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农村中间阶级的历史、现状及其命运

西方农村中间阶级的历史、现状及其命运

The middle class’history, status quo and it’s fate in the West society

原文发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0期，本文略有修改。

【摘要】中间阶级是指那些拥有一定生产资料、主要依靠自己或家人进行劳动的阶级。西方农村中间阶级在与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大中资本的激烈竞争中，要么破产倒闭，要么成为他们的附庸，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不断边缘化。从事农业人口的总体萎缩，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农村中间阶级的苦苦挣扎，是资本积累规律的产物。它的痛苦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终结时才能结束。

【关键词】西方 农村中间阶级 分化 没落

“中产阶级”(middle class)作为一个翻译词汇，在大众的印象中是与“普遍富庶”的西方民众联系在一起的，似乎西方社会已经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在那个社会，除了极少数的穷人和富人外，多数人都已经跻身“中产阶级”。但“中产阶级”本身是一个意图掩盖西方日益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却被新世纪以来的“中产阶级危机”撕扯得支离破碎的概念。

“middle class”应该译为“中间阶级”，它并不是当代西方“中产阶级”那样几乎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阶级概念，而是小资产阶级的代名词，主要包括农民、小业主和部分自营职业者等，是指那些拥有一定生产资料、主要依靠自己或家人进行劳动的阶级，他们“不剥削别人，或对别人只有轻微的剥削”。

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还是毛泽东，他们对中间阶级的界定指的都是小私有者，而非无产阶级。在当代西方社会，中间阶级就是由各种小资产阶级组成的社会群体，它们可以划分为自我雇佣的、非剥削性的小资产阶级如农民;部分自营就业者(如执业律师、医生);带有轻微剥削性的小资产阶级既包括小业主、中小农场主，也包括分享少量利润的企业中下层管理者等。

在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自由竞争阶段，中间阶级尤其是农村中间阶级仍占多数西方国家人口的多数，如在美国，十九世纪初叶大约有五分之四的人口不是受雇于人的无产阶级而是各类小资产阶级，他们多数是农业人口，19世纪80年代，美国5030万总人口中有72%的人还在从事农业，有近300万个独立农场。而在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中间阶级尤其是农村中间阶级的数量在西方各国经历了断崖式下跌，余下者也日益分化没落。这是资本主义积累发展的必然后果，也是社会日益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阶级的表现。

　　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小农的大规模消亡　　

在资本主义仍在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时期，资产阶级是那个时代的中间阶级，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财富购买或获得贵族头衔，实现社会地位的上升，也有可能破产而沦为小资产阶级或无产者，因而社会地位是流动的，被称为是中间阶级。农村中间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农业确立以后出现的，即原先自给自足的农业被消灭了，农民不得不面临市场的严峻竞争，他们大多数破产成为无产阶级，极少数人在两极分化中成为地主甚至农业资本家，因而，这个时候的自耕农、佃农、小农场主等等小资产阶级(不包括农业工人)就成为农村中间阶级，表示他们的阶级地位是流动的，但以向下流动破产成为无产阶级为主。我们需要再次明确，农村中间阶级是对农村小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地位的概括，他们可被简称为“小农”。

从历史的考察来看，农村中间阶级的前身就是资本主义确立前的小农(不同于现代小农，要承担封建义务)，因此要探讨前者的命运就要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资本对小农的迫害说起。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要使人民居于奴隶地位，就必须使他们“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因此，在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其后果就是“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以英国为例，从“圈地运动”开始，农民就经历了一场场针对他们土地的长达300多年的剥夺，小屋贫农(cottagers指中世纪西欧主要靠做佣工收入维持生活的农民。他们大多拥有一两间小屋，有小块园地，但没有犁和耕牛)、自耕农和佃农等的衰亡构成了资本主义渐次发展的轨迹。传统小农走向衰亡，取而代之的是大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农业雇佣工人。无数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小租地农民在“圈地运动”、“清扫领地”后“降到了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到18世纪末时，英国经营面积在100～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约占全部农场的78.2%。美国在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小农因《宅地法》而获得的土地通过各种渠道被商人和大公司兼并，因而从19世纪80年代起，在美国农业中雇佣劳动占据了统治地位。

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也导致了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促进了工场手工业即最初形式的工业资本的壮大。首先，对农民的一再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即农民的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其次，随着农民被驱离出土地，他们依靠土地获取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也就是说，曾经的农民、现在的工人要活下去，必须为工业资本家劳动才能获取生活资料。

同样，从前农民家庭可以生产出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生活资料和劳动原料，但是这些都转化为工场手工业的产品，转化为工业不变资本的要素。“生活资料的商品化”使农民由曾经的自给自足者集中成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大市场”，因此，大手工工场“是通过剥夺许多独立小生产者而形成的”，是从农村副业的消亡中成长起来的，“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范围和稳固性”。直到大工业彻底铲除了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的结合，这才使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资本主义也就由工场手工业时期进入了自由竞争时期。

美国农业早在1815～1860年间就完成了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到19世纪下半叶时，大企业的垄断和市场的波动使美国农民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境：农产品价格不振、私营铁路坐地起价、高利贷猖獗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大批农民破产，这促使美国农民联合要求改变现状，史称“平民党运动”。但这些反抗并改变不了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过程中小农经济加速衰败的趋势。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农村中间阶级快速减少

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后，不用诉诸暴力，激烈的市场竞争就能使成千上万的小农破产进而丧失土地。如在法国，1929年时，12.5%的农户掌握着57.3%的土地，而54.5%的农户只有9.8%的土地;在美国，1940年时，近八成(79.7%)的农户只有全部土地面积的近三成(29.8%)，其余的70.2%的土地被20.3%的农户所有，而其中1.6%的农户却占有34.3%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小农破产的速度加快了，从1945～1980年间，美国农场数量从596.7万个减少到242.8万个，年均减少10万多个，2008年“大衰退”以来，美国农场数目由218万个下降到2014年的208万个，其中2014年比2013年的农场数目下降了1.8万个。

此外，因个体的或家庭的农业适应不了大工业生产的要求--大工业要求农业提供大量质优价廉的农产品，而小农业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同时，小农业也限制了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因此，西方各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纷纷出台政策促使土地兼并以促使大农场的产生。譬如在德国，在20世纪50年代通过《农业法》和《土地整治法》等，使分散经营的小块土地连结成片，从小农场变为大农场，农场数量从1949年的165万个减少到2002年的不到50万个。

除了竞争使大量的农村中间阶级破产沦为无产者外，农业工业化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使从事农业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包括小农、农业工人和农业资产阶级)在西方社会不断下降。如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平均一个农民可以生产满足128人所需的食品，当然，小农场是不能达到这种水平的，这是平均水平。

德国全日制务农人数从1960年的240万人下降到了2002年的不足60万人。从欧盟来看，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25.8%下降到2013年的13.9%。美国农业就业人口2014年为213万人，占全部就业人口的1.4%。1950年时日本的农林渔业从业者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44.6%，到1995年下降到5.2%。总的来说，西方国家的农业人口占比非常低，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2015年的数据，农业就业人口比例最高的三大发达国家依次是：日本(4.9%)，意大利(3.8%)和法国(2.7%)。

同时，也不能忽略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使农村人口大量转变为市民，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农业人口也不断地从农业中游离出来转移到其他行业，并进入城市。这样，较少的人口就可以利用更多的土地。如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辉煌30年”(指1945年至1975年)时期，在法国人口增加了1/4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数减少了2/3。这些从农业中游离出来的劳动力多数在工业和服务业中成为雇佣劳动者。总之，“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

农村中间阶级就是现代社会的小农(后面我们提到小农指的就是农村中间阶级，反之亦然)，它们的减少并转化为无产阶级是市场竞争不可避免的结果，这种现象同时也表明，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不可避免的。

　　三、市场垄断加快农村中间阶级的没落　　

（一）农业补贴主要落入大资本手中　　

农业供需的弹性很小，但农产品价格的波动却很大，农业市场充满风险。因此西方各国普遍对农业采取保护性政策，主要手段除了关税、进口配额等外，就是农业补贴。西方国家农业收入的大部分来自政府补贴，如日本的农民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得到政府的高额补贴而生存，2012年日本农户收入的55.9%来自政府补助，在世界上仅次于挪威、瑞士之后。

西方各国对农业的投入都很大，如农业投入占欧盟总财政支出的比重，由2005年的24.1%上升到2013年的48.1%。但由于农业补贴基本上与农作物的面积和产量等挂钩，因此绝大多数政策受惠者是大型的农场和农业综合企业，而多数小型农业企业受到排挤与限制而惨遭破产。

如，根据资料显示，农业生产者中的富人(农场主)占欧盟农业从业人员的5.6%，但是它们得到了欧盟农业补贴的大部分。美国大约七成的农业补贴进入了资本主义大农场的腰包。2003年，总补贴额的15%被美国1%最大的农场拿走，年均21.4万美元，排在前20%的大农场，平均得到近1万美元的补贴。但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任何补贴。这就形成了农业的“马太效应”，越是实力强大的农场(实质上的农业大企业)得到的补贴越多，生产经营更加顺遂，而更渴求补贴的小农场得到的份额却很少，生产经营困难重重。

（二）小农业不敌大资本农业　　

多数西方国家农业的固定资产投入甚至比普通工业部门还高。相比一些国家只拥有小块土地的小农，西方国家的小农称得上是农场主(虽然绝大多数是家庭农场)，他们拥有更大面积的土地和很高的生产技术，多数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农业”：大量使用农业机械、育种技术、农药化肥，将农业对自然条件的依赖降到了目前可能的最低程度，但正是由于农场面积偏大，如美国平均每个农场经营土地1200多亩，在土地租购、农业机械、农药化肥方面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其次，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农场主有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冲动，这就使他们要么购买要么租赁土地，与之配套还要经常性地更新和引进新型农用机械。土地的稀缺性使土地价格和租金年年上涨，同时农业大型机械价格不菲，如在美国，农药喷洒车、大型收割机的价格都在每台30万美元左右。不管是土地还是农用机械，家庭农场几乎只有依赖贷款才能购买。而这些投入如果没有扩大的生产规模支撑就无法得到相应回报，这使农民们陷入了贷款-扩大生产规模-再贷款的怪圈。农场主们经常以收成和土地为抵押贷款进行固定资产投资，一旦遇上市场波动，很容易就血本无归。在这场资金投入的角逐中，小农场主的表现显然是不如大农场或大农业企业的。

研究显示，农场规模与生产成本成反比关系。如平均每1美元销售收入的成本，年销售额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大农场为0.86美元，而年销售额在2500美元以下的美国小农场为1.34美元。在成本付出的角逐中，小农家庭农场远远高于大农场，这使后者在市场竞争中十分轻松，占据绝对优势地位。

如，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200多万家农场中，3%的大农场的产值就相当于78%的小农场的总和。2007年的美国农业普查显示，占9%的大型和超大型的家庭农场生产出占总销售价值63%的产品;2014年，50万美元及以上销售值规模农场的经营面积达到所有农场总面积的41%，但其农场数目仅占农场总数的7.9%，也就是说，不到8%的农场经营着大大超过其比例的土地，生产着六成以上的农业产出。大农场更容易攫取农产品定价权，使小农的日子更难过。

（三）垄断资本控制农村中间阶级

现代农业已经囊括了从种、养殖业到农业机械、农药化肥和技术开发的一、二、三产业，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农业产业链和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世界级农业产业寡头，如控制了全球80%粮食交易量的四大粮商，操控着全球食品加工业的十大食品加工企业，还有像孟山都、杜邦和美盛这样影响着全球种子、化肥和农药的巨无霸企业。

大农场有实力可以同垄断资本讨价还价或其本身就是垄断资本控制下的企业，而绝大多数家庭农场生产和销售利润的很大一部分会被大公司、垄断资本所蚕食。以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美国为例，2017全球食品企业百强榜中前十个最大食品企业中就有7 个来自美国，美国几乎所有的食物生产、供给等链条都被少数食品公司控制，使得家庭农场主们所获甚微，早在1978年，每一美元食品消费中家庭农场主们仅得到0.3美元。由于大资本控制了农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市场，他们可以低价收购农产品、抬高零售价格，还通过农产品加工谋取巨额利润。而农业垄断资本还能从国家得到各种政策扶助，使得它们更加强大。

（四）金融资本剥削农村中间阶级

金融资本对农业的控制力在不断加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日益进入农业生产和销售领域，控制了农产品衍生市场，更多地进行单纯的金融投机。在金融资本的操纵下，农产品呈现出极强的金融属性，“世界粮食的利益分配是由美国农业产业化集团和金融资本集团在华尔街和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进行联合定价，形成以美元和美国粮商进行再分配的新格局”。在这种大背景下，金融资本通过专业操作最大可能地规避农产品交易中各种风险，而农村中间阶级和粮食需求者却成为市场风险的承担者。

此外，金融资本还在日常运营中控制着中间阶级。农民在市场竞争中经常因经营劣势和价格波动而导致资金困难，要想维持生产就不得不经常性地通过抵押土地求助于银行、高利贷者和保险公司，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不得不把很大一部分收入当作利息付给借贷者。而稍有不慎，农民就会因还不起借款而陷入破产的境地，失去赖以为生的土地、农具或其他财产。只有极少数家庭农场因经营有方、运气不错最终扩张为资本主义农场，但多数家庭农场的生存状况都堪忧。

马克思对小农和小业主极不稳定的生存状况的描述同样适用于今天西方国家的家庭农场主们，他说，“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穷化，是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的机会。对小农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从全球来看，资本主义世界的农业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基于其顶端的是极少数国际垄断寡头，中间是为数不多的各国的大农场和大农业企业，位于其底部的则是每天都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大量的中小农。

　　四、西方农村中间阶级的现状及其命运　　

同资本主义的其它领域一样，农业同样存在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多数家庭农场主破产，少数人上升为资本主义大农场主。作为市场的个体参与者，中小农无法控制商品的市场和价格，他们在彼此对立的同时还得面对大中资本的竞争压力，因此，他们在市场竞争中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多数生活十分困顿。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称小农为“游民资产阶级”，他们“是根本不雇佣工人的：业主及其家属自己干活，常常是日以继夜地工作。……他们只能通过野蛮的超量工作和低水平的消费，才能保证在整体上不会落入佃农的行列。”

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城乡小资产阶级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既是业主、管理者又是工人，他们生活的特征之一是“常常要动用其家庭来帮助他在商店、农场或车间干活。这样，经济生活与家庭生活搅合在一起。”由于小资产阶级抗风险能力不强，因此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只有极少数的幸运儿能摆脱这种命运，甚至上升为资产阶级，但绝大多数“可能会一直生活在极度的焦虑之中”。

（一）农村中间阶级衰而未亡的尴尬境地　　

为什么中小农的生存如此艰难却又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继续存在呢?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仍存在中小农，是因为大资本不能兼并完所有土地，总有些土地要么位置不好，要么过于贫瘠、狭小或碎片化等而失去兼并价值，或因为其它原因使占有小块土地的中小农得以存留。其次，大批中小农通过承租大土地所有者的小块土地成为佃农。农村资产阶级租佃土地是为了获取利润，那叫“经营租佃”。中小农不得以租佃土地，是为了糊口过活，就是所谓的“糊口租佃”或“充饥租佃”，在这种租佃方式中甚至存在着封建主义残余的分成制。这样，在大资本垄断的缝隙之中，中小农顽强地生存着。

再次，小农经济能提供低廉的劳动力。“因为农民的劳动力可以低价出售，甚至比资本主义的雇佣工人更为廉价”，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指出，由于农民拥有一小块可以生产部分生活资料的土地，就使得资本可以用低于生存工资的价格压榨农民劳动，“使资本的利润取自正常工资的扣除部分，并且可以把全部剩余价值送给买主!”

当代学者乔万尼·阿里吉在研究非洲资本主义积累时也指出，“只要无产阶级化是局部的，那么它就创造了非洲农民贴补资本积累的条件，因为他们生产了自己的部分生存品。”因此，中小农的存在对于大资本而言也是有利的，这就使“大批极不稳定的小农户，是靠便宜从事过度繁重的劳动并大大降低生活水平而保存下来的”。

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大量使用移民甚至是偷渡者作为农业工人。据美国最大农民组织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统计，约50%到70%的美国农场工人是非法移民。这也使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有被压低的空间。

在资本主义的缝隙间求生的农村中间阶级面临严峻的生存形势。现代小农经济的实质是消费经济，即他们的产出甚至不能满足其家庭的日常需要。工业化的进程使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不复存在，同时“工业化农业”要求使用大量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这些成本使西方农村中间阶级无法单靠农业生存，也就是说他们在土地上的劳动也只能生产自己的部分生存品。

同时我们知道，农场规模越小，生产成本越高，有时甚至超过收入，小农场单靠农业无法生存下去，农民需要从事农业以外的工作以弥补家用，这使家庭农场主兼业成为常态。“兼业农”(指外出打工超过100天的农民)类似于我国所谓的“农民工”。1934年，美国农民“兼业农”的比例仅为11%，而1995年则达70%，也就是说大部分农场主不能单纯依靠农场收入而必须仰赖一份农业以外的工作谋取生存。而大资本农场的非农收入相比则要少得多，表明二者的赢利水平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在西方“发达”的工业化农业中，农村中间阶级用过度劳动和高负债与市场赛跑，但难免成为大资本碾压的对象。20世纪80年代，由于债务负担沉重、收入减少，美国中小农场掀起破产潮。1981～1985年，有2万个农场因无法偿还债务而被拍卖。到2018年，法国20%的农民亏本经营，50%每月收入不足350欧元。与此同时，农场平均债务从1980年的5万欧元上升至如今的16.4万欧元。

（二）农村中间阶级的悲歌　　

农村中间阶级生存不易，却用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自杀率来回报生命。我们知道，印度农民的自杀率居世界前列，自1995年以来已有27万农民自杀。但极高的农民自杀率并不是作为特例而仅存于印度这个人口大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在全世界是共通的，在西方国家，尽管农民人数已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但他们的自杀率却几乎是所有职业群体中最高的。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英国农民的自杀率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导致农民自杀的因素主要有经济困难、劳作过度、孤独脆弱以及有机磷农药管理不善等，2001年英国口蹄病疫情，农民的自杀率上升了10倍;1985年的农业危机中，美国每小时就有250家农场关门，那段时间男性农民的自杀率高于普通人的4倍;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西方农民自杀率又出现了一个高潮，每周都有一个英国农民自杀;每四天有一个澳大利亚农民自杀;每隔一天就有一个法国农民自杀;2012年爱尔兰自杀农民突然增多，因为当年冬天爱尔兰天气异常潮湿，导致农民无法收集到足够的干草饲料喂养牲畜;由于连续两年出现历史上最严重的干旱，澳大利亚农民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

从2008年全球性经济危机爆发到2016年间，法国农产品价格普遍暴跌，申报月收入低于354欧元的农民持续增长，2016年有60%的农民处于该超低收入水平。一项研究统计称，在此期间每两天就有一起农民自杀事件发生。不少农民因饱受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而产生轻生之念。一位农民在接受采访时称，他有几次差点自杀，并称，一想到自己每周辛苦工作80多小时，一个月却只能赚200到300欧元，简直就是巨大的煎熬。仅2015年法国就有600多位农民自杀。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单打独斗的小农没有雄厚的资本作后盾，不能在市场萧条时坐等危机过去，反而成为大资本、大农场兼并的对象;他们甚至没有工人一无所有的“自由”，往往只能以破产来结束生意。他们在市场竞争的汪洋大海中势单力薄，稍有不慎就落入破产的深渊。私有者的属性又使他们彼此无法真正联合为一体，小资本联合为特点的合作社并不能改变他们小生产的格局，最多能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过价格联盟(合作社)减少一点“多收了三五斗”的损失，在经济危机或萧条时期则极易为了个别利益而分崩离析，各自为政。

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在由小生产向大工业过渡的时期，小农也就是农村中间阶级是不断两极分化的，他们多数成为无产者，整个社会呈现出日益分裂的景象，“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蒲鲁东主义者对于小农日趋没落和灭亡的命运感到痛心，“哀叹工人被逐出自己的家园是一个大退步”。但马克思恩格斯却不同，他们在批判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的同时也指出，它“可能是完全必然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不意味着退步，因为它制造了“一个完全没有财产、摆脱一切历来的枷锁而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的无产者”而“正是在这个经济革命造成的条件下，才可能推翻剥削劳动阶级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生产”。

总之，从事农业人口的总体萎缩，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农村中间阶级的苦苦挣扎，是资本积累规律的产物。西方农村中间阶级在大资本的统治下苟延残喘，它的痛苦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终结时才能结束，届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它才会成为过去时代的阴影而永远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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