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1日，主持调查中央情报局秘密拘押和审讯计划的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范斯坦，出乎意料地发表了长达30多分钟的讲话，痛斥中情局非法侵入国会调查人员的电脑并移除文件，给后者戴上了“涉嫌违反宪法、破坏三权分立原则”的帽子。而中情局不仅不认错，还反诉国会调查人员违规下载和转移机密文件，要求司法部展开调查。四个月转瞬即逝，一度显得扑朔迷离的“文件门”在7月31日已水落石出。
中情局在其发布的内部审查结果的简要总结中，承认有5名雇员违反中情局和国会的协议，暗中搜查了国会调查人员所使用的电脑。当初信誓旦旦地说绝对没做错任何地方的中情局长布伦南也不得不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道歉。虽然现在“文件门”因为中情局认错而暂告一段落，双方这次剑拔弩张地对峙不仅使美国国会与中情局的关系跌至近40年来的冰点，更将美国政治体制内行政与立法机构的冲突完全公开化，有助于我们理解近期以来的美国政治现实。
从2002年开始，中情局就通过其秘密拘押和审讯计划，在美国本土以外的设施中对抓获的基地组织人员使用了林林总总包括水刑在内的审讯手段。因为使用酷刑和美国为自身打造的正义形象反差太大，加上伊拉克监狱里的虐囚事件，美国对外形象一落千丈，所以国会在时隔4年于2006年获知中情局的秘密计划之后就决定展开调查。2009年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中情局的违规情况比想像的还严重，于是第二轮的调查接踵而至。根据当时达成的协议，国会调查人员被允许在中情局自己的一个秘密地点使用其内部电脑查阅中情局文件。从其部门利益出发，中情局当然不想被国会抓住把柄，于是想方设法拖延、阻挠调查，把多达6百万页没有索引的文件全部放到了特设的电脑系统里。不仅试图把调查人员淹没在文件的汪洋大海中，而且在2010年期间还分两次秘密侵入电脑，移除了近1000页的文件。更为关键的是，国会调查人员找到一份前任中情局长莱昂·帕内塔任内的内部评估报告，可以佐证中情局的种种违规之处。但在向中情局求证之后，这份文件的大部分也从电脑中消失了。如果不是调查人员及时保留了一份拷贝并锁在参议院的保险箱里，中情局只怕还不会这么快就向国会低头。
时至今日，此次“文件门”风波转入了第二阶段。尽管有参议员呼吁布伦南辞职，但因为奥巴马随即对其表示支持，称赞布伦南在反恐战争中的领导能力不可或缺，而且加上司法部决定不展开任何进一步的刑事调查，所以中情局暂时不会受到什么整肃。不过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多达6000页的报告何时发布，对酷刑的范围及程度到底披露到哪一步，这些都还是未知之数。 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是，中情局作为行政部门里的一个强力机构，为了自保，不惜对自己在国会的顶头上司使用黑色手段，最后闹到双方公开翻脸，说到底也是美国反恐战争2001年开打之后所造就的内外困境使然。
纵观过去的10年，美国自2003年入侵伊拉克之后，不但迅速耗尽了其在9.11事件中所收获的全世界的同情，还因为虐囚和使用酷刑而导致了巨大的道德赤字，直接损害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的胜而不利和巨大消耗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造成美国硬实力下降的同时也逼迫其转而更多地依赖软实力和巧实力，但其背负的道德赤字却又对软实力形成了莫大的制约。在这个当口，国会再不对中情局的违规行为进行调查，就只能坐视美国陷入更深的道德赤字之中，使国际环境于己更加不利。从重建美国的国际声誉这一角度出发，美国国会就必须要对中情局的秘密计划有所交代。
对内而言，中情局2002年的秘密计划直到2006年才为国会知晓，而且居然敢用情报手段阻挠国会调查。如果再不加以遏制，“水门事件”之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点点监督机制也将付诸东流，国会由宪法所赋予的监督权更会形同虚设。另外奥巴马在这次“文件门”中的角色也耐人寻味。如果他事先知道并默许中情局的行为，那就是以总统之尊带头挑战国会，动摇美国基本的宪政体制，说会引发宪政危机也不为过。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即是前车之鉴。如果他不知情，则表明奥巴马虽贵为总统，但其实对中情局等强力部门的掌控也十分有限。这次的“文件门”中，中情局就曾伪称是奉白宫之命才删除文件，而白宫面对国会的质询却是断然否认，根本原因就在于那将是能引发国会弹劾的大事。
作为“文件门”的一部分，奥巴马在8月1号已经正式确认中情局确实在审讯中使用了酷刑，但在讲话中呼吁大家要辩证地看待，左支右绌的无奈历历在目。国会的最终报告还未见发布，大概是在等待合适的时机以把对美国形象的冲击降到最小。不过可以预见的是，解决了酷刑使用问题也不会缓解美国目前所面临的道德困境。2009年开始加强的无人机攻击行动就带来了新的法律和道德问题。从攻击目标的不确定所引发的误杀问题到可能的平民附带损伤，还有不经审判就加以格杀与基本法律原则的冲突，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要留待美国去解决。就其内部而言，自9.11以来行政权的扩张已经在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埋下了不断冲突的种子。这次本可以关起门来解决的“文件门”闹得人尽皆知，就说明美国政治体制内部立法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回寰妥协空间已经很小。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美国如何维持其内部政治的平衡，将是其在今后2至5年内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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