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苏联解体造成的阵痛和阴影仍然在俄罗斯和独联体大地挥之不去，折磨着这些地区的国家和人民。
2005年时任俄总统普京认为，苏联解体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悲剧，实际上影响远不限于此。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轨迹看，苏共的继承者俄共党员持续萎缩，人数已经从1993年的50多万下滑到目前的18万左右，政治影响不断减弱。在其他独联体国家，除摩尔多瓦共产党执政8年后还在为重新上台执政苦斗、乌克兰共产党在议会尚有一定数量的席位外，其他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共产党的声音日益微弱或者根本听不到。
从后苏联空间看，苏联解体给这些独联体国家内部和彼此间关系留下许多问题。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因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纷争依然无解，摩尔多瓦与德涅斯特左岸地区围绕统一与分离的斗争仍在继续，中亚国家之间因领土、水资源的潜在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尤其是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因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发生战争，并承认后两者独立后，使独联体国家的关系更显微妙。
从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看，西方趁俄衰弱之机步步紧逼，发起北约东扩，蚕食俄传统领地，美军利用反恐之机进驻中亚和外高加索，撺掇部分独联体国家加入北约。目前俄安全环境好转与否的主动权依然掌握在美国、西方手中。
其次，两极格局瓦解，美国由于发动一系列不得人心的战争导致一超独霸的地位有所削弱，但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大行其道，国际安全体系依然严重失衡。
冷战和两极格局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普遍安全与和平。冷战结束后的20年时间里，美国、西方共发动了5次战争。如果说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得到联合国授权和世界多数国家支持，还有一点“合法性”的话，那么，其他的4次战争都是为了美国和西方的一己私利。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美国利用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在“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下，一举除掉了桀骜不驯的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政权，打掉了欧盟试图用欧元与美元对垒的勃勃雄心，加剧了美国实现单边主义霸权的野心。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过去10年了，美国借反恐之名在中亚扎下根则是不争的事实。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开创了无视联合国权威的恶劣先例。今年3月，法英美战机空袭非洲国家利比亚的事件，再次暴露了其双重标准和强权政治的恶劣本性。
再次，传统安全因素暂时退居后排，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应对的问题。
苏联解体之后，原先两极体制对立掩盖下的民族、领土、宗教、资源等争端激化，传统安全问题依然是各国关注的重心。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恐怖主义、毒品走私、经济危机、水资源短缺、非法移民、环境恶化等日益突出，尤其是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揭开了国际联合反恐的新篇章。伊拉克成为全球恐怖主义袭击西方人员的练兵场，俄罗斯高加索的分裂势力不断在俄境内制造一系列的爆炸和劫持人质事件，中国也深感“三股势力”的骚扰之痛。上海合作组织率先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迈出步伐，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在严重的恐怖主义威胁面前采取各种措施，与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严厉打击和防范国际恐怖主义。可以说，解决任何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
最后，发展道路和模式激烈较量，西方鼓吹的价值观和自由市场模式破产，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选择更趋多元。
苏联解体使美国、西方社会的所有政治元素——多党制议会民主、言论自由、信息开放、市场经济等，成为所有后苏联时代转型国家效仿的对象。据此，“历史终结”论的鼓吹者福山曾断言，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将一统天下，“历史将终结”。然而，上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在东亚和拉美一系列国家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使这个模式开始遭到强烈质疑。
与此同时，多种形式的国家发展模式出现，尤其是以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为代表的非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上升，2008年底发端于美国的金融经济危机，宣告了美国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彻底破产。福山最近也不得不承认，“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像美国那样先进的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已经难以再成为国际社会的偶像，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将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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