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义：1939年的延安，毛泽东正经历一段密集的“发愤读书”时期。长征到达陕北后，为从思想根源上清算“左”倾教条主义，他系统研读当时能找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艾思奇编《哲学选辑》即是其中之一。毛泽东对这本书“批读三遍”，并组织哲学小组每周讨论，批注时间晚于《矛盾论》的写作，许多在《矛盾论》中未及展开的判断，在批注中获得了更明确的表述。这段批注的哲学背景正在于此：它不是书斋式的范畴辨析，而是试图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锻造更锐利的方法论工具。批注所针对的，是艾思奇《研究提纲》中的一个说法：事物的根据常是复合的，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包含民族矛盾与民主的、反封建的矛盾两方面，“把各方面的矛盾都把握了，就是把握了充足的根据”。毛泽东的批注恰恰在这一“复合”处切入，做出了一次关键的分疏：根据即基本矛盾，而基本矛盾规定事物的本质;基本根据只能有一个，其余均为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理由。由此，他将“充足理由”重新定义为“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根据”，而将次要矛盾与外部矛盾归入“条件”的范畴;把各方面条件都摆出来固然“完备”，却不能因此宣称已经把握了“充足的根据”。这一区分在哲学上确立了根本矛盾相对于次要矛盾和外部条件的优先地位，拒绝了以“全面”代替“根本”的折中主义。更值得留意的是，毛泽东随即将这一哲学判断落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分析中：“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句话的涵义并不在否认封建压迫的存在，而在于重新定位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结构关系：封建势力在根本上从属于帝国主义，因此反封建的民主任务不能脱离反帝的民族任务而被孤立地理解。1939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需要理论上的支撑，说明阶级斗争为何应当服从民族斗争的大局。这一批注正是从哲学上为这一政治判断“拧紧”了根据。同年冬，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进一步明确，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批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在诸矛盾中简单排一个次序，而是从“根据”的哲学结构中推出一个结论：规定事物本质的根本矛盾，只能是一个。
根据即基本矛盾，而基本矛盾即是规定事物本质的。
根据只能有一个是基本，其余均是次要的，被基本根据所规定的，即基本理由与次要理由之别。
中国革命的根本矛盾是民族矛盾，封建势力一般只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充足理由，即是把握了基本矛盾即基本根据;次要矛盾与外的矛盾都是条件。
说理如把根据与条件都提到才算完备，这是对的。但这种“各方面矛盾都把握”，不能仅称“把握了充足的根据”。
——毛泽东:《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1939年5月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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