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邮电大学一名研究生大伟在实验室自焚身亡，但这不是第一个被逼自杀的南邮研究生，2016年南邮计算机学院一名研究生蒋某在学校跳楼。
研究生自杀已经成了社会现象。2018年，武汉理工大学硕士陶崇园被王攀“爸爸”逼死，西安交通大学的在读博士生杨宝德自溺于西安灞河，都引发了媒体广泛关注。
不断有年轻的生命逝去，令人无比痛惜。同类的事件一再发生，导师也一再受到处理，媒体在道德上、法律上、师生关系上的反思也不可谓不多，但反思归反思，但大伟们恐怕还是难逃一死，因为问题的根源始终没有解决。
校园和社会不是对立的，社会的不平等会在校园中更加突兀和尖锐地表现出来。在社会上，没有员工干活，凭老板自己创造不出任何产品;在校园里没有研究生干活，导师就不会有科研成果。然而员工却在老板面前瑟瑟发抖，导师制也将师生演成了“雇佣劳动”关系。
中国1938年引入导师制，制定《中等以上学校导师制纲要》，后被取消。改革开放后，导师制重新纳入高等教育体制，最初在博士阶段实施。2008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大力推进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建立以科学与工程技术研究为主导的导师责任制和导师项目资助制”。
随着高校以论文数量与课题项目为核心的工作绩效考评体系的建立。教师的职称评定和晋升渠道，都取决于科研成果。在这一普遍压力之下，学生自然成为导师转嫁和外包科研工作最直接、方便和廉价的人力资源，形成了师生之间实际上“雇佣劳动”关系。
经济寒冬，青年人纷纷考研，想从社会退入校园。然而飙升的考研人数，为导师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可以把最驯顺的学生筛选出来;外面的经济寒冬，则让导师对学生有更多的权力，在中国的人情社会，个人的论文发表、毕业答辩、出国推荐、工作推荐甚至未来在学术圈是否能站稳脚跟，也都取决于和导师的关系。
经济寒冬加上导师制，是逼死大伟们的客观原因。
人们在充满了异化的社会中不断改变自己以求适应。就像人间越苦难，神灵越伟大;员工越懒惰，老板越勤奋一样，导师和学生也在“适应社会”中异化了——导师陶醉于高人一等驾驭、指挥学生的快感，一切科研成果都要归功于自己指导有方;学生则忍辱负重，幻想着明天自己就会翻身做主人，成为新一届的学术明星，手底下也有唯唯诺诺的学生……因师生关系异化而产生的幻想，可以说是逼死大伟们的主观因素了。
“丢掉幻想，准备战斗”这句话说得多么中肯，人总是不到幻想破灭就不知反抗，然而，幻想破灭时才做反抗，又何其匆促狼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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