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外交政策取向主要在两条路线之间摇摆，一条是新保守主义，另一条是自由国际主义。新保守主义强调军事优势，主张用单边军事干预的方法推进民主。自由国际主义则关注全球经济的自由化、多边人道主义干预以及在海外以政治方式推进人权。随着美国数场对外战争的消耗以及民众对战争厌倦情绪的加深，美国左翼政客开始登上外交政策辩论舞台，提出更“进步”(progressive)的外交政策主张，此次在2020年 ，‘’大选民主党初选中声势紧随前副总统拜登之后居于第二位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便是代表人物。
2020年2月3日，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桑德斯在艾奥瓦州首府得梅因出席党团投票日支持者集会。
桑德斯的“进步”外交政策
自称“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m)的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桑德斯曾在2016年参选总统，但在民主党初选中早早败下阵来，外交政策是他的主要短板之一。四年之后第二次竞选，桑德斯比其他民主党竞选人都更早地谈论外交政策。并且，在去年2月宣布参选之前，他已分别在2017年9月和2018年10月发表了两场外交政策演讲，概述了其“进步”愿景。
第一，反对军事干预，但不反对以武力手段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桑德斯2017年9月在威斯敏斯特学院的演讲中，用很长篇幅描述了美国20世纪数场灾难性军事干预行动，认为“军事干预经常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造成无法估量的伤害”。他希望美国不要再追求全球霸权，转而奉行基于“伙伴关系而非控制”的外交政策。他也呼吁将联合国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位置。
不过，桑德斯曾支持1999年北约轰炸科索沃的行动，也曾在2011年支持北约干预利比亚，当时他在国会参议院与他人共同发起一项决议，谴责“利比亚严重和系统地侵犯人权”，要求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以保护平民免受攻击。去年10月，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军，桑德斯批评称，
【“你不能通过一条推文和与埃尔多安的一次讨论，就抛弃一个在反恐战争中牺牲了1.1万名士兵的盟友(注：指库尔德人)。”】
第二，主张对军事预算进行削减和再分配。这一立场源于他始终如一的观点：失控的军费开支正扼杀美国国内投资。他对美国军事预算削减的呼吁也是为了支撑其价值数万亿美元的社会福利计划。他曾在参院提出过一项修正案，要求将军事预算的0.1%用于美国与外国青少年的交换项目，理由是人与人的交流比武力能增进认识、消弥分歧。
第三，反对右翼威权主义，主张“强大的全球进步运动”。他2018年10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说，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威权轴心’的崛起”，敦促自由派不仅要捍卫冷战后的现状，还要“重新构思基于人类团结的全球秩序”。】
他的这一立场与其国内立场相呼应。他认为，
【“不平等、腐败、寡头和威权主义是密不可分的。必须将它们理解为同一体系的一部分，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斗争”。】
桑德斯向往只有“强大的全球进步运动”才能解决“导致威权主义的潜在经济和政治因素”，不过至今他都没能解释将如何发动这场“运动”。
第四，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和应对其他跨国挑战所需的国际合作。桑德斯认为，气候变化和全球不平等是当今两大全球性问题，强调美国应当与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合作应对这些挑战。为此，他呼吁在政府间伙伴关系之外也要重视建立“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他的这种国际合作设想暗含着他对国际关系的“后民族主义”理解。同时他也认为，美国需凭借其强大实力在解决全球性挑战问题时发挥主导作用。
“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的未来
传统观点认为，桑德斯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者，他的天然选民是特朗普非常重视的白人工薪阶层，因此部分民主党人相信他是最能从特朗普手中抢夺传统支持者的那个人。但从桑德斯所宣示的上述外交政策特点看，他与特朗普沙文主义式的民族主义观点存在明显差异。“进步”外交政策绝不等同于孤立主义，而是希望在反对“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上实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
放眼美国政坛，桑德斯并非“孤军奋战”，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追随他的脚步推动“进步”外交政策渐成气候。在本届美国国会中，主要有三个代表人物：
一个是46岁的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他很早就被视为美国“进步”外交政策的代言人之一。2017年3月，他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系统阐述了他的外交政策观点：积极主动的外交和经济接触;在充满风险的地区推行新“马歇尔计划”;与俄罗斯和中国接触，使两国在接受当前国际规则框架的前提下实现各自抱负;维护美国的国际声望，推进全球民主及人权。
第二个是46岁的印度裔民主党众议员罗·康纳（Ro Khanna），他是桑德斯此次竞选团队的联席主席之一，在国会同桑德斯保持很高的一致性。2019年，他同桑德斯领导了一项跨党派两院决议的提出，该决议有史以来第一次援引1973年《战争权力法案》，要求美国停止支持沙特在也门的战争。今年1月，他又与桑德斯一道，在美国刺杀伊朗将军苏莱曼尼之后，分别在众参两院提出立法，要求政府在没有国会事先授权的情况下，禁止为伊朗境内或针对伊朗的任何进攻性军事力量提供资金。
第三个是38岁的索马里裔民主党众议员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这位女性2018年在桑德斯的帮助下当选，去年10月宣布支持桑德斯竞选总统。作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她在今年2月提出了名为“和平之路”计划(Pathway to PEACE)的一揽子七项“进步”外交政策立法。该计划基本秉持了桑德斯的路线，要将人权、正义与和平作为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三大支柱，将军事手段列为最后选项。
这三个人关注的领域各有侧重，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墨菲，因为他已经有了比桑德斯还清晰的对华政策观。去年9月，墨菲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时提到，美国在与中俄等大国竞争时要能“以牙还牙”(fighting fire with fire)：一方面加大美国海外宣传的力度，采用“反叙事”的方式打赢信息战;另一方面回归国际贸易协定来保障美国经济的增长，用更多的“全球经济杠杆”应对来自中国的5G、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挑战。
在3月的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桑德斯遭遇了一连串的失利，与拜登的“承诺代表”票差距越来越大，现在看来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希望似乎不大了，退选在即。但是，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打乱了两党初选原有的节奏。竞选集会停止，数州推迟初选，中老年选民投票率可能下降，给桑德斯与拜登之间的竞争增添了不确定性。无论桑德斯此次竞选成功与否，他的“进步主义”外交政策立场都会延续并被民主党内新生代力量发扬，而这也必然会在潜移默化中参与对民主党的外交政策形态的重塑。
【陈佳骏，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原载《世界知识》202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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