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主义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导，但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孤立主义仍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出现新的孤立主义思潮，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奥巴马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在对外政策上坚持“最少介入”;特朗普上台以后，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继续减少国际介入，避免承担国际责任，同时施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强硬的移民政策。此次新孤立主义思潮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源于美国国内对自由国际主义实践结果的不满和解决国内问题的需要，也是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趋势性因素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美国军事与外交;新孤立主义;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
作者简介：韩召颖，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政策、中美关系、国际安全、国际关系理论、大国关系;岳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于《美国研究》2017年05期9-31+5页，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阅原文。图片源自网络。
孤立主义和国际主义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两个主要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主义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一种历史传统的孤立主义并未就此消亡。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孤立主义总是以新的形式出现，成为战后限制国际主义的重要力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新的孤立主义思潮再次在美国兴起，且有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迄今影响最大的一次。此次新孤立主义思潮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对美国对外政策将造成怎样的影响?为什么会出现新孤立主义思潮?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和回答。
一 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传统及其发展演变
孤立主义在美国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社会思潮的形式继续存在，孤立主义在美国经历了一个形成、巩固和变化的过程，也见证了美国对其国际角色认知的变化。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长期奉行的“不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大国结盟、不做出政治军事承诺”的对外政策。立国之初，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摆脱列强控制，巩固独立成果，孤立主义对外政策便由此产生。针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欧洲各国间的战争，美国政府于1793年4月发布《中立宣言》，声明不介入战争任何一方。通过这一宣言，美国一方面明确了不介入欧洲纷争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在事实上废止了独立战争期间与法国签订的同盟条约。因而《中立宣言》实际上“奠定了美国孤立政策的真正基础”。
1796年，华盛顿在宣布退出政坛时发表了著名的告别演说，告诫美国不要卷入欧洲国家的政治纷争，避开与外界任何部分的永久结盟。这是对孤立主义对外政策的首次系统阐述，也将孤立主义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原则确定下来。1823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America is American America)的口号，将孤立主义从美国孤立扩大到美洲孤立。一方面，除了地理上的阻隔，门罗主义强调美洲在政治制度方面与欧洲的根本区别;另一方面，在美国不介入欧洲事务的基础上，门罗主义强调欧洲也不得干涉美洲事务。因而门罗主义实际上与孤立主义“相吻合并使之得到加强”。在之后的一百多年中，尽管美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其始终恪守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准则。即使有时美国迫于形势的需要而干预欧洲事务，它也会在达到目标后迅速撤回。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孤立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战后国会拒绝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更显示了孤立主义力量的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中立法》的通过则是孤立主义的一次极端表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并逐渐确立了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孤立主义的对外政策也被主张积极干涉全球事务的国际主义所取代。随着战后美国自身利益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度嵌入，孤立主义已不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样成为一个凌驾于其他原则之上的主导性政策思想，但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和政治思潮的孤立主义并未随之消失。相反，“在一定的条件下，孤立主义总是不断以新的形式出现，成为战后反对美国干涉世界事务的重要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孤立主义在美国至少有两次大的回潮。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国力相对衰落，特别是深陷越战泥潭，导致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危机频发。在这样的背景下，孤立主义思潮卷土重来，其中的代表人物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William J.Fulbright)和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他们要求减少美国在海外承担的义务，放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世界上的干涉主义，将美国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国内，以使美国的对外政策与其国力相适应。
另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美国国内关于美国未来的对外战略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辩论，孤立主义作为其中的一种政治主张再次兴起。许多有影响的学者、政客提出美国应把视角转向国内，其中比较全面和系统地阐述冷战后孤立主义主张的是199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Buchanan)。布坎南以“美国第一”、“美国优先”为口号，提出美国不该过多干预世界事务、背负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而应该致力于解决美国自身的问题;美国应取消所有对外援助，撤回驻在国外的军队，设立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壁垒。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已不同于美国早期的孤立主义，因而通常被称为“新孤立主义”。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不再是政府的对外政策，而只是存在于民间和政坛的一种政治思潮。孤立主义是对各种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秉持的国际主义对外政策的主张的统称，不同的孤立主义者可能因对国际事务认知的差异而提出不尽相同的政策主张。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纷繁复杂，基于不同的分类方法可以将其分为自由孤立主义和保守孤立主义、理想主义的孤立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孤立主义、安全孤立主义和经济孤立主义等。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孤立主义并不完全反对美国介入国际事务，而是强调海外介入不能超过美国力量的限度，不能以损害美国利益为代价。由于新孤立主义的政策主张不尽相同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截然相反，很难就具体的政策主张对新孤立主义进行界定，但其核心思想却是相通的，也因此才能被统称为新孤立主义。
这些核心思想可以归纳为紧密联系的三点：重新定义美国的国家利益，认为美国的根本国家利益在于美国自身的安全、繁荣和自由民主制度，而不是世界的所谓和平、民主，更不是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因而,美国应当将政策重心置于国内问题上，以保护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经济的繁荣。这就要求美国减少在海外承担的义务，只介入那些与美国的安全和繁荣密切相关的国际事务，并严格根据国家利益制定美国的对外政策。
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传统之一，孤立主义的形成及其巨大影响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和现实动因。首先，“美国例外论”是孤立主义对外政策的重要思想根源。早期北美移民多是出于对欧洲政治和宗教状况的不满而选择逃离，他们来到北美这个新大陆就是要建设一个不同于欧洲，且优越于欧洲的新世界。因而“多数美国人的内心深处对欧洲有一种鄙视心理”，“他们从心底里认为欧洲在堕落、欧洲在沉沦，而对美国自己的制度和价值观却感到自豪，因此他们感情上不愿与欧洲为伍。”同时，美国不与欧洲为伍也是出于保护自己优越的制度和价值观的考虑，因为美国人担心“对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世界进行过多干预，会腐化和破坏美国人民已经建立的洛克式的民主秩序”。其次，特殊的地理位置为孤立主义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客观环境保证。在交通和通信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浩瀚的大西洋成为阻隔美国与欧洲的天然屏障，这道屏障既有效限制了欧洲列强对美国的干预，也有利于美国专心于国内事务。正如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所言：“我国位于隔离和遥远的位置，这要求我们并使我们追寻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后，孤立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当时国内外环境作用的结果。美国独立之初，孤立主义显然是巩固独立成果、增强国力的需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孤立主义达到鼎盛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经济大萧条和国内民众对欧战态度分裂造成的;20世纪60年代末的孤立主义回潮，是在美国国力相对衰落和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背景下发生的;20世纪90年代的孤立主义回潮则是外部对手突然消失和对冷战深刻反思的结果。总的来说，“每当美国在国内遇到危机或在国外遭到失败，孤立主义情绪往往会高涨起来。”
二 金融危机后的新孤立主义思潮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再次出现了新孤立主义思潮。这一思潮在美国民间、学界和政坛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金融危机后，美国社会出现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强度甚至超过前两次孤立主义回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09年的民调数据显示，49%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应“管好自己的事情，让其他国家尽量依靠自身力量处理好各自的问题”，76%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应“更专注于自己国家的问题，致力于美国的强大和繁荣”，皮尤中心的报告以“孤立主义情绪达到四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概括这次民调的结果。但这一“最高点”很快就被再次刷新。到了2013年，支持上述两种观点的被调查者分别增长至52%和80%，均达到皮尤中心1964年开始此项民调以来的最高值;相比之下，第一次孤立主义回潮期间，两项数据的最高点分别为43%和73%;第二次孤立主义回潮期间，两项数据的最高点分别为41%和78%。2016年，支持上述两种观点的被调查者比例在2013年的基础上均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57%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应“管好自己的事情，让别的国家尽力应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37%认为美国应帮助其他国家解决问题;同时，4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已经在国际事务上做的太多，而不是太少(27%);49%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参与全球经济是一件坏事，只有44%持相反观点，这表明美国民众对参与国际事务仍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同时，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进行的民意调查也证明了美国民众的孤立主义倾向。根据该委员会2014的民调，58%的被调查者支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41%的被调查者认为美国应从国际事务中抽身;虽然该委员会的报告坚持不应将此视为民众的孤立主义倾向，但基于对同一问题的回答，58%这一数字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自1974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第二低点，仅次于1982年的54%，41%则是1974年以来的最高点;此外，调查发现，只有感受到直接威胁，且认为军事干预的成本相对较低、风险相对较小或涉及人道主义灾难时，美国人才支持使用武力。到了2015年，认为美国应从国际事务中抽身的被调查者比例降至35%，但仍高于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大多数年份。
在美国战略学界，持明显孤立主义倾向的战略主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战略学界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争论从未停止，对美国“自由霸权”战略的批评也一直存在。而在小布什政府的“自由干涉主义”导致美国深陷中东战争泥潭的背景下，批判的声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的“离岸平衡”(Off shore Balancing)战略和“克制”(Restraint)战略无疑属于新孤立主义的范畴。“离岸平衡”战略的倡导者主要包括克里斯托弗·莱恩(Christopher Layne)、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和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等人。
“离岸平衡”战略认为美国应从权力政治角度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即“维持美国在西半球的统治地位，防止其他地区潜在霸权国的崛起”，而不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价值观、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他们强调美国根据欧洲、东亚和波斯湾地区的权力分配调整自己的军事布局:鼓励地区国家承担责任，维持地区权力均势，防止某一国家崛起为地区主导国;美国只在必要时介入，以扭转权力的失衡。在具体的行动策略上，他们认为当前只有东亚地区出现了权力失衡的趋势，因而美军要继续留在亚洲，但应该从欧洲和波斯湾撤离。通过限制军事上的投入，美国一方面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解决国内问题，进一步巩固美国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恐怖主义的威胁，因为“美国在中东的干预是穆斯林憎恨美国的主要原因”。因而，“离岸平衡”战略的实质是“节约使用美国的力量，以在尽可能长的时期内维持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捍卫美国的民主自由”。
“克制”战略的主要倡导者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巴里·波森(Barry R.Posen)。这一战略认为美国的核心利益在于美国自身的安全及其在国际上优势地位，而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主要来自地区强国的崛起、核武器的扩散和恐怖组织对美国的袭击。在“自由霸权”战略的指导下，美国毫无节制的对外干涉不仅造成巨额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而且引发其他大国的制衡和中东地区强烈的反美情绪;美国的同盟关系对美国利益的贡献有限，反而是助长了一些盟友的肆意妄为。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应“逐步减少政治承诺和军事部署”，废止“冷战期间遗留的联盟组织和安全承诺”，“让盟友独自承担自身的安全责任”。这样，美国可以通过削减开支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以地区均势来制衡可能威胁美国优势地位的地区强国，从而在内外两方面缓解对美国优势地位的威胁。就相应的军事战略而言，美国应逐步撤回大部分的海外驻军，转而寻求在全球范围的“制公权”(Command of the Commons)，即对国际公域，包括海、空、天的控制。这样的战略一方面能有效减少其他国家和恐怖组织对美国的恐惧和憎恨，从而削弱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根基，另一方面也足以维护美国的优势地位，并保证美国在需要时能做出快速高效的反应。
与前两次孤立主义回潮相似，金融危机后的新孤立主义也有总统候选人作为代表人物。首先是2008年和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恩·保罗(Ron Paul)。美国外交政策网站将保罗的对外政策主张概括为“自由意志主义、不干涉主义和帝国规避主义”。作为自由意志主义者，保罗坚信过多的干预不会产生好的效果，美国的对外干预不仅将士兵置于危险境地、浪费宝贵的国家财产，而且会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招致其他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憎恨和报复。因而他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外干预，反对侵略战争，主张美国结束与其他国家的盟友关系，撤回驻扎在外国的军队;同时，保罗强调美国的主权和自由，支持绝对自由的国际贸易，因而他主张退出联合国、国际法院、世界贸易组织等限制美国主权和行动自由的国际组织，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等实际上“有碍自由贸易”的自贸协定;此外，保罗坚决反对非法移民，提出废除出生公民权、加强边境防卫等措施以限制非法移民。虽然两次都没能通过党内初选，但保罗的政策主张赢得相当数量年轻人和底层民众的支持，也为之后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总统候选人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自由意志主义、不干涉主义和帝国规避主义”
2016年总统大选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主张在许多地方与保罗惊人的相似。竞选期间，特朗普打出“美国第一”的口号，将之作为其政策的最高理念。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消耗了过多的资源，也失去了盟友的信任和对手的尊重。因而他提出美国应将更多的精力转向国内，建设强大的军事和繁荣的经济，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广大民众的利益。特朗普主张，在安全上，美国应减少不必要的安全承诺，让盟友承担更多的义务并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买单;美国应避免为推广民主而进行对外干涉，但为维护美国的安全和利益要敢于使用武力;在经济上，美国应退出各种对其构成限制的贸易组织和自贸协议，设置贸易壁垒，以保护美国的经济和民众的利益;同时，美国应退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协议，避免为此承担不必要的义务。此外，特朗普将非法移民视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提出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抓捕并遣返非法移民等措施以应对这一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孤立主义”一词在美国已被异化，成为国际主义者用以抨击对国际主义政策稍有质疑者的蔑称。因此，在美国学界，事实上持孤立主义立场的学者很少愿意承认自己是孤立主义者或新孤立主义者，而总是将自己的政策主张冠以其他称谓，“离岸平衡”战略和“克制”战略就是如此。波森反对将克制战略视为新孤立主义，甚至在早期将自己划为选择性干预战略的倡导者。但在其他学者看来，“离岸平衡”战略和“克制”战略都具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应被划为新孤立主义的范畴。同样，在政坛，保罗和特朗普都不承认自己是孤立主义者，甚至极力分辨自己的政策与孤立主义的不同，但他们的整体政策倾向和核心思想无疑都具有明显的孤立主义特征。
三 金融危机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倾向
金融危机后，在新孤立主义思潮兴起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孤立主义倾向。一方面，这是对外政策决策者基于国内外环境做出的现实选择;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这是新孤立主义社会思潮影响的结果，因为“任何民主政体都很难抗拒公众情绪持久且广泛的转变”。
奥巴马在金融危机中上台，其对外政策体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首先，就国家总体战略而言，相比于外交，奥巴马政府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这一战略定位基于奥巴马的一种理念，即对外战略的基础是国家实力，对外战略要服务于国家增强实力的需要。在2010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指出：“我们首先应致力于建设强大的国内基础，因为我们在国外的力量和影响力源于我们在国内的行为。”“我们工作的中心是让经济保持活力，这是美国力量的源泉。”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再次强调：“美国的领导力根植于我们的国内基础，即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以及美国人民的价值观。”基于这一理念，奥巴马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国内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这在历年的联邦预算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第二，在对外政策上，坚持“最少介入”，尽量减少美国权力资源的消耗。上任之初，奥巴马就开始分阶段从伊拉克撤军，并最终于2011年12月将美军全部撤出伊拉克。在阿富汗，奥巴马的计划是先增兵以稳定阿富汗的安全形势，然后再逐步撤出美军。虽然最终未能如愿，但到奥巴马离任时，在阿富汗的美军人数也已从其上任之初的3.6万人缩减至不足一万人。在“阿拉伯之春”期间，面对埃及这个重要盟友，奥巴马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敦促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对穆斯林兄弟会的上台执政和军队的政变又都视而不见。奥巴马的这一系列行为明显前后矛盾，唯一可能的解释就是不愿介入埃及国内的纷争。对伊朗，奥巴马综合利用多边制裁和外交谈判，最终同五大国一起和伊朗达成了全面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使得持续12年之久的伊朗核问题最终通过外交途径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对朝鲜，奥巴马上任之初实行“伸手外交”，遭遇失败后转而执行“战略忍耐”政策，即继续对朝鲜的孤立和制裁，在朝鲜显示出弃核的诚意前，美国不与之进行对话。其实质就是搁置朝核问题，以避免在此投入过多资源和精力。
第三，拒绝人道主义干预。面对“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浪潮，奥巴马的态度相当冷漠。在利比亚，奥巴马是在英法等欧洲盟友和政府内部“自由干预主义者”的共同推动下才决定参与空袭行动的，但在几天后即将指挥权交给北约，转而进行“幕后领导”;在叙利亚，在阿萨德政府打破美国的红线，美军也做好战争部署的情况下，奥巴马突然宣布将战争决定权交给国会，并积极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叙利亚危机;即使是面对伊朗的民主抗议浪潮，奥巴马也没有推波助澜。奥巴马的冷漠固然有干涉风险和成本过高的考虑，但其深层次根源却是奥巴马关于推广美国价值观的理念，即美国应通过树立榜样影响其他国家，而不是通过干涉的手段来推广民主价值观。
这在奥巴马任内发布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都有明显的体现，2010年报告强调：“美国的道义领导地位植根于美国榜样的力量，而不是通过将自己的制度强加于人来实现”，2015年的报告再次申明：“只有在国内维护好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才可能在世界范围内更好地推广它们。”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孤立主义与干预主义的根本分歧就在于如何使美国的价值观普遍化，孤立主义坚持通过树立榜样来影响其他国家，而后者认为美国影响世界的方法应是行动主义的“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众多孤立主义派别中，自由孤立主义的主要理论根据就是美国应通过树立榜样而不是对外干涉来影响世界。
金融危机后，美国民众的孤立主义倾向愈益明显，而特朗普在竞选期间的对外政策主张也体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两者相辅相成，并最终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中实现合流。特朗普的当选从侧面验证了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的强大，而这也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奠定了基调。一方面，有广泛的民意为基础，特朗普敢于执行其竞选时的主张，另一方面，民众的孤立主义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特朗普的对外政策。虽然执政时间不长，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已经体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色彩。
首先，就总体国家战略而言，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原则，把战略重心转向国内，将美国自身的强大和人民的福祉作为内外政策的核心。在就职当天发表的演说中，特朗普抱怨美国为世界付出太多：“几十年来，我们以牺牲美国工业为代价发展外国工业，以消耗美国军队为代价援助外国军队，以破坏美国边境为代价保护外国的边境”，作为总统，他将改变这一状况，并承诺：“每一个贸易、税收、移民和外交的决定都将以美国劳工和美国家庭的福祉为第一考虑”。就具体政策而言，特朗普将重点放在了军队建设、经济发展和提升就业上。白宫网站将“让美军再次强大”列为新政府要优先处理的议题之一，并强调“以实力求和平”将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中心”。为此，特朗普在上任后一周就发布“重建美军”的备忘录，并在2018财年预算案中要求大幅增加国防部的预算。在经济方面，特朗普的计划是在未来十年创造2500万个就业岗位并实现年均4%的经济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特朗普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并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大力推动化石能源产业的发展。
第二，就对外战略而言，特朗普政府减少国际介入，逃避国际责任，体现出明显的收缩态势。在特朗普看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消耗过多，这与其“美国优先”原则相悖。因而特朗普要求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投入，这在白宫提交的2018财年预算案中得到清楚体现。根据这一预算，美国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用于海外应急行动、维和行动、对外援助、国际组织及国际教育与文化交流等项目的资金被大幅削减，国务院和财政部对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和气候投资基金(Climate Investment Funds)的注资被彻底废除。主导气候变化项目和可再生能源计划的美国环境保护署则成为被削减最严重的部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特朗普对国际公共产品供应、海外干预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预算案体现出的政策倾向在特朗普的政策宣誓和具体行动中也得到了印证，如在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强调：“我们不谋求迫使他人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但会让美国模式成为闪亮的榜样。”同时，特朗普对盟友在安全上的搭便车行为十分不满，虽然已不再宣扬盟友无用论，特朗普仍多次公开要求盟友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买单。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对美国与北约成员国及日韩的盟友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此外，签署关于“能源独立”的行政命令则是特朗普为推翻奥巴马时期的气候政策、逃避国际责任迈出的重要一步。
第三，在国际贸易领域，特朗普政府秉持贸易保护主义。特朗普强调，国际贸易要以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劳工福祉为第一考虑，但在特朗普看来，当前的国际贸易和自贸协议完全背离了这一点。一方面，许多自贸协议对美国经济是十分不利的，美国制造业因此遭受冲击;另一方面，不公平的贸易协议在美国国内造成业内人士和行业精英的利益凌驾于广大劳动工人之上，严重损害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因此，特朗普强调“只有保护才能带来繁荣富强”。在就职后的第四天，特朗普就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3月底，特朗普连发两道行政令，要求官员们拿出一项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方案，同时加强对他国贸易违规行为的惩罚力度。4月底，特朗普又命令商务部和贸易代表全面审议美国所有的贸易协定和投资协定，以及与美国未签署自贸协定但对美存在巨大贸易顺差国家的贸易关系。?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虽然打着维护公平贸易的旗号，其实质却是以美国利益为核心的贸易保护主义。因而在2017年3月的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美国坚决反对在公告中继续使用“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措辞。
第四，在移民问题上，特朗普始终坚持强硬政策，全力打击非法移民。在特朗普看来，非法移民是“美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因为非法移民的涌入带来严重的治安问题，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且导致美国人就业更加困难。上台后，特朗普几乎完全按照竞选时的承诺，开始了收紧移民政策、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先是签署两道行政命令，要求行政部门在美国内部严格执行移民法规，终止对非法移民“捉了又放”的做法;在美墨边境建造一道隔离墙，以有效限制非法移民的进入。之后又签署了被称为“禁穆令”的行政命令，要求暂时停止向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七国的国民发放签证，并暂停接收难民。遭到联邦法院冻结后，特朗普又签署了修订版的“禁穆令”。最终，在美国最高法院的支持下，“禁穆令”得以暂时生效。同时，为了配合行政令的执行，特朗普要求将国土安全部的预算增加28亿美元，其中绝大多数将被用于修建隔离墙和执行移民法令。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奥巴马政府和上台不久的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都体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但是，两者又表现出一些不同的地方：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孤立主义色彩明显强于奥巴马政府;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义倾向带有明显的民粹主义特征，如其反全球化、反移民的立场和对民众利益的强调。当然，需要强调的是，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只是具有孤立主义倾向，而不能说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或已经回归孤立主义，因为此孤立主义倾向与传统孤立主义对外政策已经大不相同。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美国早已无法借助地理优势将自己隔绝，也不可能完全将威胁拒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已经全球化，因而其不可能再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种不结盟、不承担任何义务的孤立主义。与之前两次的孤立主义回潮一样，金融危机后的孤立主义其实是某种“有限制的国际主义”，其与国际主义的争论已经“不是要不要回到传统孤立主义，而是美国干涉世界的程度问题”。
四 新孤立主义兴起的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新孤立主义的兴起固然要以美国历史悠久的道德优越论和固有的地缘政治优势为基础，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主义统治美国的背景下，此次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必然有其现实的动因。
(一)美国相对实力下降
进入21世纪，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格局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首要表现就是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国际权力分配向新兴市场国家倾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世界的比重一直维持在30%左右。但进入21世纪后，这一数字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30.88%下降到2008年的23.31%，之后有所反复，到2015年回升至24.45%;相比之下，金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占世界的比重从2000年的8.11%增长至2015年的22.50%;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占比则从3.63%增长至15.04%。??同期美国的制造业实力也不断下滑，其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0年的16%一路下降至2015年的12%。
由于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和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掌控能力也明显下降，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呈现多极化的趋势。这一趋势的集中体现是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协调全球经济事务的首要平台。同时，在二十国集团的推动下，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投票权都有了明显的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中国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大股东，印度、俄罗斯和巴西均成为前十大股东;在世界银行，中国同样成为第三大股东，印度和俄罗斯的投票权也明显提高，成为前十大股东。
当然，在经济领导力下降的同时，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全球仍然具有绝对的优势。但过去十几年美军在中东的行动却反衬出了美国领导力的衰落。究其原因，军事力量的作用在于应对传统安全威胁，当面对非传统安全和非国家行为体时，军事力量的优势很难得到充分的发挥。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碎片化日益加深的时代，军事力量优势对美国领导力的贡献必然大打折扣。
(二)自由国际主义的外交实践结果令人失望
自由国际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性的对外政策，美国战略学界通常称之为“自由霸权”战略。关于自由国际主义的定义纷繁复杂，但其核心思想是明确的，即维护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并“推进建立基于国际制度、代议制政府、开放市场和尊重人权的世界秩序”。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两极格局的终结，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政策体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尤其是在缺少大国制衡的背景下，美国的对外政策变得越来越激进和随意，其外交实践的结果也令民众大失所望。
九一一事件后，小布什政府以“打击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借口，先后发动了旷日持久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军虽然推翻了两国的独裁政权，也击毙了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但却很难用“胜利”界定战争的结果。一方面，阿富汗和伊拉克非但没有被改造成中东地区的民主样板，反而陷入持续的动荡之中，并为恐怖主义的发展壮大提供了环境。另一方面，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并为两场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统计，两场战争共造成6713名美军士兵和国防部非战斗人员死亡，超过五万名士兵负伤。美国用于两场战争的直接拨款超过1.6万亿美元， 而算上其他相关费用的总花费约为4.8万亿美元。更重要的是，这两场战争导致美国全球战略的失衡和国际地位的下降。《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甚至将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影响同布尔战争对英国的影响相提并论，认为美国的霸权地位由此走到了转折点。
正是吸取了小布什政府的教训，奥巴马政府在对外干涉问题上异常谨慎。获得安理会授权后，并在英法等欧洲盟友和国内干涉主义力量的共同推动下，奥巴马才决定参加北约部队对利比亚政府军的空袭行动。但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利比亚局势并没有好转，反而陷入了乱上加乱的恶性循环。尤其是2014年8月以来，两个政府并立的局面使得利比亚再次陷入长期的内战。同时，利比亚的权力真空也为恐怖主义组织的发展壮大创造了机会，利比亚的“伊斯兰国”成为该组织在伊拉克、叙利亚和西奈半岛之外的最大分支，安萨尔伊斯兰教义组织(Ansar al-Sharia)等新的恐怖主义组织也在不断生长。
在自由国际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对外干涉让美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美国国内对自由国际主义的态度也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基层民众中间，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不愿介入国际事务;而在更为专业和理性的外交精英中间，这一变化主要体现在对意识形态类外交政策目标的认同度的降低。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对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成员进行的民意调查，在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进行排序时，“提高贫困国家的生活水平”的优先性从2001年的48%下降至2013年的25%，同期，“在其他国家保护人权”的优先性从43%下降至17%，“在其他国家推进民主”的优先性则从44%下降至12%;同时，外交精英们也倾向于认为，造成基层民众孤立主义倾向的最主要原因是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战争疲劳。
(三)美国国内挑战增多
自由国际主义在国际上遭遇挫折的同时，美国国内社会经济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沃尔特认为“今日之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国际上强大的竞争对手，而是美国不断积累的债务、破败的基础设施和萧条的经济”。这代表了相当数量美国人的看法。
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复苏较快，一直维持着较为平稳的增长。但经济数据的平稳增长掩盖了两个关键的问题：第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深化，美国的制造业越来越多的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国内的制造业也受到这些国家制造业的冲击，这必然导致美国制造业领域工资下降、就业机会减少。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这一问题显得更为严重。因而在皮尤研究中心进行的民调中，虽然受访者总体上认同美国参与全球经济是好事，但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公司大规模走向海外实际上是伤害了美国经济。第二，美国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实际生活的变化，相反，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阶级的分化和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研究显示，2009年到2013年间，美国总的收入增长中的85.1%为最富有的1%的人所占有，这1%的人收入增长了17.4%，而剩下的99%的国民收入仅增长了0.7%，前者是后者的25倍;相比之下，1979年到2007年间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占有总收入增长的53.9%，其收入增长幅度是剩下的99%国民的10倍。皮尤中心的研究也显示，1970年到2014年间，富裕家庭占有的美国总收入的比例从29%增长到49%，而中产阶级占有的比例从62%下降至43%;2000年到2014年间，中等收入家庭的平均收入下降了4%，他们的平均财富在2001年至2013年间减少了28%;同时，美国家庭属于低收入阶层的比例从1971年的25%增长至2015年的29%。
债务问题也是美国经济面临的一大挑战。“美国经济具有债务驱动特征，其经常项目收支长期保持逆差，联邦财政长期保持年度赤字。”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没有遭遇过大的债务危机，因而对债务问题的重视不够，导致美国对外负债急剧膨胀。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官方统计，2008年第一季度，美国的外债总额(Gross External Debt)达到13.78万亿美元，比2003年第二季度时的6.57万亿美元增长了一倍多。经过金融危机后的调整，美国债务增速有所下降，但仍超过同期GDP的增速。截至2016年底，美国的外债总额已达到18.33万亿美元。国际投资净头寸(Ne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osition，NIIP)是一国对外总资产与对外总负债的差值，能综合反映一国在海外的资产负债情况。2000到2008年，美国的国际投资净头寸从负1.54万亿美元下降至负4.00万亿美元，到了2016年，这一数字下降至负8.32万亿美元，即美国对外净负债为8.32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大致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适度的债务能够驱动经济发展，但不断膨胀的对外负债可能引发美国的信用危机，不仅拖累美国经济发展，而且将从根本上侵蚀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美国的基础设施大多修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很多基础设施已跟不上现实的需要。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ASCE)2017年的评级报告，美国的基础设施作为一个整体被评为“D+”级，与2013年相比没有明显改善，比1988年首份评级报告中的“C”级还略有下降。在基础设施的16个大类中，除铁路被评为“B”外，其他各类的评级都在“C+”和“D-”之间。其中，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公路和航空的评级为“D”，公共交通系统的评级则为“D-”。??基础设施的落后不仅给美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已经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发展。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估算，由于基础设施的落后，未来十年美国每个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每年将减少3400美元;到2015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因此而缩水四万亿美元。
(四)美国国内人口结构的变化
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从多个方面影响美国人的孤立主义情绪。首先，就种族结构而言，外来移民的增加导致美国白人对全球化和移民的排斥。早在2004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就提出“我们是谁”的问题，认为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移民正日益威胁到作为美国国家特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外来移民已经开始影响美国的身份认同和白人的政治地位，其中尤以拉美裔人口威胁最大，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而且人口规模正迅速扩大。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nited States Census Bureau)的统计，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的拉美裔人口从3530万增长至5050万，增长率高达43%，占总人口比重从12.5%增至16.3%。同期，美国白人人口从1.946亿增长至1.968亿，增长率仅为1.2%，占比则从69.1%降至63.7%。截至2016年7月1日，美国的拉美裔人口为5750万，白人人口为1.981亿，在2010年的基础上分别增长了13.86%和0.66%。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美国白人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成为“少数民族”。与身份危机同步到来的是经济上的损失，特别是对于广大中产阶级白人，外来移民的增加可能抢占原本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造成他们的失业或收入减少。因此，美国白人在近几年体现出明显的反全球化和反移民的倾向。
下图为不同年龄段美国人对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军事行动的态度?
资料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 Uncertain, Divided over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April 2016, available at:http://assets.pewresearch.org/wp-content/uploads/sites/5/2016/05/05-05-2016-Foreign-policyAPW-release.pdf, pp.33, 35.
其次，就年龄结构而言，由于生活经历的不同，年轻的美国人并没有老一代那么强烈的对国际主义的支持。正如美国学者查尔斯·库普乾(Charles A.Kupchan)所言：“慕尼黑、珍珠港、欧洲重建、铁幕，这些强烈历史记忆在过去50年时间里一直是美国国际主义的知识和政治基础”，而没有经历过这些重大事件，甚至没有经历过冷战的年轻美国人不太可能具有强烈的国际主义倾向。当然，由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影响，年轻美国人也不太可能是坚定的孤立主义者。但他们具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在理论上支持国际主义，但在实际上却很少采取国际主义行动;就像他们明白保持体形的好处，却仍然不愿意进行体育锻炼”。当考虑到国际主义要付出的成本时，这一倾向就会变得更加明显。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年轻人对美国介入国际事务的态度没有明显的差别，甚至比老一代更支持美国参与全球经济，但当被问及美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时，担心美国介入过深的年轻人比重明显高于老年人;当被问及对派出大规模美军打击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态度时，持反对态度的年轻人比重明显高于老年人(如上页图所示)。这样，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记忆的远去，美国人对国际主义的支持正在减弱，在实际上更倾向于新孤立主义。
最后，就地区结构而言，传统上倾向于孤立主义的地区人口增长更快。由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别，美国国内各个地区在国家对外战略上往往产生矛盾和冲突。因为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变化，历史上美国各个地区对于对外干涉和扩张的态度也经历了数次调整和转变。大致而言，以农业为主的南部和西部内陆地区在意识形态上较为保守，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减少国际介入、保持美国的行动自由;城市化程度较高的东北部、中部和西部沿海地区在意识形态上较为自由，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自由国际主义。此外，虽然被称为“军工产业带”的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在军备采购和研发上获益颇丰，也积极支持高水平的国防开支，但是，“当美国在只有有限利益的地区发动战争时，这部分选民却极其缺乏热情。” 近些年来，南部和西部内陆地区的总体人口增长明显快于东北部、中部和西部沿海地区，且总人口数上的优势日益明显。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2000年到2010年间，美国南部和西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分别为14.3%和13.8%，而中部和东北部的增长率仅为3.9%和3.2%;2010年，南部和西部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7.1%和23.3%，中部和东北部所占比重分别为21.7%和17.9%。到了2016年，南部、西部、中部和东北部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7.9%、23.7%、21.0%和17.4%。这样，由于人口的增长，孤立主义倾向在美国南部和西部内陆地区变得更加明显，在全国范围内，反对自由国际主义的力量也显得更加强大。
简而言之，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国内挑战增多、自由国际主义外交实践失败和人口结构变化等因素共同促成了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当然，这些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美国毫无节制的对外干预导致其国内挑战增多，加速了国力的相对下降;国内挑战增多也是导致美国相对实力下降的重要原因。所以，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国家资源在对内和对外战略上如何分配的问题，自由国际主义导致美国在内外战略上的分配失衡，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正是对这种失衡的纠偏。
结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兴起了一股新的孤立主义思潮。美国民众体现出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学界也掀起了探讨美国全球战略收缩的又一个高潮，同时，持孤立主义立场的总统候选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对外政策也体现出一定的孤立主义倾向，而且呈逐渐加强之势。新孤立主义思潮的兴起既是源于对自由国际主义实践结果的不满和解决国内问题的需要，也是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和人口结构变化等趋势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所以，新孤立主义有可能成为美国的长期倾向，而非昙花一现的现象。当然，就对外政策而言，孤立主义只是一种倾向，即它主张的是有限度的介入国际事务，这并不等同于美国对外政策正在回归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传统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是对不介入或少介入国际事务的政治思潮和政策倾向的统称，不同的孤立主义者可能因国际环境的不同和对国际事务感知的差异而提出不尽相同的政策主张，从而造成不同时期的孤立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这就为研究者比较各个时期的孤立主义提供了可能。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点进行比较，战前的孤立主义是主动的，因为美国是刻意地避免介入;战后的新孤立主义则是被动的，因为美国是在过度扩张后的收缩。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孤立主义视为一个整体，就领域而言，传统孤立主义和奥巴马的孤立主义倾向都是政治军事上孤立，经贸上积极进取，而特朗普则是政治军事和经贸上全面收缩;就地域而言，传统孤立主义是在欧洲孤立，在亚洲和美洲则奉行干涉主义，奥巴马是在欧洲和中东收缩，在亚洲积极介入，特朗普则由于执政时间尚短，地域侧重暂时无法判断。表面上是具体政策倾向的区别，其实质却是不同时期美国对其国际地位、安全威胁和核心利益定位的变化。因此，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美国国际地位和国际战略的变迁。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