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8月6—10日，英国爆发了一系列社会骚乱事件。骚乱导火索是8月6日约300人聚集在伦敦托特纳姆路警察局附近抗议示威，抗议警方4日射杀当地一名年轻黑人男子。晚上，示威演变为暴力事件，200多名“青年”在夜色中朝警察密集投掷砖块、酒瓶、鸡蛋等物品，并焚烧警车、公共汽车和沿街建筑，切断交通，占领高速路，劫掠数十家店铺。
接下来的几天，“骚乱”的规模持续扩大，并且向伯明翰、利物浦、诺丁汉等城市蔓延，迫使英国许多政要，如首相、副首相和伦敦市长等，提前结束休假回到伦敦，召开紧急安全会议商量对策。
在“骚乱”发生的第二天，英国各主要媒体即将之定性为“骚乱”，英国朝野上下也齐声喊打喊杀，措辞严厉。10日晚至11日凌晨，英政府加大社会治安管控，随着1.6万名警察在伦敦各处“严防死守”，伦敦及英国其他主要城市的骚乱逐渐平息。
不难发现，英国此次“骚乱”的起因、形成和扩展与今年初发生在中东、北非的“革命”非常相似。最早发生“茉莉花革命”的突尼斯也是因为小贩被警察打死，民众不满而集结，随后扩大为全国性的“革命”，并直接导致了突尼斯的本•阿里下台；随后又蔓延至埃及，穆巴拉克在埃及持续了30年的统治也在危机面前土崩瓦解；利比亚则在北约的军事干涉下陷入内战，持续近半年，反对派才攻占的黎波里；叙利亚也危在旦夕，欧美国家的调门日渐升高，有强力干预的可能；也门形势也仍不明朗。
实际上，同样的事情也在德国出现了苗头，只是因为没有扩散开来而作罢。
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中东、北非，就是革命，西方国家和由大国主导的联合国就要进行人道主义干预；而发生在英国、德国，就是骚乱，只抢了一瓶矿泉水，都要被当做骚乱分子，严加处置，法院判决也适时配合，进行“维稳裁判”，以“严打”的效率进行判决。无怪乎新华社的报道认为，“西方主要媒体报道充分显示出西方国家在对待社会骚乱事件上的双重标准”。
针对骚乱爆发和蔓延的原因，英国及世界各地的专家们纷纷发表意见。“种族对立与贫困失业问题”、“社会不公”、“教育不平等”、“福利减少”、“信息作恶”、“网络滥用”、“警民矛盾”等等，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近两年才兴起的社交网络所发挥的作用。
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中称，英国全国人口6100万，却拥有超过6200万台手机和超过3000万的Facebook注册用户。作为整个事件的发端，有人在Facebook上为当天被伦敦警方枪杀的帮派成员Mark Duggan成立了一个页面（相当于豆瓣上的小组）。该小组在很短时间内便吸引了上万名粉丝。管理员发起了以纪念Mark Duggan为名的“抗议警察暴行”游行。很快，有近两百人确认参加该游行。游行很快就发展为出现了打砸抢烧等暴力行为的“骚乱”。
该作者还指出，在组织更大范围、更为挑衅的骚乱中，黑莓手机（Blackberry）则是杀手锏。该手机提供的黑莓手机短信（BBM）可以说是组织秘密活动的绝佳工具：它可以一对多地即时传送，免费，并且不同于社交网站，它是保密的。在2008年的孟买恐怖袭击中，黑莓就因其保密性被恐怖分子用作主要通信工具。作者质问道：言论自由的底线在哪里？
显然，英国警察部门也对此观点十分认同。在针对骚乱采取的“维稳”措施中，英国警方逮捕了数十名利用社交网站和其他形式进行“暴力行为”组织的年轻人。英国警方还明确表示，：“使用社交网站煽动暴力”的人可能会被逮捕。同时，警方开始严密监视社交网站，辨认组织、煽动暴力的消息源。
“信息的自由流通可以用于行善，但也能被用于作恶。”英国首相卡梅伦在紧急召开的下议院辩论会上表示，他自己被社交网络在这次骚乱中所起到的作用感到震惊，同时称政府也许会考虑限制一些煽动社会暴力的人使用社交网络。
如果我们不健忘的话，应当还能记得，四月份，在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之后，曾有人在中文网络上利用微博等形式号召和组织游行，中国官方并未追究，只是在网络上将茉莉花等词汇的定为“敏感词”，一封了之。在预定的游行现场，甚至还出现了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洪博培打酱油的场面。而中国警方虽然抽调大批警力前往，但并未采取极端措施，至少与英国警方采取的镇压措施相比，要温和、克制得多了。即便如此，中国官方的这些措施也仍然受到了国内外媒体同声一气的指责。
再往前追溯，中国西藏2008年发生的“3•14”打砸抢烧事件和新疆2009年发生的“7•5”事件的性质要比英国的情况更严重、更恶劣。英国至少没有出现针对特定人群的无差别攻击和杀害行为，西藏和新疆则出现了这种情况。即使如此，中国警方在初期极度克制，最终由于温和措施无效，才采取了戒严、切断网络等措施，恢复社会秩序。但这些骚乱分子在西方媒体和政客们眼里，却成了所谓的民主、自由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士。如果中国官方采取和西方同样的立场，完全可以将英国的事件定义为一场严肃而神圣的“人民起义”，应当警告英国官方保持克制，防止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但中国并未这样做，连官方背景的媒体都以极为克制和中立的立场报道此事，连讥讽都显得小心翼翼，更不用说公开的支持了。
有人会说，英国发生的难道不是骚乱吗？应该承认，确实是。但需要说明的是，任何街头革命在一开始，都是骚乱，都会出现打砸抢烧这些暴力和犯罪行为。但群众运动需要在运动的过程中成熟起来，产生自己的领导组织和机关，产生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纲领，不可能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关。如果说先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和领导机关，恐怕还没来得及上街，就已经被警方摧毁了。更直白一点说，如果英国舆论和警方不是在一开始就以如此严厉的态度采取镇压措施，让骚乱持续半个月，当然也会出现“纠察队”，自己维持秩序和惩治暴力行为，建立革命的秩序。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政府在一开始有什么失误的话，也就失误在这里，没有在最起初就采取严厉措施，而是优柔寡断，蹑手蹑脚。
细究起来，实际上，西方国家发生此类事件的原因与中东北非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几乎所有的评论者都指出，突尼斯、埃及与利比亚发生“革命”的深层原因是年轻人失业率较高，而年轻人正是这一轮革命的主力。尤其是在政治秩序相对稳定的国家出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趋势，他们能够熟练地运用网络，对未来预期较高，而低迷的经济难以满足他们的需求，现实的困境使他们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流民”，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政府。只不过在英国的竞选政治条件下，年轻人的政治意识难以迅速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诉求，而在中东、北非这些所谓的专制国家，他们就很容易完成这个转化过程，将对现实的不满直接归罪于专制，从而完成政治动员，从一开始就提出明确的政治诉求。
无论是社交网络还是黑莓手机，用户的主体都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不同于父母，由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而是他们认为适合自己、符合预期的工作。即使没有工作，他们仍然可以拥有最基本的电脑、手机这样的基础通信设备。因为他们没有工作，或者工作层次较低，无需投入大量时间，因而有大量的空余时间投入到网络上去，就自己关心和喜欢参与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在辩论中形成自己的政治立场。
而且，社交网络的传播效率要远高于传统的网络BBS等形式，能够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被大面积、大范围地传播。原来需要通过在现实的广场上通过辩论才能形成的政治共识，现在只需要通过社交网络就可以完成。“志同道合”的人们可以迅速集结在一起，只需要一个合适的契机，约定一个时间和地点，就可以发动一次政治行动。
在中国，虚拟世界里发生的“网络群体性事件”实际上并不少，而且已经有不少案例通过社交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直接转化为实际行动。从宜黄自焚事件、温州钱云会案、药家鑫案、拦路救狗事件、温州动车事故等，皆是如此。当事人越来越熟练地通过网络进行“上访”，“意见领袖”们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进行政治串联，拦路救狗事件则完全是通过微博上临时发起的一次社会事件。钱云会案中，也有网友组成所谓的“公民观察团”前往事发当地进行“调查”。这些行动实际上就是通过网络进行政治动员的演习，只要有适当的时机，便会直接转化为政治行动。
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满足前面已经提到的基本条件，如社会发展水平较高、通信设施普及程度较高、社交网络普及、失业人口中年轻人占比较高、社会上的不满情绪较多、官方处理突发事故能力较低等，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带有政治诉求的社会运动。在全球经济仍未走出金融风暴阴影的背景之下，北非和英国出现的事情当然有可能在其他地方重演。
当然，这不是说对微博、推特、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络应当一封了之，而是说，在社交网络已经十分普及的条件下，如果应对突发事件，如何更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进行政府公关，如何监督和管理社交网络，已经成为需要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否民主国家，是否竞选政治，都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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