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宋治德
译按：本文译自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月刊《社会主义者评论》，2011年9月期号。作者菲尔．马福利特(Phil Marfleet)，2009年与Rabab El Mahdi编辑出版论文集《埃及：改变的时刻》(Egypt: The Moment of Change)。作者文中某些英译阿拉伯人名及组织名，不同在新闻媒体所见，为方便读者查阅，译者改用较常见的英文译名。
7月底埃及首都开罗塔利尔广场(Tahrir Square)首度出现伊斯兰主义者的大型集会。欧洲与美国媒体的预期反应：伊斯兰主义活跃份子“劫持”了革命；他们很快会压倒非宗教的活跃份子；以及证明在一个穆斯林占主导的社会，任何激烈的改变都不可能。这些专家们带着幸灾乐祸的口吻告诉我们，伊斯兰主义者的动员及其对非宗教活跃份子的影响。《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形容这是个“令人惊恐的场面”；而《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报导塔利尔广场的集会是个“令人震惊的力量展示，令到自由派作先锋的埃及革命蹒跚而行”。
美国的保守智库组织Hudson Institute，说这是完全不可避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萨拉菲(Salafis)与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的支持者，已经取代当初在脸书(Facebook)上发起反穆巴拉克(Mubarak)革命的人们……埃及转变为与伊朗、哈马斯(Hamas)、伊斯兰圣战组织(Islamic Jihad)结盟的伊斯兰共和国，只是时间问题。”这种观点认为，革命已经走向完结：“一个伊斯兰的政权……它与民主、现代化与实用主义不能共存。”
这种对7月29日塔利尔广场集会的评估，只是重复阿拉伯/穆斯林的“特殊主义”。这种观点的潜台词就是中东的文化不能顺应进步的转变，而这个地区最好留给君主、伊斯兰的宗教统治者埃米尔(Emir)及其它专制土酋控制，继续让他们与西方进行交易。埃及革命正因为有广大的民众反抗、罢工及要求民主改革，深深动摇这种反动信条。所以塔利尔广场出现伊斯兰主义者的集会，正好令西方的智库机构与大部份主流媒体感到欣喜。
分散的埃及伊斯兰组织
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是甚么？参与的是甚么样的伊斯兰主义者？他们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怎样？他们的出现会如何影响推翻穆巴拉克的激进份子？
7．29示威的规模是有一定意义。塔利尔广场布满了乘坐大巴来自整个尼罗河三角洲的伊斯兰团体的支持者。他们的口号不是1．25革命者的口号：社会公义、清洗旧政权、工作职位与最低工资等；他们叫喊“没有上帝，只有真主”以及“埃及是伊斯兰国度”，呼吁实行伊斯兰教法(Shari’a)。集会讲者赞扬统治集团“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的将军们，呼吁国家团结以及尽快大选。伊斯兰团体期望在大约11月举行的议会选举，赢得大多数议席。
一些活跃份子对这种发展感到惊讶。但其它的则不然，指出伊斯兰组织在埃及有长远历史以及地位稳固。真正要惊讶的反而是它们的反应为何如此之慢？要等到穆巴拉克下台6个月后才采取全国动员，出现在公众场合。这里亦清楚是7．29的示威，代表不同的伊斯兰团体，它们彼此有相互竞争的议题。它们其实是个不稳固的伊斯兰团体联盟，多于是个已准备好将埃及建成“伊斯兰共和国”的统一集团，内部的不同团体亦受到大规模革命运动的深刻影响。
边陲的伊斯兰势力
7月在塔利尔广场的参与者，很多是来自远离革命中心的偏远乡村及小城镇；当日伊斯兰势力的示威，除开罗以外的全国动员规模不大。自1月以来成为革命活动焦点的工业城市，如苏伊士(Suez)、大迈哈莱(El-mahalla El-Kubra)、希宾库姆(Shibin El Kom)及伊斯梅利亚(Ismaïlia)，哪里伊斯兰的集会人数则微不足道。伊斯兰重镇亚历山德拉(Alexandria)，在7．29的示威人数有1万人，只占该市自革命开始以来多次动员人数的小部份。
有三大伊斯兰势力参与7月的集会，原教旨主义组织萨拉菲(Salafis)、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Jihadis)以及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它们因意识型态、人脉与组织层面因素而有所连系。但它们不同之处是各自有其政治议题，它们经常为赢得伊斯兰活跃份子的支持而相互竞争。
这次示威原本由萨拉菲网络发起，它们是谨守教规的穆斯林团体，直到最近强调虔敬以及个人行为等事情。而埃及圣战组织其后加入，它们是严密以及高度政治化的组织，在穆巴拉克政权下被禁制，最近几个月才重新出现及活动。穆斯林兄弟会是在最后时刻才参与集会，尽管它有群众基础及政治参与的长远历史，但穆斯林兄弟会领导层在这次集会前的数周内一直摇摆不定，在集会前几天才决定正式参加。穆斯林兄弟会的犹豫揭示埃及伊斯兰运动的不稳定性以及革命对其活跃份子所产生的作用。
伊斯兰主义者在今年1月革命爆发前的斗争浪潮当中，并无领导角色。由2000年开始一连串有效挑战政权的运动，包括声援巴勒斯坦的团结运动，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入侵伊拉克，民主改革，工人权利及改善工作条件等，这些运动都是非宗教活跃份子占压倒性的领导。
即使这一连串的运动成功打开新的抗争空间，伊斯兰主义者也鲜有出现公开场合。埃及圣战组织因为已受到镇压，致使其在狱中的领导人公开认错，并告知其信众放弃挑战政权。穆斯林兄弟会则断断续续有参与反战及民主运动，以及选举活动(作为一个非法组织派出“独立”候选人参选)。但随着民众抗议增加，穆斯林兄弟会反而逐渐退却；到了2010年，经过激烈的内部争论，领导层宣布采取更为低调的姿态。埃及媒体的一个评估认为“穆斯林兄弟会的整个政治事业正面临危机”。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新的萨拉菲势力开始上升。虔诚的穆斯林一直聚集在特别是主持教仪和讲授经典的阿訇(Imams)、清真寺以及伊斯兰基金会周围，他们首要关注是学习《古兰经》，在礼仪以及个人行为方面仿效先知。萨拉菲的兴旺是因为得到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以及有穆巴拉克政权的鼓励而可以自由活动。在2006年当局开始发予它们电视频道执照，播放祈祷、传道人宣读《古兰经》及讲道的节目。内容普遍都是对伊斯兰文本的保守解读(清教徒式的)以及完全不提政治——其实是对政权的一种默示的支持。到2009年有12个这类电视频道。埃及小说作家Alaa Al-Aswany评论萨拉菲是“给独裁者的一份圣诞礼物，这样他们的统治能以军队与宗教双管齐下。”
埃及革命的力量是来自街头与工作场所的民众动员。而其领导主要是非宗教的活跃份子，他们都是在过去十年的抗争里扮演主要的角色。革命青年联盟(Coalitions of revolutionary youth)庆祝穆斯林与基督徒的联合，以及明确拒绝宗教势力介入。伊斯兰主义者在今次革命里不是明显的势力。
今年1月开始的运动，穆斯林兄弟会拒绝给予支持。只有当运动规模扩大以及旗下信徒都参与时，其领导才对运动采取模棱两可的支持立场。当革命继续发展，数以千计会员及信徒参与示威与工业行动，加剧其组织内部的矛盾。最近一大部份青年活跃份子分裂出来，另组名为埃及潮流党(Egyptian Current Party)，他们说创立此政党是要“表达革命的精神”。这政党的一些主要领导在成立新组织后被开除出穆斯林兄弟会。Abdel Moneim Aboul Fotouh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历史性领导人物，在他宣布会参与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后，亦被逐出穆斯林兄弟会。
穆斯林兄弟会的困境在7．29的塔利尔广场集会后又再次突现出来。这是因为萨拉菲缘故，它突然从过去政治上的“清静无为”急转弯，变成积极的政治参与，成立了好几个新政党，其中最重要是Al-Nour，萨拉菲正逐步占据穆斯林兄弟会传统的政治空间。同样的情况还有埃及圣战组织，在3月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下令释放Abbud al-Znmar以及他堂弟Tarek al-Zumar，两人因曾参与暗杀前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在1984年起被监禁。另一个重要属于圣战组织的团体Al-Gama’a al-Islamiyya也开始重新出现，在开罗市中心组织了数次小规模的示威。
军政府面对的压力
7．29塔利尔广场的集会令到这些相互竞争的宗教势力混杂一起，虽然证明伊斯兰势力的存在，但也揭示出它的问题与矛盾。伊斯兰主义者缓慢地去回应这场革命。一般的民众运动与他们所要改变的愿景是不相投的，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一直吃力地去理解这场运动。领导这场革命的是街头抗争者与具战斗力的工人，他们没有被要求建立伊斯兰共和国的“原教旨主义份子”所取代；实际上，工业行动斗争的步伐再次加快以及公审穆巴拉克，巨大鼓舞了发动今年1月革命的民众。
这次伊斯兰主义者集会对将军们可以起到慰藉作用。因为他们现正遭受巨大的革命压力，听到从街上传来友善的口号，当然会感到宽慰。当选举临近，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可能会给予伊斯兰主义者再多些空间，希望他们可以对激进力量起到制衡，以及保证在国会赢得大多数议席。但是伊斯兰主义者并非将军们的忠实盟友，尤其是将军们过去花了一辈子时间都是在攻击穆斯林兄弟会与圣战组织的成员。他们要面对的问题仍是尖锐的，就是在街头与工作场所的革命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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