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承认了：英国的阶级制度依然健在。将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排挤出高层岗位不仅不利于生意，也不利于社会。
本周读到这个消息时，我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行业巨头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PMG）计划规定其高层员工要有一定数量来自工人阶级背景。在英国大公司中，这么做的不是第一个也是第一批。
我惊讶不是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革命行为，也不是因为我认为毕马威是发现自己走错路的为非作歹资本主义者，而是因为他们用了这个词“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
毕马威希望到2030年时，公司合伙人和董事中有29%来自工人阶级出身，并将这里所指的“工人阶级出身”定义为其父母从事的是“日常和体力”工作，比如司机和清洁工之类。
现在，这对我来说很震惊。作为一个英国社会学者和工人阶级出身的学者，我每天都在忙着斗争，让大家都认可：英国的阶级制度现在不仅是潜移默化、根深蒂固、依然健在，而且“工人阶级”和“阶级制度”这些词也必须用起来。
让我解释一下缘故。十二年来我一直在为工人阶级站岗，我是工人阶级的社会学者，在这个特定游戏中，我是玩真的。
过去二十年，我注意到主流政治和媒体语境中不大用“阶级制度”这个词。这种现象始于托尼.布莱尔执政年代，当时工人阶级出身的政客约翰.普雷斯科特被布莱尔和他的内阁大臣彼得.曼德尔森用来联系草根阶层，他宣布：我们现在全都是中产阶级。
资料图片：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右）执政期间，工人阶级出身的约翰.普雷斯科特（左）曾担任副首相。
布莱尔主义是将阶级政治从工党以及更广泛的政治中抹去的罪魁祸首，以至于今天的工党政客和大工会领袖们，甚至连说出“工人阶级”这个词都困难无比。
工党领袖斯塔默会说“工作的人民（working people） ”，或者有时说“辛劳工作的人民（hard-working people） ”，但从不会说“工人阶级”。
我推测，英国最左的报章《卫报》的高薪专栏作家们其合约上一定写有这一句：不可说“工人阶级”。
然而，本周，在147个国家拥有22.7万雇员的英荷跨国公司毕马威，骄傲地使用了这个词。难怪这个消息刊登在《泰晤士报》头版。
这家公司主席比娜.梅塔(Bina Mehta)自称出身工人阶级家庭，宣布她热切相信“越是多元化越能提高业务表现”，“多元化会给决策带来新鲜思想和不同视角，因而会给我们的客户交出更好的结果。”
从没想过我会同意并赞成这种全球大资本家的决定，然而这次我的确同意并赞成。我认为梅塔绝对是正确的，任何行业或组织缺乏多元化，就意味着很快落伍，内卷，脱节。
看看英国政治或英国媒体就是完美的例子，英国建制派，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是清一色的中产阶级，大多读的是私立学校和牛津或剑桥这样的精英大学。
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就职时的同事弗里德曼（Sam Friedman）和劳里森（Daniel Laurison）2019年写了一本书《阶级天花板——为何成为特权阶层需要花钱》（The Class Ceiling - Why it pays to be privileged）。他们的研究显示，在法律、商界、学界、政界和媒体领域，几乎所有占据高位的人都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阶级家庭，英国的阶级制度状态良好超越以往任何时候。
在这个国家，社会流动性实际停止了。你的父母以何为生，你上的哪一所大学，比你自己的实际技能或才华更重要得多。
这个新闻说明，毕马威这样的组织不仅承认阶级制度的存在，也承认工人阶级的存在，而且是这个制度中的劣势群体。这是一大迈步，他们在采取措施针对这种短板。
此事的确值得关注，希望一贯是中产阶级封闭圈子的、假装看不见工人阶级就相信阶级制度不存在的、认为工人阶级缺乏成就都怪他们自己的其他组织和机构也能改变心意。
他们是时候接受这种观点：英国的阶级制度以及中产阶级不该享有的、不劳而获的优势正在挤走创新、有意义的文化、人们想要接触的媒体以及务实的政治。
毕马威此举应该受到称赞，但我希望他们能找到办法确保这个计划不要像类似的计划那样经常被削弱。
我可以预见，老谋深算的英国中产人士会梳理他们的家族分支树，找到某位祖先是码头工人或煤矿工人，或者也许改变腔调，说着工人阶级的口音。在玩弄制度为自己谋取好处方面，他们真的是世界级专家。
（作者：麦肯齐，翻译：向海；来源：俄罗斯RT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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