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第一次听说 “占领华尔街 ”的运动时，我认为他是愚蠢的，甚至是荒谬的。但我还是加入了他的阵营。和其他人一样，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激进政治。
2011年9月，我睡在杜威广场(Dewey Square)的一个帐篷里，杜威广场是和波士顿南站(South Station)隔街相望的一个非常嘈杂的私人广场。
当我第一次听说纽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时，我看着祖科蒂公园(Zuccotti Park)占领的照片，尴尬地退缩了。我觉得这看起来是惹人发笑的事。在我开始我的大学二年级生活时，波士顿出现了一个营地，一个学校的朋友问我是否想坐火车去市中心看看。起初我没有理会他，但在他不断的敦促下，我同意去了。
我记得从地铁站出来,穿越南站外的十字路口时的情景——我对这里交通信号灯的节奏了如指掌,因为在这个充满敌意的城市金融区周边，只有火车站的洗手间是对外开放的。起初，我认为占领活动是违背社会发展走向的。人们走在狭窄的小路上，小路用木板加固过，每走一步就会发出回声。各种形状、大小的帐篷都有可能阻碍路面交通，他们的特色是手写的标语牌:食物、直接行动、媒体......（我不完全记得那个标语了。）
那里有很多帐篷，实际上帐篷代表着家。我参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经历让我对预兆性政治提出了批判，对于那些全身心投入的人来说，占领运动力量的核心在于我们能够一起同甘共苦。当警察试图清除这些帐篷时,住在里面的人的生存受到了威胁,他们中的许多人无家可归,这导致许多战斗时常在半夜上演——每一个睡在大街上的人都可以告诉你,当你的家没有墙的时候就没有真正的喘息之机。
我没有缺席过占领运动。我和朋友分开去营地探险，后来他找到我，打算坐地铁回学校，我告诉他我要再待一段时间。我不能确切地说是什么吸引了我，也许是我与一名女士的一次片面交谈。
抗议者们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自由地做他们认为必要的事，这深深地吸引了这位女士。我想，我们真的能做到吗?我几乎从未关注过激进主义。我当时在研究气候政策，认为只有通过联合国秘书处这样的机构，气候才能发生改变。但这里的人们说着我从未听过的话:他们说变化来自于我们，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抵制我们的需求。我们谈得越多，他们的观点就越无可指责:没有一个国际组织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采取了任何行动，也没有一个国际组织愿意在维护治安、保护堕胎或重新分配财富方面采取行动。他们说，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信仰而战，我们要赢得一个世界。
左派的入口
占领运动过去了，有很多关于这场运动的声明；事实上，这几周以来我一直收到有关此事的电子邮件，邀请我参加以“占领运动领导人” (这个词让我回忆起往事)为主题的新闻发布会。但他有一个传统:从占领运动到伯尼•桑德斯的总统竞选、黑人人权运动、工会改革预选会议、巴勒斯坦团结运动以及美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这都有一条可追溯的路线。
我们中的许多左派人士已经彼此认识整整十年了。和我一起住在营地的两个人（在那之后，我们又在公寓里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最近成功起诉了波士顿警察局。9月份我遇到的人中，有的是工会组织者，有的是普通的激进分子，还有一些人则是桑德斯竞选活动的核心成员。当我们碰巧在同一个城市时，我们看到了彼此，这种关系会以在运动中形成的某种关怀为标志。虽然“占领运动”的成员大多是像我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但他的范围远不止于此。那些把我争取到左派的、反对我模棱两可、借给我书、解释被捕了该怎么办的人，都没有超过高中学历。
至于我自己，那几个月我从帐篷里醒来，抓起背包，坐地铁去上课，然后再坐火车回到杜威广场。我成为了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并加入了无政府主义集体(成为社会主义者后，我退了出去)。我走了那么多英里路程去抗议野蛮而凶残的波士顿警察。我加入了一个研究“不平等”的博士课题，但没过多久，我就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建立研究生会上了。我开始写其他一些组织努力行动的文章，而且从未停止过。
十年前我参加占领运动的决定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一决定是我通往左派的入口。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扇门，即使我知道他的存在。其他成千上万的人也是如此。我们很少谈论他，因为占领运动是如此的混乱，如此尴尬，即使他不能给予我们发起一场运动的完整经验，但他至少是真实发生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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