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新春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
【导读】2月26日，在日内瓦举行的美伊第三轮谈判已结束，就在谈判进行的同时，美国在中东完成了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集结。在美国重兵压境的背景下，此次谈判被视为美伊“战与和”走向的关键节点，且特朗普设定了10-15天的最后期限，威胁如果谈判无法达成“有意义的协议”，将实施“有限军事打击”。
美方利用伊朗的内部脆弱性进行极限施压，然而本文深入剖析认为，即便在谈判取得进展的表象下，美伊博弈的底层逻辑仍是 “冷战”性质的持久消耗战。作者认为，这场“小冷战”主导着中东地区格局，其终结很可能需要其中一方政体的实质性演变。
最新的危机互动表明，“小冷战”正进入一个更危险的阶段：伊朗作为一个中东大国在该地区的诸多矛盾中均处于核心地位。因此，美国和伊朗的对抗虽然不是全球性的，却主导着中东地区格局。而在未来，美国可能更倾向于利用伊朗的内部脆弱性进行极限施压，而伊朗为捍卫政权生存，则在外部压迫下可能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控制与对抗姿态。
本文将发于《文化纵横》2月新刊，欢迎各位分享、参考、转发。
小冷战：美国与伊朗关系的性质
2025年6月23日，在以色列与伊朗的“十二日战争”期间，美国对伊朗三处核设施发动空袭。第二天，伊朗袭击了美国驻卡塔尔的一处军事基地。稍后，美国和伊朗都宣布军事打击行动结束。8月25日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讲话中指出，和谈只是表象，美国与伊朗的矛盾“无解”。[1]确实，在1979年以来的美伊关系史上，直接军事对抗与达成和解协议都是“例外”或“意外”，双方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冷战”格局。作为一种全球格局，冷战30年前已经结束，但是中东地区的小冷战依然存在。单单大国竞争构不成冷战，仅仅意识形态对立也形不成冷战，两者相结合才是冷战的根源和本质特征。美国与伊朗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地区范围内的冷战关系，具有美苏冷战的基本性质，未来非常可能沿着当年美苏冷战的轨迹发展和结束。
▍意识形态对立
伊朗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伊斯兰神权国家，政治伊斯兰是其根本意识形态。[2]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是美苏冷战的主要内容，也是苏联政权的合法性所在。世俗资本主义与政治伊斯兰的对立是美伊冷战的核心，也是伊朗政权的合法性来源。
政治伊斯兰是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总称，既是宗教，也是政治思想，是不同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第三条道路。[3]政治伊斯兰主张回归传统伊斯兰教法，清除西方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建立全球性泛伊斯兰政治联盟。[4]政治伊斯兰是伊朗追求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选择，在反抗世俗化、西方化过程中逐渐形成。面对宗教与现代化的矛盾，西方将宗教属性现代化，伊朗将现代属性伊斯兰化，用伊斯兰教法管理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试图解决资本主义和西方文明带给人类的灾难，包括贫富差距、政治腐败、社会堕落和传统文化消失等。
政治伊斯兰的核心目标是复兴传统的伊斯兰教法，但并非完全照搬古代的哈里发制度，而是根据时代变化吸收诸多现代观念。从这个角度看，什叶派伊斯兰的包容性非常强，“什叶派伊斯兰在群众运动中最具感召力，能为各个反抗派别提供共同的历史认同、价值观和信仰。什叶派伊斯兰提供了一个意识形态框架，能让各个被压迫群体找到自己的合法性”。[5]
伊朗的政治伊斯兰包括政教合一、社会公正和反西方三大内核，是中东各个受压迫群体的理想归宿。从性质上看，这三个部分都是反美、反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教合一对抗西方的政教分离，社会公正对抗西方的资本主义，反美、反西方对抗欧美国家的中东政策。
政教合一是伊朗意识形态的根基，决定着伊朗政府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着眼于解决神和人的关系问题。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目标，就是在伊斯兰教法基础上建立政治、经济和社会体系。[6]伊斯兰政府在政治认同方面，反对国族认同，倡导对信仰共同体“乌玛”的认同;在国家权力来源问题上，反对人民主权理论，倡导“真主主权”;在政教关系上，反对政教分离，主张政教合一;在民主问题上，反对专制独裁，也反对西方民主，主张以“协商”为基础的伊斯兰民主。[7]可见，伊斯兰政府在政治哲学的诸多根本议题上同西方意识形态相悖。个人、社会、国家的行为规范由神决定，神的决定写在《古兰经》和圣训里，政府、清真寺的功能都是落实伊斯兰教法，政教本来就是一回事，不可能分离，这是伊斯兰政府的基本逻辑。
政教分离的世俗主义是美国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也是美国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美国的民权政治，伊朗的神权政治，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政治意识形态。在两种政治模式的竞争中，以美国为代表的民权政治显然在全球处于优势;但是在中东地区，神权政治的影响不可低估，中东没有一个国家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分离。
社会公平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1979年革命的主要动力之一，决定着伊朗的社会、经济政策走向，着眼于解决人和人的关系问题。在伊斯兰革命过程中，伊斯兰复兴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借力，双方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社会公平。伊朗的共产党“人民党”，在1953年后遭受残酷镇压，但他们的思想一直延续到1979年革命时期，其阶级斗争纲领被霍梅尼吸收，充实了伊斯兰教的社会公平主张。革命成功后，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缩小贫富差距，没收非法获取的财富。[8]
但是，如何达到伊斯兰教法中理想的社会公平，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社会公平是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没有争议。但是，要把社会公平作为一种基本政治原则，通过国家权力来落实，就会出现极大的问题和挑战。伊斯兰教提出社会公平的理想，却没有给出实现社会公平的政治路径。在这个关键点上，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实现社会公平的路径，就是把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由国家控制和分配财富。伊朗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方法，用政治手段来落实道德理想，主要路径就是国有、国营和国家分配。在革命过程中，政府迅速消灭私营企业，对银行、保险公司实行国有化，国家控制全国主要的重工业，没收了50个重要家族的企业。政府垄断对外贸易，广泛实施生活用品配给制。政府不仅承担生产任务，而且负责分配。
伊斯兰教强调社会公平，但也保护私有财产权。重新分配财富和私有财产权之间的矛盾，在1981年土地改革中尖锐地显现出来。根据重新分配财富的要求，议会通过法案，重新分配农村土地，国有化城市土地和对外贸易，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有效政治手段。但是，“宪法监护委员会”否决了这个法案。根据伊斯兰教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的私有财产不能没收，个人从事贸易活动的自由权不能剥夺。面对这个尖锐的矛盾，时任议长拉桑夫贾尼多次请求霍梅尼出面裁决，但霍梅尼始终不愿明确表态，拒绝为伊斯兰共和国这个内在矛盾承担个人责任。最终，土地改革半途而废。霍梅尼不得不承认，真正的伊斯兰社会从来没有存在过。[9]
实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是伊斯兰共和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同西方资本主义的对抗。尽管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占据优势，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并没有消失。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作为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中东地区，石油国有化的比例很高，政府发挥着重要的经济功能。因此，经济体制的竞争远没有结束。
反抗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军事渗透，一直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主要意识形态，着眼于解决本土意识形态和外国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确立了伊朗的国际定位。历史记忆、伊斯兰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斗争需要三者相结合，使反美、反西方成为伊朗的核心政治目标之一。伊朗认为，伊朗和伊斯兰世界是美国霸权的牺牲品。[10]伊朗领导人认为，目前的国际秩序不公平，西方大国控制着整个国际体系，伊朗要反抗这样的安排。[11]
伊朗反西方不仅仅是对现存国际体系不满意，而且有着非常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根源。今天中东地区的多数动荡，都能从殖民时期找到根源。[12]帝国主义殖民的历史，特别是中央情报局1953年在伊朗策动政变的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已经成为过去，但在伊朗人的记忆、思想和文化中仍然活着，影响着今天的政策。从1813年伊朗与俄罗斯签署《古利斯坦条约》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英、俄、美等帝国主义一直干涉伊朗内政、掠夺伊朗资源、剥削伊朗人民。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一样，伊朗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深恶痛绝，西方从一始就是伊朗苦难的代名词。即便在二战后，由于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和石油的诅咒，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对伊朗放手，1979年革命前在伊朗扶植代理政权，革命后制裁、封锁伊朗。因此，反对西方干预至今仍然是伊朗国家战略的重要任务。
▍意识形态斗争
政治伊斯兰同美国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但是对立、分立并不一定意味着必然发生冲突，并非必然走向冷战。然而，美国和伊朗意识形态都具有扩张性，双方都把意识形态作为国内政治斗争工具，碰撞和斗争不可避免。美国自认为是“自由灯塔”，对外负有扩张意识形态的责任。[13]伊朗伊斯兰革命最终要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途径是先在伊朗建立伊斯兰政府，再“输出伊斯兰革命”，最终将伊斯兰传播到全世界。[14]在美国看来，政治伊斯兰同自身意识形态明显对立，最有可能在后冷战时代对西方构成全球性挑战。[15]在伊朗看来，美国根本就是反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存在。[16]
1979年伊朗革命标志着一个伊斯兰政治新时代的开始，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伊朗、阿富汗、阿尔及利亚、苏丹和南斯拉夫，哈马斯、“基地”组织和真主党等组织也趋于活跃。此轮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伊朗革命有多大关系，是示范效应还是输出革命，或者仅仅是巧合，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向全球穆斯林输出革命是伊朗政治伊斯兰的一项重要内容，争议的只是伊朗在多大程度上落实了这个目标。霍梅尼明确要求，伊朗宪法也有规定，伊斯兰共和国有输出意识形态的义务，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职责就是输出伊斯兰革命。尽管伊朗在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难以准确定位，以伊朗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仍然被美国视为冷战结束后最大的意识形态竞争对手。[17]伊朗相信伊朗例外论，美国信奉美国例外论，两个自信、自豪的国家迎头相撞。[18]
同时，伊朗又有着强烈的文化不安全感。1979年后伊朗成为中东“抵抗轴心”的领袖，这一概念基于“什叶派在历史上集体受难”的叙事话语。什叶派拒绝接受“霸权”，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主体叙事的重点之一。近代以来，伊斯兰社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有着深深的焦虑感。历史上形成的“受害者情结”助长了文化上的不安全感，伊朗曾被希腊、阿拉伯、蒙古、突厥入侵过，还被英国、俄罗斯、美国控制过。“随着伊朗教育和社会西方化，经济、军事独立性丧失，宗教和世俗人士都对文化异化深感忧虑。”[19]在1979年革命中，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不安全感也非常重要，它跨越了阶级、宗教界线，成为一种全民共识。革命后，伊朗成立“伊斯兰指导部”，发动“文化革命”，抵制“帝国主义文化”，被称为“第三次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社会改革被逆转，公共场合实施严格的伊斯兰教法，男人不能打领带，女人必须戴头巾，严格审查书报，清除西方文化影响。
伊朗既要维护本国的意识形态纯洁性，又想把本国意识形态渗透到中东其他国家，特别是什叶派占多数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则既要对伊朗搞政权更迭，又要把伊朗意识形态在中东的影响推回去。因此，1979年以来伊朗长期承受美国意识形态压力，多数时候把意识形态纯洁性摆在首位，民生、经济问题难以提上议事日程。最初，伊朗梦想多个中东国家接受伊朗意识形态，后来则把中东其他国家的什叶派族群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主要目标。中东伊斯兰国家可以分为革命型和财富型两种形态。革命型国家建立在平民主义、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和国族主义之上，伊朗是典型代表;财富型国家建立在财富之上，依靠传统家族纽带统治，海湾君主制国家是典型代表。[20]海湾阿拉伯国家同美国结盟，受美国保护，既担忧美国意识形态扩张，也担心伊朗意识形态外溢，成为美伊意识形态博弈的主战场。
▍小冷战的特征
伊朗实力和国际地位虽然远远不能同当年的苏联相比，政治伊斯兰的全球影响力也远逊于当年的共产主义。但是，伊朗是一个中东大国，在中东的四大基本矛盾中，伊朗都是核心国家。在以色列与伊斯兰国家的矛盾中，近年来伊朗越来越站在反以色列的最前沿。在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中，伊朗是什叶派天然领袖。在改革派与保守派的博弈中，伊朗大部分情况下站在反君主制的阵营一边，支持政治伊斯兰。在亲美与反美矛盾中，伊朗是“反美轴心”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与亲美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对峙。因此，美国和伊朗的对抗虽然不是全球性的，却主导着中东地区格局。尽管2023年10月7日的加沙冲突以来，“抵抗轴心”的实力受到重挫，但伊朗与美国的博弈远未结束。
苏联和伊朗都是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国家基因，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都在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展开，意识形态对立决定了全方位的冲突，任何一个领域的妥协和退让都会损害意识形态根基，引起全局性动荡。1991年10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一份情报评估中判断：美伊关系是一个解不开的“戈德斯结”(Gordian knot)，意识形态、地缘政治、经济、美国干涉伊朗内政的历史、过去十年两国的对立，所有这些因素复杂地交织在一起。[21]敌视美国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识形态不可或缺的支柱之一，任何政府若与美国达成意识形态和解，就会失去内部合法性，陷入分裂，因此伊朗同美国的所有和谈都是战术性的。四十多年来，美伊之间谈判错失多次良机，不是互信、外交方式、时机、内部斗争等因素造成的，而是由双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因决定的。[22]
冷战是一种全面对抗的格局，放弃和改变意识形态意味着革命政权的消亡或变质，也标志着冷战结束。同美苏冷战一样，美伊对抗注定是一场消耗战、持久战，终将以一种意识形态的胜利和另一个政权的变质或垮台而结束。这是由冷战的性质决定的，而不是因为某些人的错误操作形成的。美国一位冷战史专家谈到美苏冷战时指出，冷战是一场必要的竞争，它彻底解决了诸多根本性问题，我们不会怀念它，但也没有必要感到遗憾。[23]2021年春天，据媒体泄露，伊朗外交部长在一次内部谈话中说，只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性质保持不变，美伊就不可能成为朋友。这是对美伊关系冷战性质的深刻领会。
虽然美伊不可能达成彻底的、战略性的和解，但当政权生存受到威胁时，伊朗往往能体现出出人意料的灵活性，做出战术性妥协。美国兰德公司2011年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伊朗过去30年的外交史表明，伊朗政府是理性行事的，善于计算外交的成本与收益，其核心目标是维护政权生存、保卫国土安全和拓展地区影响力。[24]政权生存是伊朗的首要目标，为此伊朗常常会做出大胆、灵活的举措。
1988年在经济困境、战争僵局的压力下，霍梅尼被迫接受联合国598号停火协议，结束两伊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后，美国15万驻军包围着伊朗，伊朗处境前所未有地孤立。根据中央情报局的评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伊朗停止了浓缩铀活动。2003年5月，伊朗向美国提出一揽子方案，条件大大出乎美国意料，包括：伊朗停止支持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接受“两国方案”;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转变为一个纯粹的政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无条件核查伊朗核活动，同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同意在反恐问题上同美国合作;同意支持美国稳定伊拉克局势。作为回报，伊朗要求同美国达成战略谅解，美国停止所有对伊制裁，尊重伊朗在伊拉克的国家利益，支持伊朗的战争赔偿诉求，尊重伊朗获取核能、生物、化学技术的权利，承认伊朗在本地区的合理安全利益，用美国抓捕的“伊朗人民圣战组织”成员交换伊朗手中的“基地”组织成员。[25]这个方案显示，在政权危急关头，伊朗能够做出重大让步，伊朗政府是一个理性的、有较强适应能力的政权。然而，当时的布什政府偏执于“新保守主义”外交，错失同伊朗交易的良机。2015年，伊朗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再度展现灵活性，放弃发展核能力，换取解除制裁，签署了核协议。正是基于此逻辑，2020年1月24日，曾任职于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理查德·戈德伯格在《纽约时报》呼吁，伊朗当局作为理性行为者，为避免政权崩溃，可以同美国达成协议，他们不需要信任美国或特朗普。[26]
意识形态往往还会与党派斗争、权力制衡交织在一起，严重影响政策的连续性。美国是一个权力分立、制衡的国家，伊朗也不是一个权力绝对集中的国家——美国与伊朗的决策体制竟然有较大的相似之处。在伊朗决策体制中，最高领袖并非绝对权威，民选机构与政治任命机构之间常常合纵连横，相互制约，是一种“临时的平衡政治体制”(suspended equilibrium)。[27]在霍梅尼一生中，从没有明确地站在保守派或改革派一方，总是时左时右，维持平衡，两派均是他维护政治统治的工具。伊朗的内外政策也像美国那样，经常在左右两端之间摇摆。哈塔米时期倡议与西方关系正常化，提出“文明对话”，推动伊朗社会的内部开放。内贾德时期制造对美关系紧张，遏制社会自由化倾向。[28]鲁哈尼时期，又缓和对美关系，2015年达成核协议。并且，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伊朗最高领袖的权威在下降，特别是2009年总统选举后，最高领袖的威信进一步受损，政治进程越来越多取决于各个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在美国，2015年民主党政府同伊朗签署核协议，2018年共和党政府退出核协议，2025年特朗普更是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党派政治对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剧。
在冷战性质的冲突中，一些基于战略利益、现实主义、精打细算的战略设想很难落实，因为公众难以理解这些精巧的权力游戏，而习惯从朴素的意识形态视角理解问题。美苏冷战时期，基辛格精心构筑的美苏“联系”方案未能落实，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缺乏国内支持。1986年前后，美国对伊政策存在明暗两条线，一方面在外交、军事领域同伊朗公开对抗;另一方面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接触伊朗高层。但是，事件一经曝光，受到美国公众强烈谴责，美伊接触转眼之间就夭折了。
冷战是两个国家之间长时期的全面对抗，是跨越国内、地区、国际等层次的多重博弈，是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领域众多因素的复杂交互作用，具有较强的不可预测性。因此，无论是美苏冷战还是美伊冷战的发展、结束，均非单一逻辑的直线路径，而是曲折起伏、出人意料。
▍结语
目前，美国与伊朗的小冷战再次处于十字路口。自从2002年伊朗核问题出现后，美伊对抗开始加剧，美国不能接受政治伊斯兰伊朗与核伊朗的叠加。2015年美国与伊朗达成核协议，暂时缓解了核危机。2018年美国退出核协议，对伊朗实施“极限制裁”，危机升级。伊朗核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伊朗问题更是无解。2023年加沙冲突爆发后，伊朗影响力接连受到重挫，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等“抵抗轴心”核心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伊朗自己也遭遇以色列与美国史无前例的军事打击。受内外危机冲击，伊朗处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虚弱、最孤立的时刻。美国与伊朗的实力对比出现明显变化，双方都面临着新选择。
首先，近期内美国与伊朗通过谈判解决核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低，核问题再次升级为核危机的风险增大。本来，在此次美伊军事冲突前，双方已经进行过五轮核谈判。军事冲突结束后，迄今为止核谈判未能恢复。美国方面，特朗普认为军事行动沉重打击甚至摧毁了伊朗的核能力，未来数年内伊朗不可能再次接近核门槛，因此谈判的积极性不高。更何况，谈判就意味着相互妥协，美国在取得军事胜利的前提下，国内的民粹主义政治不允许特朗普做出妥协让步。因此，美国目前提出了伊朗难以承受的高谈判要价，禁止伊朗在本土从事任何浓缩铀活动。伊朗方面，若此时调整核政策，就是向国内外的敌人投降，不利于政权和社会稳定，可能还会引起国内纷争，弊大于利。2025年8月25日，伊朗决定同英、法、德三国恢复副外长级别会谈，此前伊朗已经恢复了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接触，但是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宣布，伊朗拒绝同美国直接谈判。[29]种种迹象显示，伊朗国内经过两个月的酝酿和斗争后，决策层可能在核谈判问题上已经做出了决定。伊朗不再信任美国，不再相信谈判，国内要求伊朗公开宣布拥核的声音越来越多。在谈判无望的情况下，伊朗继续秘密发展核能力的可能性不小，这可能再次导致以色列与伊朗的直接军事冲突。
其次，伊朗继续强化政治伊斯兰道路的可能性大，政策大幅转向的概率较低。两伊战争结束时，伊朗也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当时刚刚接任最高领袖的哈梅内伊决定，采取实用主义政策，改善同阿拉伯国家和美国的关系，让伊朗摆脱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过去四十多年时间里，伊朗在面对重大危机时，也曾适度微调、修正内外政策，以缓和同美国的关系。同时，美国为避免危机，也可以对伊朗妥协让步。例如，2015年伊朗与美国达成核协议，美国意在限制伊朗核能力，伊朗寻求更大的经济发展机会。但是，事实证明，美国与伊朗的这些微调都是战术性的、局部的，也是暂时的，不可能实质性改变双边关系。目前，伊朗再次面临重大选择：到底是实施全方位“改革开放”政策，放松意识形态控制，全面改善同美西方的关系，还是一步强化意识形成控制，巩固政权的意识形态根基，以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对抗美国的压力?从过去两个月伊朗的表现看，伊朗很可能已经选择了后者。对伊朗政权而言，同美国妥协，软化意识形态立场，风险可能比同美国对抗更大。
最后，伊朗与美国均想避免“热战”，冷战状态是次优选择。鉴于美国与伊朗对抗的冷战性质，只有政权更迭才能彻底解决问题。“热战”不仅代价太大，且不可能解决问题。在此次美伊军事冲突中，美国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是一次性的，伊朗对美国驻卡塔尔军事基地的报复性袭击是表演性的。未来，美国与伊朗通过谈判局部暂时缓和关系的前景黯淡，双方爆发大规模热战的概率也不大，两国国内意识形突变的可能性也不高，小冷战很可能在一个更危险的层次上继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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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Richard Goldberg, “Trump Has an Iran Strategy, This Is It.”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4, 2020.
[27] Mehran Kamrava and Houchang Hassan-Yari, “Suspended Equilibrium in Iran’s
Political System,” The Muslim World, Vol. 94, No. 4, October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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