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检讨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4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时，有学者提出，需要重新理解美国传播学所谓“主流”与“批判”的区分，从而将诸多重要的历史脉络引回到我们对于传播学史的理解之中，而这其中的重要线索之一，就是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与塞思·西格尔劳布(Seth Siegelaub)合编的大型文集：《传播与阶级斗争》。这部文集于1979到1983年间出版，总共收集了128篇涉及传播实践和理论在世界范围阶级斗争历史背景中的发展关系的文章，涵盖已经出版、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的文章和原创文章的三个种类。第一卷出版于1979年，以“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为两个总揽性主题;第二卷1983年出版，以“解放”和“社会主义”为主题，同样收入了64篇文章，其中有38篇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或是原创。作为一项有意识地为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文化理论的发展做奠基性工作的最重要努力，本书的编者在两卷结尾收录了1150多条参考书目。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该文集第一卷收集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第二卷收入了源于中国《自然辩证法》杂志的一篇文章，内容是中国上海科技界围绕如何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群众路线”，发展中国的电子计算机(引自赵月枝：《否定之否定?从中外传播学术交流史上的3S说起》)。本期批传即推出该文集第一卷之“导言”的中译，以使中文学界对于这一重要著述有更为深切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原文较长，本公号拟以分节译出推送的方式，渐次完成这一译介工作。
《传播与阶级斗争》
(第一卷：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导言：走向对于传播的阶级分析
文 | 阿芒 · 马特拉
译 | 朱杰
长久以来，攻击文化的人用的是物质武器，而捍卫文化的人用的却只是精神武器。文化本身不仅是精神的，而且同时尤其是物质的，它应该得到物质武器的捍卫。
贝尔托 · 布莱希特(1937年6月)
作为意识状态的批判
本文选的第一卷并非人们所熟知的传播学史，尽管有时我们对于文章的安排是想反映某种编年史。如果想知道关于报刊、广播和其他媒介的更为百科全书式的、更为细致的特定编年史阐述，你可以参考其他著作。[1]本文选也并不试图成为包罗万象的传播学术语词典。
然而，尽管本文选并非一般为人所接受的编年史，它仍然在表述某种历史。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基本原因。首先是因为，在查阅了诸多其他文献之后，我们在第一卷中选取并集结的这64篇文章，都代表了某种特定历史，即对于给定的传播体制做出了某种形式的抗争的历史。
不管是独自撰写还是集体写作，所有这些文章都被集结一处，以呈现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治下传播机器(the communication apparatus)的批判[2]。它们不仅向我们展示了传播对象和文化产品是如何出现的，它们尤其还向我们展示了这些对象和产品为何会出现。作者们讨论了将特定社会中给定形式的传播与一定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的社会必要性关系。乍一看，对于建立决定了我们文章选择的分界线而言，批判这个词似乎是太过宽泛的标准。其宽泛程度，可能与这些不同的批判性视角得以展示的政治立场区间的范围相似。因此，我们暂时会用“批判”这个宽泛的术语，之后，我们再去发展自身的批判性概念，即阶级分析，它引导我们将本文选中的文章联合起来，并以特定方式对其加以组织。后面读者在阅读这些文章时将会发现，被用来观察传播机器的批判性立场，其区间是相对广大的。所有这些作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这一战场上各就其位，且他们都在这一战场上代表着某种明确的观点。他们所有人，程度不同地，通过打碎或者仅仅是描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统治的机制，揭示了批判性意识的层次，而批判性意识的层次转而又代表了反抗现状的层次。
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所反映的，是从作者们所经历过的不同境遇中发展出来或正在发展的斗争的层次。它们同时也表明了作者涉身其中的那些斗争的内容。正如马克思可能会说的，正是通过在社会中、在有着自身特定历史的社会构型中的具体实践，作者们学会了辨识资本主义、辨识对抗性的体制，并且开始熟识弹道规律(the ballistic laws)和不同物质的反抗(the resistance of different materials)。这些研究话题本身，以及被用来探究给定对象或主题的方法，实际上都是被历史地决定了的。它们表现出观念的运动，而这转而又表现出现实的运动。人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但它应该被再次说明。
为了理解这一现实的运动，我们应该倾听印刷工人们的话，他们正在为反对工业上的集中及其电脑化出版模式而斗争。对于传播科学的进步和完善来说，较之大学研究者通过调查和反思而写出的著作，工人们的声音同样重要。非常不幸的是，在大学知识得以生产和分配的线路(文选和“读本”最为经常可得的线路也还是这些)中，来自群众组织的信息一般而言是不可得的。这样一种强加的劳动分工建立起了禁猎区，并迫使我们生活在某种封闭的社团主义体制中，这种劳动分工正构成了传播线路之合法性的基础，而本书从头到尾要挑战的，也正是这一合法性。为了打破这些障碍，除了要恢复人们所知的“知识的权力”和“获得了认可的”、成系统的知识(太过经常地被与反思的可能性混为一谈)，我们还必须恢复意识的权力，即理解社会过程的能力。我们只能感到遗憾的是，这部文选的第一卷只有很少的文章出自有战斗性的研究者或者群众组织，而这些研究者和组织所表明的，是臣属阶级的实践在如何生产知识，是反抗主导性体制之实践的积累是如何被转化成了阶级记忆，以及它又是如何被转化进了该阶级改变世界的总体组织之中。令我们感到安慰的是这一事实，即我们所选入的来自工人组织的文章，乃是本文选中最有力量的。
说这些文章声张了历史地位，这还有第二个原因。本文选第一卷的主要目的，是指向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治下传播生产方式的起源。此一总体性工作导向，同时也为构成了本文选的各篇文章提供了基础，不论其特定主题如何。总的说来，大多数文章所采纳的思路，都反映出结构了整个文选的同一种方法论命题。启发了本文选的关切，就是重新讲述传播的历史进程，而每篇文章都忠实于这一关切。从整体上说，这些文章都试图重构一种生产方式；比如，一种概念、理论、技术发明、技术被引入社会的方式，或者一种国家组织形式的发展过程。本书因此试图避免仅仅将无穷无尽、互不相关的专论并置一处的风险。如果说已被我们承认的缺陷，或者读者将要发现的那些缺陷所代表的，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领域，那么我们目前给出的文章就是要尝试建构一种研究方法，其基础是对作为整体现象的生产的分析。
本文选所选入的文章，以其在场及其迫使我们要承认的缺席，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的确，还有广阔的处女地等待着对于传播的研究和反思去开拓。但吊诡的是，这些处女地中的某些地段有时候又人头攒动，给人一种信息极大丰富的印象。显然，某些地带已被发现，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培育。帝国主义这一主题，就是诸多例子中的一个。已有无数研究在描述来自美国的杂志、电视连续剧、广告信息和其他文化商品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入侵。但在关乎该主题的文章中，很少有分析能够解释，帝国主义权力是如何能与作为其中转帮凶的内部资产阶级及地方统治阶级合谋的。也很少有研究能够解释，在巴黎、里约热内卢或东京看起来同样的信息，是如何既相似而又有深刻的不同的。
说起其他特别重要的鸿沟，我们就需要注意对记者作为传播生产方式和观念之再生产角色的研究的缺乏。你可以怀疑，在职业的传播研究者和职业的新闻生产者这两种“知识持有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阶级共谋。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即研究者之所以避开对于新闻生产者之社会功能的批判性考察，是因为想要避开对于自身角色的质疑，这种角色就是，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致的、信息及知识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中介者。重要的是要指出，本文选所呈现的与该主题相关的文章(我们能够找到的唯一一篇)，是在智利人民团结联盟时期非常特殊的语境之中完成的。[3]正是在这一时期，此种对记者角色做出的阶级分析，以油印文章的形式流传。由臣属阶级赋予了生机的阶级运动开始兴起，在以此为特征的环境中，城乡地区的穷人开始挑战信息职业人士生产新闻的排他性权利。由此，支持革命进程的记者们，就被引导着要打碎关乎他们自身的社会异化及其精心制作的异化性新闻的微妙机制。该国正在经历的新的现实，要求有对于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社会关系的重新界定，这就打开了新闻生产新的可能性。
因此，本文选中某些主题和分析的缺席就不是因为这一事实，即尽管有由学术共同体的“竞争精神”所创造的所谓动力，研究者或研究中心还是没有什么妙招来着手探寻未知领地。某些类型之研究的在场或缺席，首先还是反映了在面对作为权力形式的传播时，个人和集体的意识状态。
当然，某些尤其有利于对现实做批判性分析的、“更有特权的”历史时刻(它经常具有极高的社会成本，援引最近的例子来说，比如葡萄牙和智利)是存在的。在这些时刻，社会冲突明确地暴露出统治阶级的理性，而日常生活一般又会弱化其操作机制。这些经验加快了历史的步伐，而有时候，一般会在几十年间发生的事件，会在几年之间发生。它们是更具特权的时刻，因为得力于被打开的新的可能性，对旧秩序的批判能够更进一步，而借助于正在发生的深刻变革，新的可能性就获得了权威和可信度。在本文选第一卷中，来自越南、秘鲁、智利、古巴和佛得角的文章，都见证了这些革命或前革命时刻。在本文选第二卷中，你将会看到对于这些社会危机和革命动荡时期之意义的全面理解。
力量关系不太利于群众运动这样的阶级斗争的其他特殊关键时刻，也以生硬的方式，揭示了统治体制的神经系统。三十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不同类型，以及更近的拉美军事政权，都计划以资本主义政权之例外形态的方式运作，且不再是脱离了其自身历史的体制，它们同样揭示了某些机制，当在资本主义社会之日常常态中呈现时，这些机制是以稀释了的形式出现的。贝尔托 · 布莱希特这位法西斯压迫的直接见证者，在1935年写道：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已经进入的历史阶段;这就是说，它既新且旧。在法西斯国家中，资本主义只是作为法西斯主义而存在，而法西斯主义只能被当作资本主义最无耻、最粗鲁、最具压迫性、最具欺骗性的形式被打败。因此，如果声称要打败法西斯主义，你怎么可能在说出关于法西斯主义的真理时，对于催生了它的资本主义不加批评呢?[4]
正因为如此，我们关于资本主义传播方式之构型的部分以这样两篇文章作结，它们写于四十年代，是关于纳粹之大众灌输意识形态及其广播网的建立模式的，我们以此与布莱希特所谓“征服头脑且坚定心智”的欲求相一致。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关于垄断资本主义之演进的第一卷最后一部分，以处理文化之军事化的四篇文章作结。它们处理了该主题的各个方面：冷战时期的麦卡锡运动、侵略越南时所用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工具、在反对叛乱的研究(counter-insurrectional research)中社会科学组织的日益卷入，以及最后对南回归线以南拉美之军事独裁治下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分析。用于意识形态控制的更加收紧的机制在极权国家中达到了最高阶段，即没有中介的国家、暴力当家的国家。我们明确地引述拉美国家来解释军事政权的性质，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忘记了其他大陆上的其他人民也被类似的戒严令所统治，比如印尼、伊朗和泰国。我们同样也不应忘记，在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的地区，紧急状态和紧急立法被调用地更加频繁，即使它是发生在市民社会语境之中，比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在革命的热烈时刻与法西斯主义及独裁的冷酷时刻之外，另有一些其他时期，其时，与统治有关的概要图变得昭然若揭。这就是经济危机的时期。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目前正在经历的结构性危机，就是以整个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机器的完全重组为特征的。新的政治形式得到阐释、监控与规训的分割得到延伸，而新的社会控制机制则试图使得市民—消费者—生产者接受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以及获取剩余价值的新条件。就此而言，军事政权构成了这些由国际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所引出的新型政治形式的“顶级阶段”。其他后果(在其他语境中)则反映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威权主义和紧缩计划的复苏，而威权主义和紧缩计划是将权力和经济控制的机制置于数量越发有限的人的手中。如此，通过对体制之脆弱性的揭露，这些自由受限的时刻，就挑战了统治阶级所给出的、用于解决人类幸福问题之方案的永久性和普遍性。它们同样还证实了其他替代方案之必要、社会关系的不同组织方式之必要，以及日常生活的另一种生产方式之必要。因此毫不奇怪地，你会注意到我们选来解释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许多文章，都深深地植根于经济危机之中。
最后，还有殖民主义时期，其时，不同国民间文化交换条件的不平等，以最为赤裸的形式显现出来。根据马克思的说法，“我们不应该在大都会观察资本主义文明，在那里它是被掩饰的，我们应该到殖民地观察资本主义文明，在那里它是赤裸裸的。”[5]哈瓦斯通讯社创立于1835年，是第一个大型跨国传播机构，它在法国殖民主义的旗帜下获得了最大发展，它早年间的历史即说明了大型殖民力量如何在它们自己中间做出剥削和信息掠夺的分工，就好像它们区分了铜、棉和其他原材料一样。国际信息史同样有其关于世界划分的协定、其《柏林条约》。本卷中的菲律宾案例，即代表了殖民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它之所以重要，原因可不止一个。它代表了经典帝国主义时期最初的那些征服，所谓经典帝国主义时期，即金融和垄断资本时期，它始于1873年的经济大萧条。此一国际产业萧条一直持续到1890年代初，在此语境中，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大动荡，而最初的那一批现代大都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此一危机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史上堪比1930年代和1970年代，而为了找出解决办法，美国决定为出口型经济打下基础。人们设计来恢复经济秩序的政策，依赖的是作为经济衰退之替代方案的扩张主义。但与1970年代不同的是，在经济和军事上遭受征服和占领的国家，在文化上也被殖民，而用来为此举辩护的理由则明确建立在“天命论” (manifest destiny)原则之上。此举被界定为是“上帝指派给美国的道德使命。”1901年，菲律宾群岛总督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此后一年，他被选为美国总统)在美国参议院面前宣称：“我们提升这些人的最大希望之一，就是给他们一种共同语言，也就是英语这种共同语言，因为只要借助英语、通过阅读其文学、通过知晓英语民族的历史，他们就将呼吸到盎格鲁-撒克逊的个人主义精神……”[6]同年，当菲律宾群岛在西美战争期间被征服时，美国也在古巴和波多黎各取代了旧的西班牙帝国。作为被占领地的波多黎各成为新殖民主义之新帝国主义战略的试验场，如今，它被用来建立将污染型工业迁移大都会的样板，这正如四十年前，该岛被用来测试针对民众阶级女性的绝育新政策一样。同样地，纽约的波多黎各贫民窟，随同黑人和其他少数群体一起，成为诸如《芝麻街》之类新教育电视剧开播后更受偏爱的目标观众。
本文选中的某些鸿沟，说明还有一些领域仍然需要批判性的研究。但其他鸿沟是故意造成的，且某些主题被有意识地着意忽略了。从我们挑选文章的视角出发，被排除在外的部分是合乎逻辑的选择。传统教科书在教处于其最为娇嫩时刻的大学生时，依赖的是理解媒介的著名关键方程式：谁，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有什么效果?这些就是该随时可用、随时可想之方法论的魔力语词。它们就像广告标语，反映的是促其投入使用的同样的市场关切。它明显是只有一种阐释可能的“客观”的方程式。此刻我们并不需要介入关于如何界定谁和什么的长篇大论之中。那个著名的谁，隐藏了传输者的身份。关于这个谁的寻求，接受洗礼一变而成“控制分析”，但当不局限于对于社会心理的研究时，在最佳情况下，它就会指向对于财产的分析。它止步于媒介所有权，而这就清除了权力或权力结构概念，也正是这些概念，使得割裂的传播研究思路失去了合理性。说到什么，只要考察一下被用来做内容分析的方法——“被设计来达成对于明确之传播内容客观、系统且量化的描述”，我们就能想到它可能会是怎样。这种理念与最为基础的意识形态概念及其相应的方法论之间，有着惊人的对立，意识形态分析试图揭示的，是信息的潜在内容，而这样的分析又是以给定阶级的价值系统和自我合法化为基础的。
尽管方式不同，但此一经验主义咒语的头四个问题在第一卷中的被质询，贯穿始终。[7]拉斯韦尔和贝雷尔森当然不会在此一修正和校订过的版本中认出他们自己。
最后一个问题，有什么效果，在第一卷中并未得到质询。功能主义社会学已经使得我们太过习惯于在疗治和操作的语境之中看待对于效果的研究。[8]此一社会学的目的，就是去改善给定受众与信息传输者即商业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在接收者的欲想与商业和体制的需求之间达成平衡。在此一市场视角中，接收者只是被当作信息或休闲商品的被动消费者。然而，正如一些研究所表明的，统治阶级发送给受众的信息带着受该阶级及其文化宰制的符码，但受众并不必然接受这样的解读。接收者并不必然会采取将使这些信息与资产阶级的稳定及其秩序的幸存者梦想一致的态度。[9]信息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传输阶段。受众同样可能创造其自身的意义。听众—读者—观众的阶级意识和社会实践，使得他/她要么接受要么拒绝信息那不可变更的、极权主义式的效果，其麦克卢汉式的入迷。正如阿米尔卡·卡布拉尔这位遭到暗杀的葡萄牙殖民地解放运动的领袖和理论工作者提醒我们的，解放的文化正是在尽管有主导性文化的情况下(这些文化的强大有利也毋庸置疑)发展起来的，是对后者的反对。此一解放文化曾经是而且目前也是具体化为驱逐和战胜殖民者的解放运动，至少在军事行动的舞台上是如此。因此，一则占主导地位的信息可能有与其所预想的相反的效果，并且可能被发回到发送者那里。收视率试图测定受众将会如何回应给定的文化产品，但它却回避处理没能被满足的需求以及其产生未被传输者所知的欲想。接收者的批判能力不应被估计过高，但它也不应被估计过低。在多少国家中，电视剧《碟中谍》里与反叛者战斗的雅利安英雄，经历的是与帝国主义符码所预想的正好相反的认同过程?他们又有多经常地被视为故事里的“坏人”?
法国的一位人类历史学家最近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消费者或被统治者会对其所听到、看到或读到的信息做些什么。以下述比较为基础，他发展了一个有趣的假设：
长久以来，研究者们在研究被从内部毁掉的含混性，即西班牙殖民者对于印第安种族群体的“成功”。这些印第安人默不作声甚或会赞同，但他们经常会将礼拜仪式、将他们被迫接受的代理人或律法，转变成征服者希望借助这种强加赢得的东西所不同的东西;他们并非通过挑战或者变更来改变代理人或律法，而是在他们无从逃脱的体制之外来征引或反对它们(using them for and in function of references)。对于吸纳了其外部存在的秩序来说，这些群体是不同且异己的;它们没有离开这个体制，但却又逃脱了这个体制。它们所体现出的差异的力量，就存在于其“消费”步骤之中。[10]
第二卷尤其关注对于针对主导性文化的民众抵抗形式的分析，和对于已经存在的替代性方案的考察，表明了臣属阶级对于文化主导之反应的那些文章，即呈现了这些替代性方案。考察了被统治阶级解码统治阶级文化产品之方式的文章，尚很稀少。应该强调的是该领域信息的巨大缺失。权力的机制已得到了广泛研究，但臣属阶级接收和利用这些信息的方式，还尚未成为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在斗争的层级制中，此类防御型抵抗保证、准备和支持了对于统识性文化(the hegemonic culture)的其他回应，而这些其他回应则构成了进攻型抵抗。借助这种抵抗，以在其现实中获得的各种水平的意识为基础的民众运动，就生成了他们自己的、为保护其利益服务的传播网络。我们应该考察左翼组织了解和感知此类民众的、分子式的以及日常性步骤的程度，以及这些组织是否拥护在文化权力的草根创制这一政治策略内寻求该防御型抵抗的解放。（第一节完）
注释
[1]一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时甚至是那些边缘国家，都写出了将标志着媒体之轨迹的事实与事件联系起来的历史(例如，在美国，最近的编撰之一，就是L•利奇和M•托平所著《美国广电：广播与电视史资料集》，纽约：黑斯廷斯出版社，1975年)。这些著述中的许多，都反映出某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它们由此就归附进某种官方历史或阶级传奇，在其中，既有之权力自有其媒介组织模式，而这又被说成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既存可能性、是符合“事物本性”的。在这些历史中，资产阶级的文化性主导机器所通过的不同阶段被“纯化”了，它变成了某些天才所做出的一系列发明，或一系列科学探险，或一系列现代化操作——所谓技术进步的果实。我们在此的目标并非拒绝这些官方历史。纵然我们并不赞同引导了其分析的视角，但这些历史经常包含着非常有用的研究信息。比如，在利奇和托平关于美国广电的著述中，我们发现了好几篇极为宝贵的文章，其所关注的是很少受到关注的话题，例如肥皂剧是如何成为早期广播节目编排中的生命元素的，或者是这样一些文章，它们证明了自1928年以来，美国广播是如何成为了大众广告媒介的。但被完全忽略的，是这样一种分析，即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发生。只要这些历史还被另外一套阐释系统、被另外一种阶级立场所过滤，在许多情况下，它们就会是那些试图构想某种不受统治阶级利益中介的媒介史的人不可或缺的信息源泉。
电影史是唯一能够与该传播方式的官方历史相匹敌的、拥有悠久唯物主义研究传统的媒介领域。例如，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乔治·萨杜尔的巨著《世界电影史》(6卷本)，巴黎：德诺埃出版社，1975;以及瑞士马克思主义者皮特·巴其林的著作《电影的历史经济学》，巴黎新版，1947(译自德文;它还有非常有趣的关于历史书写的参考书目)。
[2]马克思本人在其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里用这个术语做过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尽管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未完成状态，但它依然使得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上层建筑生产的分析将会如何补足其关于资本主义之经济层面的考察。化用马克思的说法，我们可能也会将本文选命名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一词的原初意义被重新建立了起来，这一点至关重要。该术语已经太过经常地被用来要么涵盖远不具有批判性的立场和分析，或者——借用该词的双重意义玩一个语言游戏——你可以说，对于将资本主义置于能够加速其危机的严重(critical)状态而言，这些分析几乎没什么贡献。
[3]见本卷：革命左派运动：《论新闻与客观性》，智利，1971。
[4]贝尔托·布莱希特：《艺术与政治》，收入《论现实主义》，巴黎：方舟出版社，1970。当处理资本主义的例外状态时，官方史学家对于法西斯治下传播体制运作(它始终被拿来与社会主义治下传播体制的运作相提并论)的分析，其空洞程度就显现出来了。他们的分析能从其复杂状态中浮现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将问题简化到某种极致，并且完全按照布莱希特所谴责的那样去做：忽视法西斯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联。关于针对法西斯现象的功能主义分析在传播学中的反映，见查尔斯·赖特：《大众传播学：社会学的视角》，纽约：兰登书屋，1959。
[5]出处不明，原文也并无注释。查马克思著作，似乎并无这段文字，唯一与之接近者，出自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其中有如下文字：“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译者注
[6]亨利·F·格拉夫主编：《美帝国主义与菲律宾起义——关于菲律宾群岛事件在菲律宾参议院委员会听证会上的证词(1902)》，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69。关于波多黎各的文化殖民史，见艾达·内格罗·德蒙蒂利亚：《波多黎各及其公共教育系统的美国化1900—1930》，社论大学出版社，波多黎各大学，1977;曼努埃尔·马尔多纳多·丹尼斯：《走向对于波多黎各史的马克思主义阐释》，里约·彼德拉斯，波多黎各;路易斯·尼夫斯·法尔孔：《波多黎各的帝国主义文化和抵抗性文化》，提交给“文化帝国主义国家会议”的论文，1977年10月11—15日，阿尔及尔。
[7]然而，解释一下还是需要的。在意识形态分析的广阔天地中，我们有意识地清除了“话语生产”这一更为具体的领域，“话语生产”也就是被许多分析家继续错误地称为关于媒介的“内容”分析，不管这媒介是报纸、漫画、电视剧、电影、广告信息还是其他什么。实际上，话语生产乃是一个给出了巨大可能性的研究领域，且过去数年间，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语言学和符号学所做出的贡献已经具有了决定性影响。对于另一本急需的文选来说，将不同种类的贡献编纂起来，且考虑到这些研究的成就和不足，乃是基础。关于马克思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分析的有创见的介绍，可见苏联人的著作，米哈伊·巴赫金(V·N·伏罗希洛夫)于1929—1930年发表于列宁格勒、于1977年被翻译成法语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巴黎：午夜出版社。亦见让•米特里：《电影美学与符号学》，巴黎：社会出版社，1977(自俄文译出)。读者还需参看罗兰·巴特、茱莉亚·克里斯蒂娃、克里斯蒂安·麦茨以及埃利塞奥·贝隆的著作。
本文选第二卷会对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阐释方面所做的贡献进行评价。
[8]通过失常(dysfunction)这个概念来考察此一功能主义倾向，就足够具有启示意义了。传播手段的任何失常都是按照现存体制的方案建立起来的。其特征是对现存社会体制之均衡的潜在威胁，以及就任何动能性质而言都绝不会造就另一种体制。功能主义思路允准将自身归入现状意识形态，它最大的缺陷，倒不在于这一事实，即它看不到体制内有断裂的可能性，而是在于，此一失常所暗示的预期的转变完全不在它的考虑范围之内。对于社会科学既有权力结构的批判性分析，除了参考收入本卷的达拉斯·斯迈兹关于科学之政治性的文章，读者还应参考下列著作：皮埃尔·布尔迪厄、让-克劳德·帕塞隆：《迷思的社会学和社会学的迷思》，《现代杂志》(巴黎)，1963年12月;尼古拉斯·诺维科夫：《资产阶级社会学批判》，《人与社会》(人类出版社，巴黎，1970年，1—2月)，3;阿道夫·桑切斯·瓦斯奎兹：《社会科学意识形态中立的意识形态》，《历史与社会》(墨西哥)，1975年，7;埃利塞奥•贝隆等：《意识形态过程》，布宜诺斯艾利斯：当代出版社，1971;何塞·比达尔—本涅托：《社会科学范畴概念的依赖性》，提交给“文化帝国主义国家会议”的论文，1977年10月11—15日，阿尔及尔;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发展的社会学与社会学的欠发展》，伦敦：布鲁图，1970;以及欧文·霍罗维茨：《发展的三个世界》，纽约：牛津出版社，1966。
[9]见米歇尔·马特拉、梅贝尔·皮奇尼：《电视与大众部门》，《传播与文化》(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圣地亚哥·德·智利)，1974，2。被称为使用与满足理论的传播“效果”社会学思路显示，“效果”研究者并不关心对不同阶级颠覆媒介信息之能力的评价。该思路徒劳地试图去弥补逃避理论这另一种“效果”思路的鸿沟和缺陷，它如此坚定地植根于这一信念之中，即媒介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是永恒不变的元素，而且你甚至无法想象“信息颠覆”这样的研究话题会被纳入考虑。的确，一种使用社会冷漠、逃避主义和麻醉性失常(就好像媒介是没有任何已知起源的毒品)等心理学术语以及如此之多其他理解，来指认效果问题的传播社会学，我们很难要求它从其梦游式的理论化倾向中醒来，并开始具体分析民众阶级对于意识形态主导消极和积极的抵抗。美国传播学的社会学“效果”思路与批判的“颠覆”思路恰如两个对立的星球，因为它们反映的是具有不可调和之差异性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点。正如切·格瓦拉在谈及这种不可调和性时所指出的：“你不能要求榆树长出梨子。”要理解美国社会学所给出的效果论，可见约瑟夫·克拉珀的经典著作：《大众传播的效果》，格兰克：自由出版社，1960。关于此概念的回收利用版，见丹尼斯·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伦敦：考利尔•麦克米兰，1969。
[10]《米歇尔·德赛都访谈》，《世界报》(巴黎)，1978年1月31日，第1-2页。亦尤其可见同一作者之《复数的文化》，巴黎，1974年10月18日;以及《捕获言语：关于新的文化》，巴黎：Descleede Brouwer，1969年。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