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6年10月5日，美国第一智库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评估中美技术扩散能力》指出，美中之间的技术竞争是当代战略竞争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并将塑造未来经济与地缘政治权力的分布。在考量这一竞争时，关键问题不仅是“哪个国家在技术创新方面领先?”，还包括“哪个国家更有能力将技术进步扩散至其整个经济，并将其转化为持续的生产率增长?”
为了衡量扩散能力，兰德开发了一个包含国家扩散能力三个组成部分的分析框架：参与者、联系和背景因素。然后，使用代理指标来填充该框架，这些指标是根据它们与所要衡量的框架组成部分之间的理论和经验关系而选定的。最后，基于这些指标进行国家层面的比较评估。通过技术扩散的两个维度来探索每个指标：生产扩散，指新技术在经济体的生产和供应侧传播的过程;采用扩散，描述技术在经济体的需求和使用侧的传播。
一、关键发现
美国和中国已经发展出根本不同但同样有效的生产扩散模式，但两国的主流技术指标都未能准确反映其应用扩散的深度。两国都存在一个关键的盲点：非技术型中小企业之间的应用差距，这些企业在两国经济中都占据了就业的大部分。
分析表明，美国在扩散能力方面整体上优于中国。这一发现反映了在框架的11个指标中，有6个指标表现更强，具体包括研究机构、企业动态、研究与企业联动、吸收能力、中介组织以及法律商业机构。相比之下，中国在研究与研究联动以及国家政策协调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这支撑了更为协调的技术采用架构。然而，中国对选择性的、国家驱动的联动的关注，虽然加强了研究与研究之间的联系，但似乎限制了更广泛的研究与企业整合。对于其余的指标，虽然存在性能差异，但并未表明两国中任何一方具有明显的优势。
这一结果不应被解读为表明中国拥有薄弱的技术扩散体系;这仅意味着到2026年中期，中国体系在技术扩散方面的结构性优势小于美国。此外，用于评估技术扩散的现有数据和指标可能无法完全捕捉像中国这样高度非正式的体系。
(一)对于美国的发现
1、在技术生产扩散方面，美国的扩散模式由市场主导和网络驱动，依托于强大的研究机构、密集的产学研联系、大型企业以及成熟的中介生态系统。这构建了一个灵活且高度互联的创新体系，能够将新技术转化为跨多个领域的商业应用。
2、在技术采用扩散方面，美国展现出强大的吸收能力，并受益于促进技术采用的大型企业和先进的中介机构。
3、生产和采用的扩散仍然不均衡且不完整：它们集中在大型企业、先进部门和都市地区，中小企业之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仍存在持续的差距。因此，在发生扩散的领域，其深度很高，但其在更广泛经济中的广度仍然有限。
(二)对于中国的发现
1、在技术生产扩散方面，中国的扩散模式是国家协调的，具有强有力的政策导向、财政激励和密集的产学研联系，能够快速动员战略领域的资源。这使得在优先事项明确时能够快速扩大生产能力。然而，该系统依赖于选择性的、政策驱动的联系，这可能会限制更广泛的产学研融合，并带来效率低下、产能过剩和资源错配的风险。
2、在技术采用扩散方面，中国已建立起一个更加明确且协调的技术采用架构，并得到国家战略、激励措施和基于平台的扩散机制的支持。这使得技术能够在企业和行业间实现快速、大规模的部署。然而，采用质量仍然参差不齐，有证据表明存在浅层或合规驱动的采用，以及各地区和企业类型之间持续存在的差异。
中国官员公开承认，当前体系存在若干弱点，包括产学研联系薄弱、人才错配、高风险资本有限、区域创新能力不均衡、技术转移服务不发达以及知识产权执法存在不足。然而，尽管中国自2024年以来已推出改革以解决这些问题，政府仍坚持其自上而下、国家主导的模式，这意味着未来的成功将取决于技术官僚能否有效地识别并将最重要的技术扩散到更广泛的经济领域。
二、基本结论
在本报告中，兰德从一个简单但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开始：哪个国家更有利于通过其经济传播新技术?答案是：美国和中国都拥有巨大的扩散能力，但它们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体现，并且各有优劣。
美国保持着整体优势。它在支持生产扩散的制度条件方面表现更为强劲，特别是在研发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吸收能力、中介组织以及法律商业框架方面。
中国最明显的优势。在于研发间的合作和国家政策协调，并且它拥有一个更适合快速扩大采用规模的体系。
区分生产扩散和采用扩散对于理解这一结果至关重要。
在生产扩散方面，美国受益于一个更密集、更灵活的生态系统，能够通过多个去中心化的渠道将想法从研究转化为商业活动。然而，中国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将资金和协调力量投入到选定的战略部门，使其在政策支持强大的地方能够迅速扩大生产规模。
在采用扩散方面，中国建立了一个更明确、更协调的架构来推动企业采用技术，包括更强的国家导向和更多以采用为导向的激励措施。然而，这些机制往往会导致采用不均衡或流于表面。
相比之下，美国能够更广泛地传播技术，并且在企业已经拥有资本、技能和组织能力以有效使用新技术的地方表现更强。
一个重要的启示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解决广泛的技术采用问题。两种体系在不同方面仍然过于狭隘。美国传播技术更广泛，但这种传播仍然集中在大型企业、先进部门和都市群中。中国广泛传播技术，但通常局限于创新中心附近，并且难以确保采用是深入的、高效的且能提高生产力的。
在这两种情况下，非技术型中小企业仍然是关键瓶颈。这一点很重要，因为长期的国家优势较少取决于孤立的卓越，而更多取决于通用技术是否真正嵌入到普通经济生活的结构中。一个在发明方面领先但在扩散方面失败的国家，其表现将低于其潜力;一个动员速度快但无法确保有效使用的国家，将面临收益递减。
中国意识到自身的许多缺陷，并正试图通过针对技术的扩散政策(如人工智能)来解决这些问题，但并未放弃(在不同层面)导致这些弱点产生的自下而上的方法。如果美国或中国能够克服这些内部矛盾，将极大地影响中美技术竞争的下一阶段。
三、对政策制定者、企业和研究人员的四点启示
首先，采纳政策值得获得独立于创新政策的专门制度关注。帮助一家中型钢铁分销商部署管理数字化系统所需的工具、中介和手段，与帮助一家生物技术初创公司将新药商业化所需的手段有着本质的区别。将创新和采纳混为一谈，放在单一的政策框架下(如美国目前所做的那样)，会系统性地使生产和(尤其是)采纳扩散都无法得到充分服务。中国的政策至少在初期将两者区分开来，这是一种更合适的方法，即使执行情况仍不均衡。
其次，资助技术创新的资本与资助企业部署的资本之间的脱节，是两个系统中的结构性失败。风险投资(在美国主要为私人性质，在中国则由国家驱动)绝大部分流向了技术创造者，而非那些帮助普通企业部署技术的公司。政府项目部分填补了这一缺口(例如中国的工信部试点项目、地方代金券)，但其规模远低于解决该问题所需的水平。
第三，美国和中国在技术采用方面的地理公平性都不足。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下去，经济后果将会加剧：美国宽带采用率较低的农村县的商业增长已经低于采用率较高的县，而中国内陆省份在企业数字化成熟度方面正进一步落后于沿海制造中心。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工具包在主要大都市区之外，都无法持续实现这一指标。
第四，中国分析师群体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来衡量国内的技术扩散情况，以及它与其他国家的比较情况。
现有的指标和开源数据未能捕捉到中国技术采用体系的复杂性和快速演进。
技术扩散(而非仅仅是创新)的治理，将成为未来十年最具决定性的政策挑战。本报告的框架提供了一种工具，用于追踪各国在对采用技术至关重要的维度上是否取得了进展。证据表明，美国和中国在这些方面的差距比其头条技术指标所暗示的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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