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网站9月18日文章】题：为何被操纵的资本主义正在破坏自由民主(作者马丁·沃尔夫)过去40年，尤其在美国这个全球最重要的国家，我们看到了一个危险的铁三角：生产率增长放缓、贫富不均加剧及金融大震荡不断。
很大程度上，原因在于“收租食利资本主义”的兴起。这里的“租值”是指扣除产生所需要的商品、服务、土地或劳动力供应的成本之外得到的回报。“收租食利资本主义”指在这种经济中，市场和政治权力允许享有特权的个人和企业从所有其他人身上榨取大量租值。
贫富不均加剧原因非在贸易
但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失望。正如美国西北大学社会科学教授罗伯特·戈登所言，基础性创新在20世纪中叶之后放缓了。技术还造成了对大学毕业生的更大依赖，推高了他们的相对工资，这是贫富不均加剧的原因之一。
现在每个西方高收入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都超过40年前。然而，贫富不均加剧的程度却有着显著差异。其结果取决于市场经济制度的表现以及国内政策的选择。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埃尔哈南·埃尔普曼就这一课题的大量文献写过一篇综述，结论是“以对外贸易和外包为形式的全球化，并不是贫富不均加剧的主要因素。对世界各地不同情况的多项研究都得出了这一结论”。
大量制造业的地点转移(主要移向中国)可能略微减少了高收入经济体境内的投资。但这种影响不足以使生产率增长显著降低。相反，全球劳动分工的转移，使得高收入经济体专注于技术密集型行业，这些行业实现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潜力更大。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个天真的重商主义者，认定是双边贸易失衡造成了就业岗位流失。这位美国总统坚称，这些赤字反映出贸易协议的糟糕。确实，美国存在总体贸易逆差，而欧盟存在顺差。但是它们的贸易政策非常相似。贸易政策无法解释双边贸易平衡情况。
金融肿瘤扩散垄断压制竞争
聚焦贸易和移民造成的损害可以获得政治上的回报，但这样做是错误的。比之更有裨益的做法是审视当代收租食利资本主义本身。
金融在多个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自由化的金融往往会像恶性肿瘤一样转移扩散。因此，金融业制造信贷和资金的能力为其自身的活动、收入以及(往往虚幻的)利润提供了资金来源。
1980年以来金融活动的爆炸性增长没有提高生产率增速。如果要有什么影响的话，它还降低了生产率增速，尤其是自此次危机以来。公司管理层薪酬的骤增也是如此，这是另一种榨取租值的形式。正如高薪研究中心创始人德博拉·哈格里夫斯所指出的那样，在英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与普通员工的平均薪资之比从1998年的48：1升至2016年的129：1。在美国，这个比率从1980年的42：1升至2017年的347：1。
一个可能依然更根本的问题是竞争的削弱。有证据显示，与三四十年前相比，美国市场集中度上升，进入市场的新公司比例降低，同时年轻公司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下降。经合组织和牛津大学马丁学院的研究也指出，领先企业与其他企业在生产率和利润率方面的差距在拉大。这表明竞争变弱和垄断租值上升。
公司避税严重民粹主义兴起
寻租的再—个可耻之处是避税现象严重。公司(以及股东)受益于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民主国家提供的公共品——安全、法律制度、基础设施、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和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然而，这些公司也很容易利用税收漏洞，特别是那些生产或创新地点难以确定的公司。
在这些情况下，租值不仅仅被利用。公司通过游说支持扭曲的和不公平的税收漏同，反对针对合并、反垄断活动、金融不端行为以及环境和劳动力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租值也在被制造出来。公司游说压倒了普通公民的利益。
特别是，随着一些西方经济体在收入分配方面变得更加拉美化，它们的政治也变得更加拉美化。一些新的民粹主义者正在考虑在竞争、监管和税收政策方面做出激进却必要的改变。但是其他的民粹主义者依靠仇外“狗哨”，同时继续推动一种被操纵以有利于少数精英人士的资本主义。这些活动很可能最终导致自由民主制度本身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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