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上映伊始，北方邦、安得拉邦和旁遮普邦先后颁布禁演令，理由是该电影“可能引发暴力冲突”。在没有禁演的一些地区，当地警察也临时干预了放映活动。几天后，安得拉邦和旁遮普邦取消了禁令，但北方邦依然维持禁令。电影导演伯勒卡什·恰为此上诉至最高法院，控告北方邦政府违宪。
印度的保留席位政策是一项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优惠政策。它规定，在政府公职招聘、高校招生和议会选举等方面要为低等种姓预留一定比例的名额，旨在缩小种姓差别。印度的种姓制度已有3000多年历史，缘起于职业，人被分成5类(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贱民（也有许多亚种姓），婆罗门和刹帝利为广义层面的统治者，吠舍和首陀罗为被统治者；贱民位于社会最底层，也是保留席位政策的主要受益者。
保留席位政策源自19世纪末，当时印度一些开明的王公实行扶持落后群体的政策。20世纪初，为特定低种姓群体在政府公职中保留席位成为英印殖民当局的全国性政策。在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以安倍德卡尔为代表的贱民群体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英国当局也将“保护落后群体不受种姓制度压迫”作为其在印度统治的理由之一。后来，为维护民族独立大业，安倍德卡尔和圣雄甘地在贱民问题上达成妥协，安倍德卡尔在印度独立后出任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保留席位条款被列入宪法之中，各邦也分别出台了类似法案。
毋庸置疑，保留席位政策为低种姓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但也引起了其他落后种姓群体的嫉妒及高等种姓的反对。上世纪80年代末，迫于印度落后阶层的压力，印度政府曾宣布扩大受众范围和保留席位比例。此举引发了巨大的政治危机，高种姓民众强烈反对，政府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此后，政党、法院、政府、民间组织围绕这一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形成圆满的解决方案。
保留席位政策在低种姓群体的发展和印度的国家建设等方面一度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关问题层出不穷。首先，由于该政策的限制，一些部门不得不将优秀人才排除在外。其次，一些人以该政策为幌子，行腐败之风。第三，该政策人为地割裂了社会群体。第四，一些人认为该政策变相地强化了种姓制度。第五，该政策的党派政治色彩渐行渐重。如此这般，原本就“不平静”的保留席位政策更加不平静，“大学生自焚风波”、“争取加入低种姓风波”接二连三地发生。
作为一项写入宪法的基本国策，印度的保留席位政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大变动。不过，如何充分发掘潜力并在发展过程中兑现宪法的“公平公正”原则，对印度来说是个不轻松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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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种姓制度的痛苦遗产最近因一部反映该国长期以来一直歧视达利特(Dalit)——也就是所谓的贱民——的新电影与宝莱坞发生了冲突。
Aarakshan，是一个印地语词，意为“权益保留”或“配额”。目前印度已有3个邦禁止禁止放映《配额》（Aarakshan）这部影片。电影上映前的抗议活动（也就是星期五）引发了大家对于社会动荡的担忧，同时也凸显了印度教里有着上千年历史的种姓制度一直存在的争议。
由宝莱坞明星阿米塔布·巴昌（Amitabh Bachchan）主演的这部印地语电影描绘了印度独立时期建立的配额制度，这种制度为最底层的种姓和部落留出了一定的上大学和到公共部门就业的名额。
这种反歧视政策旨在解决印度教种姓制度——它基于传统职业将人进行分等——所带来的社会不平等问题。
批评人士说，《配额》（Aarakshan）这部电影只描绘了上层种姓制度虐待贱民而忽视了配额制度如何帮助许多人摆脱贫困。
“虽然影片的整个主题并不令人讨厌，但它充满了反贱民和反配额的对话”，在册种姓和在册部落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cheduled Castes and Scheduled Tribes，NCST）主席P·L·普尼亚（P.L. Punia）说，“《配额》是一部失败的电影。它可能会引发社会冲突。”
在印度庆祝独立64周年前夕上映的这部电影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和旁遮普邦（Punjab）遭禁。要知道，北方邦现有人口1.8亿，是印度人口最多的邦，是印度最强势的下层种姓政客库马里·玛雅瓦提（Kumari Mayawati）所治的一个邦。在孟买，由于担心极端分子的袭击，警察受命驻守影院并保护巴昌先生和其他宝莱坞明星。
巴昌先生在他的博客里写道，禁播这部电影的决定违反了印度的自由表达法：“印度的命运，即这些影响着所有人的规则的执行者，对于那些坐在我们最庄严的议院里的人没有影响，我为此感到悲哀。”
这部电影的导演普拉卡斯·贾（Prakash Jha）说，这部电影旨在探讨配额制度问题，大多数人相信这种制度无助于创造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社会。
印度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助理教授萨纳里尼·库马尔（Sunalini Kumar）说，配额制度自其实施60多年来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有限。“最近的一项关于孟买各种姓专业职业的调查发现，98%的清扫工、市政工、污水清理工等是贱民”，库马尔先生说，“全国近97%的记者、媒体专业人士属于上层种姓。”
然而赞成这种权益保留制度的库马尔先生还说，反歧视行动政策旨在为提升贱民“迈出第一步。要是没有配额制度，这个国家的少数人还将被边缘化。”
一些学术界的人士也持有这样的观点。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教授阿玛勒斯·杜贝（Amaresh Dubey）说，配额制度仍是解决印度社会分层的最佳方式：“种姓制度和基于种姓的歧视已被广泛的研究……反歧视行动或逆向歧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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