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学家虽不用像伽利略那样，担忧自己会遭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但《路透》报导指出，科学家仍可能被自己的同侪指控为异端，并受到他人奚落，对走在学术最前端的科学家来说尤是如此。
以色列科学家谢兹曼（Daniel Shechtman）因发现准晶（quasicrystal）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但他在前几年却被同样研究领域的同侪批评为“半调子科学家”。甫获得物理奖及医学奖桂冠的得主们也表示，凡提出革命性发现或为人所忽略的新观点时，走得太快的研究者似乎总是要担忧这些类似的批评。
谢兹曼在今年稍早曾表示：“在科学的最前线，宗教与科学似乎没有太大不同。人们拥有信念，当他们宗教般地信仰某事物时，就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17世纪伽利略曾前往罗马宗教裁判所接受审判，他因提倡哥白尼的观点，认为地球绕太阳运动而被教廷指控为异端。
今天，科学家不眠不休进行研究，改写长期为人所接受的自然规律时（譬如，天文学家发现宇宙正在加快膨胀速度而非放慢速度），他们不再受到舆论的挞伐及攻讦。
先驱如孤鸟 古今皆然
甫获得201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美裔澳洲学者施密特（Brian Schmidt）表示：“这看起来太疯狂了，所以不会是正确的，但我认为我们有些担心。”施密特因发现存在一种神秘的“暗能量”（dark energy）而获奖。然而当年爱因斯坦提出这项观点时，却被批评是他“最大的愚蠢错误”。
研究者表示，上个月他们在日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发射次原子粒子到意大利的格兰沙索实验室（Gran Sasso），发现速度竟超越光速，这一发现似乎动摇爱因斯坦的理论。但这些研究者在要求其它人来检验它们的发现时，却也让自己陷入窘困难堪的局面。
即使科学家已普遍赞成某一观点，他们也会避免让民众感到惊奇，以免对新研究有过份期许。2011年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史坦曼（Ralph Steinman）在1970年代发现一种可能可以治疗癌症的树状细胞就是一例。
谢兹曼4月接受以色列《国土报》（Haaretz）的访谈时，回忆起当初那些难堪的画面。1982年他参加美国一个研究团队，当时他发现一种后来被认为是全新种类的实体，这种实体介于玻璃这类不规则的物质与规则的结晶体之间。然而研究团队的负责人在某一天却来到他的书桌前。
谢兹曼回忆道：“他给我一个奇异的笑容，然后把一本教科书放在我桌上，他说：‘请读读这里是怎么写的。’”隔天，这名以色列的研究员被要求离开研究团队，因为他让这个团队“蒙羞”。
在伦敦大学学院（UCL）钻研医学史的利瓦伊兹（Carole Reeves）表示：“科学史上经常发生放逐荒野的情况，尤其是在即将发生典范转移的时刻。”
哥白尼、牛顿、拉瓦节（Lavoisier）、爱因斯坦跟达尔文，这些后来都被当成是为科学带来革命的科学家都开创出新的模形，但这同时也需要科学社群去驳斥现存的模型。利瓦伊兹以哥白尼为例，他极不愿意出版自己的新理论，这跟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他们都预见这势必会引发争论，特别是与神学观点相抵触。
担任英国皇家天文学家（Astronomer Royal）主席，也是剑桥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的芮斯（Martin Rees）爵士表示，近来情况没有变得更好，仍然有“一小群人不被重视，且正经历艰困时期”的研究者。
不幸的是，史坦曼在获奖前3天就撒手人寰，当他耗费无数光阴在致力于研究新型的免疫系统细胞时，有好一段时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史坦曼的儿子亚当向《路透》表示，父亲在追求研究时，面临众人的质疑。
典范交替 路难行
科学进展并非总是断裂的、违反直觉的，而是先提出一些重大观念，然后屡经科学社群不断试炼，才会达到断裂点。
当选美国化学学会（ACS）主席的沙卡须利（Bassam Shakhashiri）表示，这就是游戏的本质，他向《路透》表示：“这就是我们如何从事科学，我们仔细检查、我们深思熟虑；我们要看证据、我们彼此对于证据的一制性及如何理解来进行激辩。”
美国化学学会在诺贝尔化学奖公布后，称赞谢兹曼的重大发现。但在1980及1990年代初期，曾担任ACS主席的鲍灵（Linus Pauling）就激烈批判谢兹曼的研究，他说：“根本不存在像准晶这样的东西，只是个半调子科学家。”
对于研究不符合既定教条的研究者来说，要在学术圈生存并不容易。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执行长雷希纳（Alan Leshner）表示，比起点滴累进的研究进展，革命性的发现需要更多证据来支持，他说：“这就是科学的进程：向我证明，如果你无法证明，它就仍然会是个不及格的观念。”
剑桥大学科学史暨科学哲学学系教授佛瑞斯特（John Forrester）指出，着有《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孔恩曾指出典范转移，这是走在时代尖端的研究者所要面对的。佛瑞斯特说：“这是一个危险境地，因为这会赌上你的职业。但这就是孔恩说的故事，你会跟不同的群体产生摩擦争议。”
爱因斯坦曾反驳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将之形容为“鬼魅般的超距作用”。然而在1970到1990年代，许多研究都肯定量子纠缠的效应，曾致力在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也是今年可能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候选人一。
尾大不掉 应虚怀若谷
为何走在尖端的科学家总是如此孤独？专家表示，科学革命的本质，就是新典范与原本的常态科学无法兼容，新典范迫使科学社群必须去重新评估长期以来所熟悉的概念，但科学社群却又不大愿意放弃旧有的典范。
利瓦伊兹指出，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2005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马歇尔（Barry Marshall）与瓦伦的身上，他们发现有80％的胃溃疡是由幽门螺旋杆菌所引起，但这项发现有好几年的时间是受到冷落的。
利瓦伊兹表示，当时医学界普遍认为，胃溃疡是分泌过多胃酸所致，这项观点在1980年代支持葛兰素史克药厂（GlaxoSmithKline）大量生产卖得极佳的善胃得（Zantac），善胃得的药效主要是抑制胃酸。
利瓦伊兹指出，这是攸关数十亿美元商机的产品，强而有力的药厂、以及接受药厂提供研究资金的科学家，都将重点放在胃酸分泌。尽管许多医生在动胃部与12指肠手术时，已经发现胃溃疡的因素可能与研究发现有出入。
历史上，许多革命性的科学家都保持了坚强的风骨与信念。谢兹曼在得知获奖后，回想起过去被人要求念点教科书的窘境，他只在推特上以简单的一句话来表示自己的感想：“一名好的科学家，就是不会百分之百确信在教科书里念到的内容的科学家。”
201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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