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暴徒冲撞政府机构。他们头戴黄色安全帽，脸上蒙着黑色口罩，见到摄像头马上就将其破坏。
这一幅画面，令人十分火大，但也有几个问题值得反思。他们为什么把自己蒙得严严实实?他们为什么一上来就破坏摄像头?或者说，他们为什么这么心虚?
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把目光投向海外，有了特别的发现。
露馅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最近的日子不好过。
总部位于美国迈阿密的一家机构日前公布报告显示，瓜伊多领导的“人民意愿”党成员巴雷拉和洛加斯此前被派往哥伦比亚边境小镇开展人道主义援助活动，但他们却监守自盗，大肆侵吞人道主义援助资金。
今年2月，委内瑞拉反对派试图强行将美国提供的多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通过已被关闭的哥委边境送进委内瑞拉境内，委政府拒绝接受，指责美方这一行为是为军事干预作准备。这些物资留在了哥伦比亚境内，用于反对派安置逃过来的委内瑞拉叛军及其家属。
还有一笔巨款来自英国维珍集团董事长布兰森在哥伦比亚发起的一场为委内瑞拉募捐的慈善音乐会。该音乐会筹集了约235万美元，承诺将用于改善儿童营养、医疗条件，资助移民至哥伦比亚的委百姓。
然而，最近爆出那些逃到哥伦比亚的委内瑞拉军人们因为没有支付费用而被逐出酒店的消息，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本应该用于安置他们的援助资金，被反对派们挪用到高级餐厅、酒店、夜总会与奢侈品消费，数额超过十万美元。
有意思的是，提供这些信息的，竟是哥伦比亚情报部门，虽然之前哥伦比亚一直对委内瑞拉反对派给予了支持和庇护。
出了这么大的事，瓜伊多撇不开干系。作为证据，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长罗德里格斯当众展示了瓜伊多与部下的聊天记录。
还有一个有力旁证是，美方官员，尤其是蓬佩奥和博尔顿对瓜伊多公开表示过不满：一是瓜伊多曾经承诺，他振臂一呼，委军队将全面倒戈，但这一场面美方没有看到，二是美国援助的7000万美元变天资金不知道被瓜伊多花哪了，有证据表明是被瓜伊多私吞了。
今年1月瓜伊多横空出世，宣布自己是“临时总统”，在公共场合一贯大义凛然。没想到，这么短时间，这么小的利益，就让他把持不住了。
与反对派结盟的一家机构近来进行的民调显示，仅有36%的委内瑞拉受访者承认他为“国家元首”，远低于2月的49%。相比之下，马杜罗的支持率已从2月的34%增至6月的41%。就是美国，也在想找新的替代者，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现实
不仅是委内瑞拉。更早一点，我们在乌克兰可以看到“得逞的抗争”。但结果怎么样呢?
2004年11月，乌克兰爆发第一次广场革命，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指责时任总理亚努科维奇在总统选举中舞弊，在全国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在重新举行的选举中，尤先科获胜上台。
然而，革命后的乌克兰腐败横行，一个450人的议会就有400人是百万富翁。尤先科顾不过来，他正忙于清算历史，紧抓“大饥荒”、乌克兰起义军等历史问题，搞国内政治斗争，并跟美国一道，玩危险的“加入北约”游戏。
2014年2月，基辅再次爆发广场革命。由于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拒绝在欧洲一体化条约上签字，反对派在西方资助下发动大规模广场示威活动。这次广场革命最终以波罗申科当选总统而告终。
波罗申科本身就是一个寡头。他当选后曾经承诺出售资产，但最终仅将资产转移至保密信托基金的名下。在基辅市中心热闹地区，还可以看到以波罗申科的姓氏(Po-roshen-ko)命名的“Roshen”巧克力店。总统这是从政经商两不误。
就是之前的亚努科维奇，背后也站着一个大寡头阿赫梅多夫。
这个一度以46亿美元资产位列福布斯全球财富排行榜359位的寡头在乌克兰拥有能源、电信、银行、媒体业务、零售业、房地产等领域100多家企业的控股权。亚努科维奇领导的地区党的历次选举，阿赫梅多夫都给予了“非常认真的支持”。
所以说，革命以来这十多年的乌克兰，就是各色私人财阀之间的你方唱罢，我登场。高呼的口号或许有不同，但基本都是围绕一小撮人的私利，无关绝大多数百姓。之前打着的各色为国为民动听旗号，也仅止于说说而已。
对于乌克兰民众来讲，安定稳定向上的生活，依然遥遥无期。
有位学者曾经说过，乌克兰社会徘徊在“反共—思想自由化—经济私有化—政治寡头化—社会犯罪化—国家弱化”等轨迹上不能自拔。这样的“乌克兰式陷阱”，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误区。
乌克兰不是孤例。自2011年爆发革命以来，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的腐败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因为“阿拉伯之春”令当地社会和经济形势一团糟，各国政府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推进社会改革。
道理是明摆着的，只是依然有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前赴后继为了所谓“抗争”奔往“国家弱化”的“乌克兰式陷阱”。
问题
这样的抗争者，如果再说他是为了民主自由，为了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会让人笑破肚皮的。
一点蝇头小利，就让他们露出原形。原来所谓“抗争”也好，“革命”也罢，既是为了名也是为了利。和老一辈真正有信仰的革命者相比，他们只是一群投机分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激进的理想还在，激烈的抗争形态还在，但是它们的性质和特点都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
一则，大的普遍性革命风潮在冷战后已经逐渐淡化，现在基本都是源于对经济状况的强烈不满。比如委内瑞拉，日用品的严重匮乏，生活水平的严重下降，被瓜伊多用来收拢人心，然后把具体的经济社会诉求整体化，套上革命的外衣，呼吁推翻当权者这个最好使的替罪羊。
“抗争”就是这么容易。
二则消费社会里长大的年轻人们，他们并不是大无畏的，他们从来不像真正的革命者一样不怕牺牲。有点危险就逃;有点好处就捞。这就是作为消费社会那部分失落中产的脆弱性。他们渴望用狂热的激情发泄不满，但又不敢拼命，不愿意付出什么实际代价。
那么问题来了：这些“抗争者”们的诉求能不能通过一次性革命解决掉呢?乌克兰提供了很好的前车之鉴。
以前的传统革命是要改造社会结构，现在的革命只是要完成象征性的改变。比如说，能说委内瑞拉的问题都源自马杜罗?推翻了他，委内瑞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但“乌克兰式陷阱”告诉我们，这类抗争活动搞完了，除了自己的更大痛苦和极度失落，实现不了任何真实诉求，反倒是政府换来换去，社会更乱人民更苦。
的确，发生抗争的社会是存在问题的，但社会问题的症结和抗争者们找到的那个原因常常是对不上的。认知的这一错位就会带来巨大问题。
这也是主义和问题的区别。
谁都不宜搞自由民主的这套主义，而应该通过具体社会改革来解决社会问题，实现博弈中的利益合作。
这才是对社会问题有建设性的解决态度。
特别感谢张颐武教授。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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