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的拥趸也许会对一件事情感到惊讶，那就是，正是这位奥地利经济学家激励着“占领伦敦”(Occupy London)运动。哈耶克当年的话——真实经济的标志是在一个自愿结成的合作体内分配才智——在圣保罗大教堂(St Paul's)外抗议者的帐篷里找到了知音。“占领”运动常常被批评为没有明确单一的诉求，但这个批评没有说到点子上：我们在提出任何政策提议之前，都必须把各种不同偏好都考虑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我们的运动更像一种市场行为，而不像企业董事会开会，或者充斥着游说活动的政治活动——我们的想法虽然激进，但是是正义的，是民主协商的结果。
“占领伦敦”运动如今已持续3个多月了。我们在圣保罗教堂外安营扎寨的时间，已经大大超过纽约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的占领者。但我们的运动与“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显然一脉相承，就像西班牙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以及贯穿2011年的其它草根抗议运动一样。
世界正面临经济危机。但我们政治体系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使得危机无法通过一种保护最大人群利益的方式加以解决。
在整个发达世界，社会不公正在加剧，伴随着犯罪、精神疾病等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我们认为，只有财富和收入分配变得更加公平，才能让所有人过得更好。我们拒绝用“勒紧裤腰带”的办法实现经济复苏，我们呼吁对银行体系实行真正透明而高效的监管，以彻底根除其结构性问题。
就在本月，多位政界人士的表态显示出，“占领伦敦”已经对英国的舆论导向产生了积极影响。然而，仍然有人指责我们的运动缺乏实质内容。其实，我们能够指出在社会契约中存在哪些具体漏洞，以及它们该如何修复。下面我们举三个例子。
首先，避税行为在英国十分泛滥。企业用复杂的财务结构隐藏收入，逃避英国税务及海关总署(HM Revenue & Customs)的监控。许多个人偷偷把钱存在海外，而自己住在英国、享受英国的福利。据Action Aid统计，富时100指数(FTSE 100)成份股企业中，有98家使用避税港。据报道，菲利浦•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已累计避税达2.85亿英镑，却仍能成为政府顾问。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Ed Miliband)已呼吁泽西岛(Jersey)、根西岛(Guernsey)和曼岛(Man)披露在岛上有金融活动者的名单，表明他的立场正在朝我们靠近。
通过采用“公式计征税收”体系，可以防止企业避税。这个体系将按照实际发生在英国的经营活动量来确定英国企业的税基，而不是允许企业选择相对优惠的税制。如果再配合“整体税制”（把企业所有子公司的收入加起来计算总数），我们就能防止企业在不同国家间转移利润。
其次，房价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无家可归者造成了高昂的社会成本。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应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但不是继续抱着刺激经济的飘渺希望，把钱用来购买国债，而是用来资助房屋建设。这能达到三重目的：既能缓解住房问题，又能提振建筑业，还能提高人们对经济的信心。
第三，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数据，英国收入不均问题恶化的速度快于其他任何富裕国家。商务大臣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本月针对高管薪酬的提议，凸显出社会顶层的不公。尽管政府关注这个问题值得欢迎，但这些提议不会有效果。奖金计算方法必须改变，不是仅仅在银行业，而是在整个企业界。正如英国央行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所指出的那样，如果银行家的薪酬是与资产回报挂钩，而非与权益回报挂钩，就会大大接近普通家庭收入的中值。我们还在研究是否可以把高管薪酬与其企业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直接挂钩，甚至与英国整体平均工资或最低工资挂钩。
随着政治舆论朝着我们的立场移动，“占领伦敦”运动一个越发重要的任务，就是对政府政策提出更有分量的批评。我们的运动发端于扎在圣保罗大教堂外的一顶顶帐篷，但它不会步于此——促使我们团结到一起的那些问题还远未得到解决。今年，我们会证明，我们不仅能提出问题，也能解决问题。
本文作者戴维•杜赫斯特(David Dewhurst)、彼得•东比(Peter Dombi)和内奥米•科尔文(Naomi Colvin)是“占领伦敦”运动经济学家工作组成员。译者/吴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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