局。眼看常规战打不过，为扭转颓势，他们祭出了最卑劣的武器——细菌战。
侵华日军在鲁西地区实施的代号“昭和十八秋"细菌战，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731部队创始人石井四郎策划，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指挥。
他们看中了流经山东、河北等地的卫河。这条河是地上悬河，一旦决堤，洪水就能顺着地势淹没大片平原。
1943年4月，日军就开始生产霍乱菌武器。同年8月，趁鲁西暴雨导致卫河涨水之机开始行动：日军第五十九师团悄悄掘开卫河和漳河的堤坝，瞬间，滔天的洪水裹挟着早已准备好的霍乱病菌，冲向了下游的村庄和农田。洪水所到之处，瘟疫迅速扩散。
为了确保病毒能最大程度地扩散，日军还派出了飞机，在疫区上空撒播装有鼠疫杆菌、霍乱菌的老鼠、跳蚤和陶瓷炸弹。
同时，日军还打着防疫的旗号，一边散播病菌一边假装救援，故意把老百姓引到水源地和集市，人为制造二次传播。
洪水过后，原本以为是喜事的百姓，纷纷去河边挑水饮用。殊不知，这每一口水里都藏着致命的死神。霍乱这种急性传染病，发作极快，上吐下泻，几个小时内就能让人脱水而死。尸体蜷缩成婴儿状，皮肤呈灰蓝色，死状极惨。
1943年10月下旬，冈村宁次和石井次郎联合下令停止鲁西霍乱细菌战。
这并不是良心发现，而是因为日军内部也出现了霍乱症状，这才慌乱收起屠刀。
仅仅两个月，鲁西地区的馆陶、临清、冠县等24县1000多个村庄变成了无人区，
据日军秘密统计，此次行动造成冀鲁豫三省交界处24个县42.75万余人死亡，形成了1500平方公里的“无人区”。
死亡42.75万人是什么概念?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有40多个总人口还不到40万人。
侵华日军这是在亡国灭种啊!
何其歹毒!何其凶残!
但真实的数字可能会更高，因为日军战后还派人篡改了数据。
日军战败后，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1945年8月15日，具体实施鲁西细菌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朝鲜向苏联红军投降。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审判中，交代了这一罪行。1953年至1955年，在我国关押的参与鲁西细菌战的一些日军上层和具体实施者也陆续交代了发动鲁西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日军战俘林茂美供述：“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掘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四十四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交代：“我作为第一一一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山东临清的亲历者刘锡文老人回忆，他的一个伯父早上去埋葬因瘟疫去世的邻居，等回来腿就动不了了，夜里不到十点人就没了。
河北馆陶县亲历者景富贵老人说，八口之家在一个半月内死了五口，只剩他和两个年幼的姐弟。
侵华日军在鲁西地区制造的细菌战，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还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造成了长期的破坏，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战争罪行之一。
根据现有资料，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实施了至少161次细菌攻击，波及20多个省份，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可想而知。
这些国仇家恨，我们谁能轻易忘记?又怎能轻易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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