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道德腐败想象并非个人的道德危机，而是公共道德的滑坡，且由来已久。是沿着“破窗理论”越来越糟，还得采取有力措施去拯救？
这篇文章最初出现在罗伯特.赖希的博客上
共和党人持有混乱的道德观。宾夕法尼亚州参议院里克•圣多伦，金里奇（Gingrich）是美国著名的右派领袖，还有罗姆尼在全国巡回演说，他们谴责同性恋结婚，反对堕胎和未婚先育，对避孕的方式有看法以及谴责把教堂和国家分开的壁垒。
然而，美国的问题并非个人道德的滑坡而是公众道德的崩溃。美国人在自家卧室的干什么是私人的事。公司的高官们积极华尔街的金融家门在会议室和商务套房里的举动可谓影响着全美国人。
美国存在着道德腐败现象，但普通个人的行为却和这种行为对不上号。腐败表现在某些人的公共行为上，他们掌控着经济大权，把我们的民主活生生地变成了金融长号。华尔街的金融欺诈，高官们高得出奇得工资，金钱利益冲突，内幕交易，还有政府工作人员以无限制的竞选“捐赠”为借口赤裸裸的贪污。
政治学家James Q. Wilson（他于上周去世了）曾提出过“破窗理论”：一扇窗户破了，没有人在意这扇窗户是破损的，接下来的一幕就会有更多人朝更多的窗户扔更多的石头，最终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会逐渐损坏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华尔街的“窗户”就是破损的，到现在还是那样。尽管美国的大规模的金融欺诈现象出现不亚于80年了，然而华尔街的的高管们却没有一个被指控有罪的。
2009年以来，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就控告抵押发起人还有证券公司的案子达25起。虽然几个案子还悬而未决，但到多数水落石出了。据委员会消息透露，被告方缴纳罚金20亿美元，以及上交其他形式的救济款。但这些罚金中，几乎没有一分出自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公司官员的腰包；钱是公司出的，或确切点讲，是公司股东拿的。从联邦检察官发出的信号判断，他们都不好意思再控告厚颜无耻的曼式金融了（译者注：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衍生品经纪商MFGlobal），他们原计划稳赚的，却亏几十个亿了。
那些律师们，会计们，审计员以及信用评估机构的高官们，也没见得有哪一个伙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做了错事被指控的。
新通过《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本期待可以阻止腐败的在发生，但其漏洞百出，承蒙华尔街说客的好意了，这条法案几乎成了一虚假外壳。华尔街阻止恢复<格拉斯斯蒂格尔法>(译者注：1933年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the Glass-Steagall Act），规定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必须分立，禁止它们拥有股票，而且商业银行只能经营短期贷款，不能经营7年以上的长期贷款。)。并且华尔街反对对最大型银行设限获得了成功。
数年之前窗户就开始破损了。据安然公司（世界500强）的法院指定委托人报告，花旗集团和 摩根JP大通的银行家们不仅没有设法弥补过错，还幻想着将财政方案卖给安然，这明摆着允许安然犯金融欺诈罪。安然公司的审计员阿瑟.安德森以撕毁安然的文件被控告妨碍社会正义罪。然而，安德森的大多数合伙人，这些安然公司的同谋们却从未遭到应有的惩罚。
美国人在谈到同性恋婚姻，避孕，未婚先育，堕胎以及上帝方面有自己的宗教观念。只有当我们充满自信过我们的私生活，没有政府的管理或干涉，并且我们能信仰自由（或选择无宗教信仰），而不去关注他人的宗教信仰如何时，我们才会真正的自由。一个社会拥有的一套宗教观念是在强加在众人非议的基础上形成的，这样的社会不是民主的社会，而是神权社会。
数年来，在华尔街，在大公司的行政套房里，我们目睹了高官们对公共信任的滥用，这不是个人道德的问题而是对公共道德的侵犯。他们渐渐破坏了我们经济和民主的完整性。他们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相信这场游戏是个大骗局。
退步的共和党人在面临他们不认可的个人道德决策时，肯定会给这种行为冠以“丢人”“可耻”“卑劣”的字眼。曾经有个年轻女子站起来捍卫自己的道德观，鲁什·林堡（Rush Limbaugh）称人家为“荡妇”。共和党人已经把道德踩到地底下了。是民主党人和进步人士拯救我们道德的时候了—新镀金时代的经济职权和特权的滥用应当受到谴责—技术上合法道德上说不过去的交易也应受谴责，他们辜负了投资人或员工们对企业的信任，较于普通工人的高管们的薪水却高得离谱，政党获得的巨额捐赠也滋生了愤世嫉俗情绪，受赠人是否有能力代表了整个公众的利益。
经济体是基于也以形成的道德体系建成的。亚当.斯密从未称自己是经济学家。当然了，18世纪独立的经济专业还不存在。他称自己为道德哲人。他最引以为豪的书并非《国家财富》而是他的《道德情操论》-这本书是关于任何人是通过各种关系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社会的。
进步分子通过公共道德和求助于常识，已经把放纵的资本主义拯救过两次了。第一次是20世纪初，美国的工业垄断了经济形成大托拉斯集团，美国政治陷入官商勾结贪污腐败的泥潭，很多工厂的工作失去保障—工人必须领着微薄的工资长时间工作，工厂还用童工。作为回应，我们颁布了反垄断法，改革行政部门，并且实施保护工人的措施。
第二次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股票市场瘫痪后，大部分美国工人失业了。我们随即调整银行系统，给居民储蓄存款投保，清理股票市场的漏洞，并向极端困难人群提供社会保险。
现在又是拯救放任自流的资本主义的时候了—改革公共道德观，强化常识性，以此为基础迎来一个新时代。
罗伯特.赖希，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教授，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公会秘书。他也是博文《余震：下个经济体和美国未来 》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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