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抛弃大卫·哈维又成了一种时尚。迪尔(Dear，1992)的一篇评论正是其中一例，该著作试图从后现代的视角完全摧毁马克思主义和哈维的思想。还有针对哈维著作的女性主义批评，它们认为哈维把重点放在阶级而非性别上是错误的做法。现今在某些方面，哈维已被视作过度的决定论者;被视作一场短命的思想上的马克思主义复兴运动的余孽;被视作一个偶像，像马克思本人一样，仅仅具有历史价值。但是，这是一个误解。哈维的研究有时确实是过度决定论了。在阅读了他的大部分论文和专著后，我意识到在他1973年后的所有著作中都存在着一种套路，即一种严重结构化的批评，总在最后一页最后一段以解放性的华丽辞藻对实践和社会行动者予以评价。哈维是一个理论家;这既是他的弱点，也是他的优点。他对(学术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忠诚就已意味着他的研究是一个高潮部分已被预先知晓的故事。人类行动、社会变化以及来自下层的反抗和斗争在其中都没怎么展开。然而即使考虑到这一切，哈维仍然是一个原创性的理论家，其思想非常精微巧妙。他独创性地、深入地勘探了空间和社会与权力的联系。虽然有时候他的理论像一件紧身衣，束缚着人的行动。但在另一些时候，它们却具备了激光束一样的力量和准心，能够刺穿非常密实的材料。哈维关于城市的著作不应该被忽略，而且即使他的研究可能受到严肃的批评(谁的研究又能幸免于此呢?)，它们仍然富有启发性、趣味性和刺激性。哈维发出的声音是真实的，他所从事的事业是对于学术的庄严献身，他具备着敏锐的洞察力。大多数研究空间、社会和城市状况的作者从其它领域引进理论，而哈维却是极少数能将空间、建筑环境和城市作为中心元素来创造社会和经济理论的作者之一。无视哈维，就是无视一项独特而又重要的知识贡献。
社会主义城市
马克思的遗产并不是只留给了一群学术研究者。他还塑造了二十世纪的政治实践，对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起的挑战而言，他的理论是重要知识元素。这种挑战以两种形式展开，在两者中城市都是关键要素。
第一种挑战是社会主义革命，它试图将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革命、共产党中国的崛起以及全世界都在采用的马克思主义修辞都是二十世纪最为重大的政治变化中的一部分。这些变化被记录在城市中。当一个城市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时，其城市形态就更多地属于政府规划的结果，而非市场力量的产物。城市成了新社会的主题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城市从1935年的莫斯科规划(Moscow Plan)中吸取了大量的灵感。那是一个重建苏联首都的计划。它根据当代的原则进行城市规划，它提出：城市的规模应该受到限制，城市的中心应根据意识形态而非商业功能来设定，政府应该控制住宅分配。
中国北京也是一个好例子(参见塞缪尔斯和塞缪尔斯，Samuels and Samuels，1989)。
为了塑造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的形象，这座城市被改造一新。天安门旁边的一片区域被推平为天安门广场。该广场完工于1959年，是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之一，占地五十公顷。广场西面是人民大会堂，东面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中间则是三十七米高的花岗岩石碑——人民英雄纪念碑。修建这个广场是为了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象征和群众游行的场地，但它也成为了群众抗议的场所。
柏林则是另一个例子，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城市和资本主义城市的不同道路。1945年以后，这个城市被分为东西两部分。西柏林一直是城市里最富裕的一边，它的中心被商业和购物所主导，一大群土耳其人则住在老旧的住宅区，这和其它西欧城市没什么不同。东柏林的中心则很少有商店和服务业，它加宽街道是为游行和政府建筑提供场地：这个中心就是意识形态的中心，而非商业中心。一道高墙把它们分为两个城市。直到1989年，柏林墙倒塌，为铁幕、冷战和社会主义欧洲的终结拉开了序幕。
我们还可以通过比较革命前后的城市来找出其中的变化。卡尼尔(Garnier，1973)记录了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哈瓦那的历史。革命前，一小部分精英阶层主要依靠美国在此地的榨糖业生活，他们居住在这个城市最有益健康的地区，也就是沿着海岸蜿蜒伸展的一条别墅带上。随着世界市场上糖类价格的变化，别墅的修建也呈现出周期性的循环。其余人口则分布在两个区域：一部分住在城中心以前由富人居住的住宅区，一部分住在城市外围的棚户区。革命之后，住房储备更多地按照需求而非经济能力来分配，这便使得社会阶层混合在一起。这种变化及其对居住空间分异的影响在布拉格也可以找得到，穆西(Musil，1968)指出：
经济因素的影响被住房政策所取代，后者偏向于把新住房分给有小孩的年轻家庭、关键经济部门中的员工、以及居住条件原本十分恶劣、有损健康的家庭。
自1989年起，反向的过程开始运作。共产主义的衰败也会影响城市。城市里出现了打破共产主义遗产的运动：列宁的塑像被摧毁，共产党总部被遗弃，柏林墙被推倒。资本主义经济的引入急剧改变着昔日的社会主义城市。市场而非政府成为了土地用途分配的首要准则，城市中心被商业而非政治所主导。最大的影响则是普通市民所承担的生活成本。在大部分欧洲社会主义城市，大部分人都住在城市边缘的现代化大型住宅综合区里。住房很便宜，水电成本也很低，交通补贴十分丰厚。若回归到市场化租金和全额收费，普通市民的平均生活成本必然遭受巨大影响，而那时他们的收入并没有变化甚至还有所下降。因而，大部分住房和交通成本仍然享受巨额补贴。从社会主义城市向资本主义城市的转化包含着巨大的压力和成本。在短期内，这些市民们要承受社会主义官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带来的所有弊端，却无法享受到中央计划或自由市场的好处。
社会主义修辞和实践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的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也有反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同样受到挑战。从评论家到改革者，都发出抗议的呐喊，拿出反抗的行动。城市作为有组织的劳动力阶级的活动中心，成为了挑战的重要发起地。从丧葬协会、建筑合作社到足球队和节庆活动，有组织的劳动力阶级通过自己的组织和文化实践发挥公共影响力，对城市生活和城市形态产生影响。城市是公共空间的所在之处，这些空间保留着张力和斗争的烙印。公园和休闲场所与工厂和盈利企业相互竞争，以需求为基础的住房和以支付能力为基础的住房争相修建，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都在抢占自己的一席之地。在有组织的劳动力阶级成为重要的政治选民的地方，可以看到我们称之为市政社会主义(municipal socialism)的现象，虽然发展水平还有参差。
其中，国家的政治态势也是一个重要背景。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城市就比美国的城市更加关注社会福利住房的质量、公共产品和集体消费品的供给。在美国，劳动力阶级的自觉意识通常都受到抑止，或者被种族区分所取代，他们关注权力甚于社会需求，自然会造就更加私有化的城市。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城市之间也有差别。在英国，像纽卡斯尔、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一类的城市，劳工党的控制传统十分悠久，比起英格兰东南部更中产化的城镇和城市来，公共产品的供给自然更加丰富一些。而且随着时间流转，城市也会发生变化。从二战后一直到七十年代，在社会民主主义的欧洲，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都达到巅峰。随后，融资和成本上升等问题都开始浮现。虽然一些国家、尤其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仍然将公共品的供给维持在较高水平;而另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则开始了重新商品化和私有化的进程，并于撒切尔统治时期(1979-1990)达到意识形态的顶峰。那时，社会福利住房被出售，补贴也被缩减，而大都市里的最有影响力的社会主义职能机构被完全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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