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处境与极右派问题

欧洲的处境与极右派问题

俞力工

一．极右派的产生

多年前，曾经有位犹太学者讥讽道“犹太人数千年来早已通过异族通婚丧失了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然而反犹的极右派却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大意)。他指的是，当前西方街头频频出现的极右派，看来都有点目露凶光、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眉骨外凸、而且多喜欢留光头、身着皮夹克、纹身遍布、脚踏大头皮靴...，恍如出自同一父母。

这个文化特征的描述，不能算是过度的夸张，却也的确很难做一合理的社会学解释。有时，我还真是怀疑，是否还有一批人数不多的欧洲人带点尼安德塔人的血统。

80年代中期以前，极右派的确极少在街头出现，原因不外是一般政府多致力于反法西斯教育，社会压力非常强大;当局对他们采取的是严格的专政管制。那时，处于边缘地带的低收入、低文化的群体，一旦遇到挫折，时有投靠极左派的倾向。我们这批68年代人士在西方刚好经历了一段“左倾辉煌时代”，也刚好在这个阶段，我们吸收了许多自由主义、社会正义、节制资本、民族共融、多元文化、主权独立、和平共处、支持穷国的观念;而这一切，目前即便不是荡然无存，多提两句便有不合时宜的感觉。

如今，自冷战结束，来自共产、左派阵营的制约力消失后，西方原有的左派阵脚大乱，边缘群体跑到极右阵营的人数日益增加。这也是这次法国选举国族阵线获得18%选票的来由。

其实，一般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着15%左右的潜在性极右派人口。这些人惧外、仇外、保守、地方主义色彩极为浓厚，一旦受到“我们第一”、“我们优先”、“外X人滚出去”的号召，便不假思索地披挂上阵，走上街头。至于这批本身即处境岌岌可危的边缘地带人口，认为应当踩在哪一个弱势群体的身上，才能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性?这完全是出于偶然，也就是说，那要看这个社会刚好出于什么历史、社会原因，什么时代吸收了什么样的外来族群。该外来的弱势群体可以是犹太人、吉普赛人，可以是外籍劳工和难民，也可以是伊斯兰教徒或佛教徒;或者，也可以像台湾，把箭头指向菲劳、外省人、大陆妹或外籍新娘…;还有，随着反恐战争、反伊斯兰运动的深化，中国大陆反伊斯兰民族的气焰也日益膨胀。这些，都可视为国际新保守主义政策的“附带创伤”。

就一般情况，欧洲联盟范围内的极右派政党至多能够取得5%的选票，而要想取得15%以上的选票则非常之难。这也就是说，当前法国极右派国族阵线所得到的18%已远远超过潜在极右人口的上限。类似例子也曾在奥地利出现过，即90年代时其自由党曾获得29%的选票，并因此加入了联合政府，也因此受到欧盟的冷落与制裁。

据分析，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极右派所得的选票会多到让人“跌破眼镜”。一是，执政党的表现实在太差，导致大量抗议群体的出现。这个群体平日对政治并不热衷，而参加投票只是为了抗议，为了“教训”执政党而做出支持极端派的选择(当前极左势力已不存在);二是，执政党本身在迎合极右派或执行极右的民粹主义政策，由是让许多选民认为极右派才是名副其实的领导者。萨科奇政府，刚好就同时犯了这两个错误，因此输得理所当然。

为避免“放马后炮”之嫌，笔者顺手摘录一段去年发表的评论作为补充：

“法国涉入阿富汗、伊拉克、巴尔干的程度远不及德国，其原因在于过去是老谋深算、与美国不睦的密特朗与希拉克掌权。如今萨科齐民调很差，此人有犹太血统，又一向拿弱势群体大做文章，煽动民粹主义。如今一头栽在美国怀里，恰好反映他不是个地道的法兰西人。萨科齐投机倒把、私德不佳，结局不会太好。”

二.奥兰德胜选与欧洲的处境

欧洲国家通过战后的谅解与合作，经济、社会方面成功的整合，顺利调整并克服70年代

的石油危机，欢欣地迎接冷战的结束与和平的到来，于是在90年代之初，信心满满地提

出了“引进统一货币”(欧元)和实施“独立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主张(即1992.2.7生

效的“马城条约”的主要内容)。

1992.3.8日美国发表“国防文件”，除了要求巩固美国的国际统治地位，防止强大

对手产生，促使北约成为西方阵营安全保障工具(过去只是区域性联防组织)之外，还

明确指出要阻止任何一个区域排斥美国、建立自己的安全政策。

如今，20年过去了，北约从不曾跨越成员国家的领土一步，发展到四下出击，势力直达

北非、中亚、中东、阿拉伯海。欧盟也早已对建立“独立外交与安全政策”毫无信心，

甚至闭口不谈。欧元更是频频受到美英一方的奚落与打击，该新生事物是否能够维持下

去，目前不得而知。

这次法国社会党胜选，许多人视其为重新迈向社会正义的一线“转机”。该情况让人忆及90年代初克林顿担任总统(93至01年)、尤其是布莱尔担任英国首相并提出社会民主的“第三条道路”之后，评论界一时纷纷期盼冷战结束后广泛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特别是扩大金融市场)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却不料，克林顿自担任总统的第一天开始，国会众、参两院均由保守党把持，因此整个两任期间就让共和党牵着鼻子走。至于布莱尔，当然也就从97年上任首相开始，必须积极配合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反恐”外交路线，致使国库空虚，“第三条道路”也无疾而终。其直接的影响就是，把欧洲联盟成员一个个地绑架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战车上，四下进行军事干预行动。另一方面，又得坐视金融投机资本巧立名目，大肆对股市、金融市场进行“剪羊毛式”的定期盘剥，由是使建树了百年之久的社会民主主义严重倒退。

鉴于欧洲大陆文化底蕴的深厚与经济、政治基础的牢固，尚且让盎格鲁萨克森帝国在短短二十年之内搅和得毫无招架之力。如今，奥兰德虽然脱颖而出，其社会党在整个欧盟范围却十分孤立。因此他的胜选是否可视为“转机”的征兆，笔者还相当审慎保留。

2012/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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