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力：美国的“文化革命”与意识形态内战

阅读《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的最大障碍，是美国意识形态政治的那一套语汇和中国的往往名同而实异。比如，读到美国自由派的核心纲领是“医保、社保、扶贫和平等权”，读者不免会感到狐疑：这不是强调经济平等的中国新左派的纲领吗?而主张市场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的 “自由放任派”，在美国却被归到自由派的对立面“保守派”里头，在中国，这才是正儿八经的自由派啊。

其实问题很好解释，中国目前的自由派起源于1980年代开始的经济改革，自由指的是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而美国目前的自由派源于19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在1934年第二次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将自由定义为“普通人拥有更大的安全感”，用美国自由派历史学家方纳的话说，罗斯福“始终把自由与经济安全感联系起来，将根深蒂固的经济不平等当成自由的最大敌人”。这种在罗斯福新政中形成的自由主义就是政府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它的哲学版本是罗尔斯1971年的《一种正义理论》，强调“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要求保护社会结构中的弱势群体。反对新政自由主义的人只好用“个人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为自己命名。自由放任主义的哲学表述是1974年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反对政府的再分配，主张一种只履行守夜人职责的国家。

在美国，这种自由放任主义的主要批评者仍然是新政自由主义。但在中国，对这种自由放任主义(在中国又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在1990年代却落到了被称为“新左派”的人士身上。

很多中国的“新左派”之所以拒绝“新左派”这个头衔，可能是他们知道，在美国“新左派”有另外的起源。美国“新左派”起源于1960年代学生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纲领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1962年发表的《休伦港宣言》，其核心概念“参与式民主”，对抗代议制民主。“但参与式政治总是倾向于精英，因为这些更富有、受教育程度更高的人，比那些阶级地位低的人，总是有更多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投身政治。”新左派的理论家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笔下充当“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俘虏，成为资本主义的“肯定性力量”，革命的任务落在了那些尚未被资本主义同化的校园知识青年、少数族裔和局外人身上。新左派革命的方式，是和崇尚“原始本能”、以摇滚乐和吸毒为生活方式的反文化运动一起，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革命”：废除种族隔离的法律，废除禁止堕胎的法律，废除禁止鸡奸的法律，废除限制色情的法律，等等。

迪昂痛心疾首地写道：“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为罗纳德?里根的上台铺平了道路。”这是《为什么美国人恨政治》一书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有两个意思：一是，新左派和反文化运动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文化革命”，不但激发了道德保守派和宗教右派的激烈反弹，把按照传统生活方式生活的“沉默的大多数”--中下层老百姓推向了保守派那一边；而且，这种打破一切清规戒律的“文化革命”，本质上也和保守派中的“自由放任主义”一致。只不过，保守派阵营中的“自由放任主义”要的是经济上的自由放任，而自由派阵营中的新左派和反文化要的是道德上的自由放任。

其实，经济上和道德上同时自由放任，在理论上更加圆融无碍，只不过在美国，由于两党政治的存在，它们分属保守派和自由派两个阵营。在其他很多国家，自由派知识分子要的只是自由放任，并不区分经济议题和文化议题。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大众往往既不支持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也不支持道德上的自由放任。但是，比起美国来，这些国家的选举政治，又往往落后于媒体的发达程度，造成“沉默的大多数”永远沉默，根本没有机会用脚投票，显示自己的力量。

美国的两党竞选政治则把在理论上凿枘难入的两拨人捏合到一起。“自由派”支持国家干预经济但反对国家干预道德，“保守派”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支持国家干预道德。迪昂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自由主义的失败”，讲的是自由派如何在“文化革命”中将道德议题拱手让给保守派，第二部分“保守主义的僵局”讲的是保守派如何在道德上的传统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之间左冲右突。书前的二版序言，则回顾了此书出版后，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期间的美国意识形态史。自由主义挽救自己失败的最好局面出现在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却被克林顿本人不道德的性丑闻和保守派的穷追猛打毁于一旦；而“9•11”之后短暂的意识形态休战局面也没有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