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百多年前，委内瑞拉自由义士玻利瓦尔(Simón Bolívar)先是在牙买加受难，随后重振旗鼓，发起革命，将美洲从西班牙手中解救出来。他抱着难以遏止的愤怒写道：“我害怕的是，民主非但无法拯救我们，甚至可能将我们推向灭亡。”20年后，圣塔安那(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将军在盛怒之下废除了新颁布的墨西哥宪法，并且宣告：“我尽心尽力为自由而战。但就算从现在开始算100年，墨西哥人还是不会做好准备，接受自由。专制独裁是这里唯一可行的制度。”
时至今日，许多拉丁美洲人都同意这样的说法。“拉丁美洲晴雨表调查”(Latinobarometro)指出，支持民主的拉美人，只有不到一半。少于四分之一的人，对民主为自己国家所带来的改变感到满意。然而，考虑到这个地区的历史，人们对民主的反感恐怕也不能说是意外。毕竟，在这些地方，民主打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
19世纪，拉丁美洲从一场又一场的独立战争恶梦中脱离出来。然而，尽管革命军多半都属有色人种，但底层阶级的士兵，却总是不受重视。有钱的克里奥人(Creoles，西班牙裔白人)争抢殖民地主所留下的财产，当初激发革命的启蒙运动中心思想，完全被抛诸脑后。在政府的操作之下，皮肤颜色深的人维持着劳动者的身份，白人则获掌权大位。法律(自由世界不可或缺的东西)，也被弃如敝屣。独裁者一个换过一个，随心所欲删改法条。当初为了自由奋力争战的印度人和黑人，再度遭到奴役。西班牙人仇视他们，强迫他们入狱。西班牙人的子嗣则更变本加厉。严重的种族歧视使拉丁美洲冲突一触即发。一个紧绷的年代就此来临。
1824至1844年，秘鲁成为自由共和国的前20个年头，一共换了20个总统，在这个备受蹂躏的国度之中，可说是最令人焦虑的核心问题;玻利维亚两天换了三个;阿根廷建国前十年也出现了超过一打领导者。之后又过了一个世纪，到了1910年，一反白皮肤与深色皮肤之间的严重不合，墨西哥又发起了一次革命。随后，拉美人民纷纷开始对“起义”展现关注。
接下来一个世纪，唯一稳定的，似乎只有独裁本身。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革命鼓舞了拉丁美洲底层阶级，使他们起身反抗。然而，在美国秃鹰行动(Operation Condor)猛烈的反暴动支持下，强盛的跨国军团毫不留情地弭平了动乱。在阿根廷，陆军总司令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悠哉出席了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1978年世界杯庆祝大会。完全无视异议人士被打得皮开肉绽、被赶进集中营，或先是被下药，尔后被人从双翼飞机和直升机上推进泥泞不堪的巴拉纳河。
到了70年代末期，拉丁美洲20个国家当中，有17个由独裁者统治。20年后，情势翻转，足足有18个国家以民主取代了铁腕。就像骨牌倒塌一样，军政府一个个败给了民主政府。讽刺的是，卡斯特罗在古巴共产革命的成功，一方面成为许多国家铁腕治国的起点，另一方面，却也刺激了群众对平等越趋强烈的渴望。在自由派官员心中，“不同可能”的念头就此生根。
80年代末期，民主选举撼动了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尼加拉瓜、巴拉圭和秘鲁。后来，巴拿马、萨尔瓦多和危地马拉也跟进。到了1999年，只有两个国家成功抵抗了民主的诱惑，那就是卡斯特罗的古巴，以及墨西哥。整个20世纪，墨西哥几乎都由同一政党掌权。来年，公元2000年，制度革命党(Partido Revolucionario Institucional)下台，墨西哥成了拉丁美洲的民主楷模，每六年举行一次选举，一切井然有序。
一开始，民主在拉丁美洲运作得相当顺畅，经济状况前所未见地高速成长，中产阶级人数略增。至于在哥伦布用尽金矿，决定开展奴隶贸易之后，便大肆猖獗的不平等，则稍有趋缓。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拉美民主变质以前。后来的一切，只活在魔幻现实主义者的想象当中。这群民主投票选出的总统扩张了自己的军事权力、废除宪法、闪避司法制裁、防堵外人对他权力的审查、无止境延长自己的任期，并且如同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所言：“成为拉丁美洲唯一创造出来的奇幻生物。”
玻利维亚第一位原住民总统莫拉莱斯(Evo Morales)原先只是贫苦的古柯叶农夫，他给了玻利维亚希望，以及实现平等的方法。不过后来，他就像身边许多伙伴一样，成为了富有而极端的专政者——典型的守旧“考迪罗”(Caudillo，意指军政领袖或专政元首)。拉美各地领导人所造成的伤害严重程度不一，但都以某些形式涉入贪腐、参与暴力，或压迫异议份子。智利有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秘鲁有藤森(Alberto Fujimori)、阿根廷有基什内尔(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厄瓜多尔有科雷亚(Rafael Correa)，尼加拉瓜则有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在委内瑞拉，查韦斯(Hugo Chávez)口口声声说要强化法治社会，实则偷偷摸摸将法院纳入政府旗下。马杜罗(Nicolas Maduro)则明目张胆延续了前任总统的专制。他被人查出贪腐案，阻挠对巴西营建业巨擘奥德布雷契公司(Odebrecht)贿赂案的调查。
2018年，“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公布了一份报告，其中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全都是有名无实的“民主国家”)名列法治程度最低的国家。巴西总统波索纳洛(Jair Bolsonaro)在反黑、反贪联盟的推举之下当选，意图矫正原本的歪风。然而，对话再艰难、承诺再中听，短短六个月后，失业率节节攀升、经济一蹶不振。波索纳洛的儿子被控贪污(不过他否认这项罪名)，暴力情节也更加严重。
政治因素不是民主失败的唯一原因。
就像银矿同时为西班牙菁英带来财富，也为美洲原住民带来折磨，排外的社会和毫无节制的非法药物贸易，则为极少数人带来钱财，为数众多的他者所得到的，只有巨大的伤害。历史无限循环、一再上演，同时伴随着此地区最严重的苦难来源：极度的不平等。拉丁美洲之所以一直是全世界平权程度最落后的地区，恰好是因为这个地方始终处于被殖民状态——剥削者、征服者、传教者、黑手党，过去两世纪的压迫者，则为数不多的本国菁英。
在拉丁美洲，人们普遍认为这样的情形必须改善。石油大国委内瑞拉怎么会喂不饱自己的人民?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受过高等教育的国民，为何一夕之间，得在大停电的一片黑暗中胡乱摸索前行?哥伦比亚和墨西哥饱受毒品摧残，五十几万人民死去，即使是成长中的经济体，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要如何持续发展?
若以死亡人数做为基准，拉丁美洲是地球上最凶残的地区。世界上最危险的十个城市全都座落在拉丁美洲。对本地民主来说，这伤害恐怕最重。在这里，暴力事件通常蓄意且冷血，犯案的可能是政府官员，也可能是黑帮罪犯。这也难怪美国边境出现了大批试图入境的绝望移民。恐惧驱使拉美人民向北迁移。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拉美人民视自己国家的民主为一场败仗。经济可能真的有所成长。外籍投资者或许能成功。但当地人民并不相信经济状况真的有比较好。他们渴望拥有更稳定的政府。或许这就是为何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人开始质疑，民主其实不利于一般大众，专制政府底下欣欣向荣的利伯维尔场能给予的反倒更多。
结果是，拉丁美洲的民主竞技不敌复杂的地区历史。差别待遇、世道不公、贪污腐败、残暴无礼——无人照料的旧伤就是不满最强而有力的催化剂。
原文刊载自2019年9月17日《时代周刊》，作者：Marie Arana，秘鲁裔美国作家，新著《白银、刀剑和圣石》(Silver, Sword, and Stone: Three Crucibles in the Latin American Story)，李宓 译，译文转载自“关键评论”
「 支持乌有之乡！」
乌有之乡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乌有之乡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