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读者将要看到的这篇文章讨论的是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社会的经济，它通过对阿莫罗蘑菇农场生命历程的回顾，质疑了当前关于巴勒斯坦“抵抗经济”的若干浪漫化和非政治化话语，并希望根据实际情况讨论工人、资本和巴勒斯坦的准国家机构在巴勒斯坦人争取独立和解放的过程中应当发挥的作用。考虑到微信自身的特点，本号决定分四次发布该文，这是第一部分。文中注释编号均遵从原文编号以保持阅读的连续性。
摘要：
2013年，四名巴勒斯坦人成立了巴勒斯坦唯一的蘑菇农场——阿莫罗农业公司。由于巴勒斯坦市场上没有以色列蘑菇的替代品，阿莫罗的产品受到欢迎，被视为抵制以色列商品的典范，也被誉为巴勒斯坦农业领域“抵抗经济”的典范。本文以农民的证词和他们在农业技术创业中积累的经验为基础，探讨了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农业发展问题，特别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抵抗经济”的发展。本文主张重新关注西岸被占领土上农业劳动者的发展问题，并摒弃巴勒斯坦斗争话语中围绕土地和农民的去政治化浪漫主义。本文进一步主张，农业部门的增长需要以整体的方式加以解决，包括重新调整资本、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准国家官僚机构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
你是说我们属于一种抵抗经济?
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只有一个[崩溃的]经济。
任何告诉你有抵抗经济的人，都不知道抵抗或经济的含义。
——阿莫罗农业公司的萨米尔·克拉希(Sameer Khraishi)
在这篇文章中，我利用现已关闭的阿莫罗蘑菇农场创始人的证词和经验，探讨了以色列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经济发展问题。[1]2014年到2016年，这家农业技术企业在杰里科外租用的土地上运营，其经验为重新审视和更新农业部门“抵抗经济”发展政策的文献提供了一些思路。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关于发展、援助、安全和依附性的学术和政治讨论似乎停滞不前，鉴于以色列的占领和奥斯陆框架(《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和《巴黎经济议定书》)严重阻碍了巴勒斯坦经济的发展，本研究探讨了小规模农业技术投资对巴勒斯坦劳动者发展的潜力。
阿莫罗蘑菇农场的主力产品：闭合伞盖白蘑菇(closed-cap white mushroom)
我的思路围绕着一个核心前提。巴勒斯坦劳动者是发展“抵抗经济”中一个尚未充分开发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许多关于发展巴勒斯坦抵抗经济的政策文献主要关注消费问题，而忽视或搁置了劳工问题。关于市场和资本的讨论强调，通过调动巴勒斯坦人的消费能力来瓦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经济的扼制，但并未充分探讨如何将消费需求与阿德尔·萨马拉(Adel Samara)所说的“insihab”(巴勒斯坦劳动力从以色列市场剥削中撤离)相结合。[2]同样，当地和国际媒体对巴勒斯坦经济抵抗或“抵抗经济”的赞誉往往集中在创造新的巴勒斯坦产品，以替代以色列产品——就像我在此探讨的阿莫罗蘑菇。然而，如果没有迫切需要的但讨论不足的巴勒斯坦劳工替代方案，那么对生产和消费替代方案的关注可能会滑向某种政治上的犬儒主义。
这并不是要将讨论从巴勒斯坦人的消费转移到他们的工作地点。巴勒斯坦的抵制运动正确地避免了向谋生选择有限的工人提出工作抵制。我对那种幻想和居高临下的建议不感兴趣，即工人应该为了民族解放事业而拒绝在以色列就业，从而自愿选择让家人陷入贫困。相反，为了振兴和发扬萨马拉的工作，我建议在政策讨论、活动家圈子和同情巴勒斯坦的媒体中对巴勒斯坦劳动力进行政治上的重新定位。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当我谈到巴勒斯坦劳动力的发展时，我指的是为巴勒斯坦工人提供可行且具有吸引力的谋生途径。巴勒斯坦劳动力从以色列市场的被困地位中解脱出来，在获得适当的赋权后，可以成为一股经济和政治力量，促成奥斯陆框架下新自由主义剥夺的批评者所建议的改变。
在遭遇一系列不可抗力因素后，阿莫罗蘑菇农场通过募捐筹集资金来度过危机，图为农场的募捐网页，显示已经顺利筹集了款项https://www.indiegogo.com/en/projects/salehhijazi/amoro-the-story-of-palestine-s-1st-mushroom-farm
换句话说，我认为巴勒斯坦劳动力从以色列经济中解脱出来是巴勒斯坦经济发展的一个潜在重大结果。即使在目前无法摆脱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占领的框架内，巴勒斯坦工人也应被视为推动巴勒斯坦解放新篇章的力量。为此，资本和国家机构必须被重新视为工具，不是使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机构本身等同于解放，而是为了解放所需的斗争过程——即作为发展巴勒斯坦劳动者的工具。这种方法与关于巴勒斯坦背景下抵抗经济发展讨论的主旨大相径庭，后者往往隐含反资本主义和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解放潜力的必要怀疑。
围绕抵抗经济的政策讨论理所当然地谴责了对巴勒斯坦劳动力的剥削以及巴勒斯坦人与其土地日益疏远的状况。但很少有人想象过资本和准国家官僚机构(此处指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可以发挥的积极作用——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的奥斯陆框架下。当然，考虑到巴勒斯坦的历史，假设这些参与者一定会带领巴勒斯坦人走向解放是异想天开。需要明确的是，资本和国家都不一定会停止对巴勒斯坦人的剥削。但与此同时，没有资本和官僚机构，劳动和抵抗经济都无法发展。然而，从战略上动员资本和官僚机构发展并动员巴勒斯坦劳动力，这种抵抗经济的愿景可能值得进一步探讨。
* * *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对应并基于阿莫罗农业公司四位创始人中的两位——萨米尔·克拉希和马哈茂德·库海尔的自述。这家企业于2014年10月在杰里科成立，采用独创的气候控制大棚系统，种植了第一批巴勒斯坦蘑菇，在西岸销售。在此之前(以及公司关闭之后)，该产品一直由以色列独家供应。在农场关闭之前，农业企业家们曾讨论过将产品销售范围扩大到西岸以外，覆盖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境内外其他消费者。
工作中的马哈茂德·库海尔(Rosie Lyse-Thompson，https://electronicintifada.net/content/economic-independence-grows-palestinian-mushroom-farm/14327)
第一部分探讨了私人资本与发展的关系。在这里，我反思了庆祝农场首次丰收的文献与将巴勒斯坦蘑菇的到来视为参与式“抵抗经济”典范的文献之间的距离，并研究了农民们自己提出的关于启动这项投资所需资金的问题。尽管农业企业家们对他们的产品和巴勒斯坦市场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但他们的经历和对投资政治价值的阐述与许多关于抵抗经济发展政策文献中的隐含假设背道而驰。他们的证词支持了对当代“抵抗经济”文献的初步批判，并有助于抵制长期以来对农业在巴勒斯坦政治项目作用的浪漫化。
第二部分重点关注与巴勒斯坦农业劳动力有关的发展问题。在这里，我考虑了巴勒斯坦劳动力的去农业化如何对女性劳动者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我探讨了像阿莫罗这样的农业技术公司的资本投资是否能够重新为农业劳动者赋权，而如今农业劳动者的弱势不成比例地体现在女性劳动者的弱势上。在这样做的同时，我回到了对土地、土地管理者以及保护土地的斗争进行浪漫化的议题上，我认为这主导了巴勒斯坦围绕农业的抵抗话语，并使其非政治化。
在关于资本和劳动力以及发展的两个部分之后，在第三部分中，我考虑了准国家机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在后奥斯陆紧身衣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如何重新构想主权。在这一部分中，我再次关注为阿莫罗工作的农民的证词，探讨如何重新构想国家或其代理人的角色，以促进能够以上一部分所述方式培育农业劳动力发展的投资。我在此的分析受到了阿里·卡德里(Ali Kadri)、亚当·哈尼耶(Adam Hanieh)、吉尔伯特·阿赫卡尔(Gilbert Achcar)等人的影响，他们认为，阿拉伯世界劳动阶层可以说是该地区最大的政治力量，而蓄意且战略性地剥夺劳动阶层权利的做法，是通过当地和国际参与者系统性地削弱国家来实现的。如果不同时重新构想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就无法想象巴勒斯坦劳动力的发展。
我的分析旨在为学术界提供一套理论，将工人阶级视为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进步政治行动的引擎。它基于这样一个理念：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以色列占领所造成的不公正现象的批判，以及它们在当今巴勒斯坦的相互交织，不仅应该提供这种材料分析，而且还应该引导人们讨论如何赋予劳动者力量，使其成为对抗这些动态和要求变革的力量。在奥斯陆协议之后的巴勒斯坦，对新自由主义剥夺和定居殖民的批判，只有当人们能够想象出这些批判所凝聚的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化力量所能发挥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时，才会产生效力。
【注释】
[1] 在2014年种植季节的繁忙时期，萨米尔·克拉希和马哈茂德·库海尔非常慷慨地抽出时间与我交谈。与梅兹娜·卡托(Mezna Qato)、索菲亚·贾帕里泽(Sofia Japaridze)的对话以及匿名评论者的评论帮助我加深了观察，极大地改进了本文的初稿。不足之处和错误完全由我本人承担。
[2] Adel Samara, Beyond De-linking: Development by Popular Protection vs. Development by State (Ramallah: Al-Mashriq al-A‘amil for Cultur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5), p.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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