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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法西斯主义的三个一般性的特征

伊万·德鲁里·扎林(Ivan Drury Zarin) · 2026-05-30 · 来源:乾乾文史|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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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基于2026年巴西阿雷格里港反法西斯大会的讨论,提炼出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三个普遍特征:一是将战争作为解决国内与国际危机的主要手段,尤其表现为帝国霸权衰落与新殖民地主权受侵蚀下的暴力转向;二是系统性地武装并私有化边境以暴力对抗移民,将新自由主义与气候灾难造成的人口流动转化为监控与囚禁的生意;三是公然抛弃普遍人权共识,国家以暴行话语取代人权叙事,并策略性利用人权机制来使镇压合法化。

伊万·德鲁里·扎林(Ivan Drury Zarin)著

沉孤 译

2026年3月28日

2026年巴西阿雷格里港反法西斯大会首日报告

2026年3月27日,巴西南大河州阿雷格里港。在过去十年里,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法西斯主义”一直是左翼阵营激烈辩论的焦点。然而,正如救亡组织(译者注:Salvage是一个总部位于伦敦的激进左翼出版集体,有编辑和发行杂志Salvage)集体在一篇长篇社论中抱怨人们对俄乌战争的争论一样,关于法西斯主义的大部分讨论也陷入了“历史类比”的泥潭中。特朗普主义究竟更像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当我们综合审视所有关于权利受侵害与遭受攻击的评估维度时,当今的极右翼在与20世纪重大法西斯事件的历史比照检验中,是否真的达到了可与之相提并论的程度?

有两位思想家试图绕开这种类比的陷阱,他们提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一种“晚期法西斯主义”(阿尔贝托·托斯卡诺语)或“后法西斯主义”(恩佐·特拉维尔索语):这是一种极右翼现象,它依赖并调动了关于旧法西斯主义的文化记忆,但却以我们这个历史时刻所特有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第二次是闹剧”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一种假设,即21世纪的法西斯主义没有特定的形式:没有普遍的特征,没有特定的政策,也没有特定的治理模式。我对这种路径的疑虑在于,如果将其推向极致,我们就会失去对法西斯主义的有效认知,无法将它与资产阶级民主及其种种例外和暴力形式区分开来。

我刚刚参加完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反法西斯大会第一天的会议。这是一场汇聚了数千名来自拉丁美洲各地反法西斯人士的盛会,还有少数代表来自世界其他地区。由于同时进行的分组讨论会太多,我无法对会议的整体动态进行全面评估。但在我所参加的讨论和进行的交谈中,涌现出了一个极具价值的议题,它解答了关于“当今法西斯主义正在采取何种确切形式”的疑问。

从聚集于此的反法西斯人士的各种视角中,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三个普遍特征逐渐浮出水面:以战争作为解决方案、收紧边境与公民身份,以及终结普遍的人权共识。这并不意味着法西斯主义只有这三个特征。这仅仅代表我在大会首日参与的讨论中,注意到了这三个特征的显现。但我认为,这种综合概括的出现意义重大,值得记录下来,以便我们共同讨论、辩论并增进理解。

第一个特征:法西斯主义将战争作为解决国家问题的手段

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了工人阶级的社会再生产危机,同时也引发了全球资产阶级的生产增长危机。对于美国的资产阶级而言,这场危机表现为全球霸权的崩溃。正如阿雷格里港市议员乔瓦尼·库兰(Giovani Culan)所言,面对这一问题,“战争是唯一的出路,而特朗普正是那种暴力解决方案的人格化身”。

对于全球南方的资产阶级和政府而言,危机则表现为他们主权的消解——这种主权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几十年里已遭到不断侵蚀,而现在更是面临着帝国主义公然的战争、政变和暗杀威胁。库兰说,正因如此,“我们强烈反对美国绑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国会议员西莉亚·弗洛雷斯,也反对对古巴的封锁扼杀”。

这种帝国主义的统治形式意味着,正如巴西劳工党(PT)代表瓦尔特·波马尔所指出的,“拉丁美洲各国政府的心脏在华盛顿跳动”,它们从属于其帝国主子,而不是与人民的“人民主权”站在一起。随着人民的需求屈从于帝国主义,贫困与绝望日益滋长,这种动态进一步助长了拉丁美洲极右翼势力的崛起。

因此,借用艾梅·塞泽尔的话来说,法西斯主义在帝国的躯体中滋生,像渗液的脓疮一样破肤而出,首先在那些新殖民地爆发。它不像人民运动的浪潮或种子那样传播,而是像一种疾病,沿着资本的渠道蔓延至全世界,然后再泵回帝国的心脏。因为能够将感染散布到其他地方,它变得更加强大和自信。“战争作为解决方案”正是这一动态的产物,它进一步将全球南方那些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政府(无论其政策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从属于帝国主义。

第二个特征:法西斯主义武装边境对抗移民

在一场关于极右翼利用和滥用移民问题的讨论会上,比·惠特克指出,帝国主义的统治驱使全球南方的移民背井离乡,而法西斯分子则以残酷的国家暴力作为回应,阻挡他们的到来,并对那些越过高墙的人进行治安管控。

她表示,当代欧盟首次实施严肃的移民管制是在20世纪90年代,那是为了应对逃离战争的人潮。随后在21世纪头十年,特别是解放广场起义之后,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涌入欧盟。“各个国家用法律筑起了一道高墙,以阻止移民进入,并对那些已经抵达的移民进行管制,”她说。接着,“欧盟设立了一个名为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局的机构来监控移民,”用船只、飞机、雷达、摄像头以及“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一种机器人”来追踪他们。随后,欧盟将这些技术的制造和运营外包给了私营企业。惠特克说:“这对于那些制造武器和监控设备的公司来说简直是天堂。我们谈论的是数十亿欧元的生意。对于这些公司而言,将产品卖给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局比卖给私人市场更有利可图。”

来自墨西哥废除非法拘留委员会的维罗妮卡·卡里略表示,欧盟与非洲及西亚国家之间的这种动态,在美国对待拉丁美洲人的方式上得到了同样体现。在特朗普主义的世界里,外包移民治安管理包括动员拉丁美洲的极右翼政府参与管控他们自己的人民。最典型的例子是,特朗普将萨尔瓦多的监狱变成人间地狱般的中转站,让被驱逐的移民在那里“被消失”。美国国家机器将公共资源输送进私营监狱企业腰包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卡里略指出,极右翼国家“正在利用我们的资源来建立他们的法西斯政党和政治,动员公共资源去对付工人,而不是去对抗资本主义制度”。他们通过将世界危机的责任推给移民,而不是将移民视为最悲惨的受害者,来实现这一切。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矛盾是: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破坏并粉碎了战后反殖民和独立运动的发展目标。而在全球南方许多国家由此产生的深刻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之上,更多的战争和气候灾难又迫使人类历史上空前庞大的人群踏上全球迁徙之路。法西斯主义对这个矛盾给出了它的答案:建墙。并且,把墙私有化。

第三个特征:法西斯主义抛弃了人权

针对种族主义移民恐慌的边境解决方案,必然衍生出这第三个特征作为其必要组成部分。正如比·惠特克所言,欧盟的反移民动员“绝对违反了每一项人权公约,而且他们心知肚明。他们正在破坏欧盟关于人权的原则”。而且,欧洲整个法律、政治和社会体系非但没有去寻找漏洞或编造辩词,反而对被冲上海岸的移民尸体视而不见。

大卫·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2019年出版的《遥不可及的避难所》(Refuge Beyond Reach)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引人深思的故事。书中提到,在边境巡逻队击沉一艘移民船后,一具尸体被冲到了希腊一个渔村的海岸附近。一位惊恐的渔民在船上发现了这具遗体并将其拖出水面,随后报了警。希腊政府的反应竟然是扣押他的船只作为调查的一部分,切断了这位渔民的生计,以此来惩罚他的报案行为。他所在社区的渔民们立刻明白了这其中的潜台词。从那以后,当他们再遇到尸体时,便会将其推回大海。这并不是说“谁的生命更重要”这种意识完全是自上而下强加的,而是国家政权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表明:官方会拯救谁的生命,以及你的生命是多么容易被抛弃。

维罗妮卡·卡里略指出,在特朗普引发的反移民恐怖中,人权已完全缺席。法西斯政府用一种全新的暴行话语取代了普遍人权的叙事,进而将社会矛盾重新转嫁到工人身上,迫使工人们根据自己合法的公民身份地位,产生不同的感受并采取不同的生存策略。

人权从来都是一个分类标准,它指向特定个人与财产增值过程的关系。但是,社会主义者是可以利用人权的话语进行反击的,以此来推动工人和被剥夺者的诉求,或者通过质询人权问题来揭露资产阶级的怯懦与虚伪。尽管人权概念本身充满争议且深深烙印着资本主义权力的痕迹,但政府公然抛弃人权的言辞及正式的法律框架,恰恰是这种法西斯主义转向的典型特征。

围绕普京选择性利用人权框架的动态,也向我们揭示了这一趋势的另一方面。米哈伊尔·罗巴诺夫指出,普京一直将镇压作为其特定治理模式的一部分,因此随意玩弄人权问题对他来说并非新鲜事。但普京深知,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人权主张可以用来对抗前殖民地国家的主权,充当帝国主义干涉的工具,同时又将西方与“人权”划上等号。因此,普京想出了如何将国际人权机制作为管理政治镇压的手段:当外界对某位特定囚犯施加压力时,他便提供一条体制外的出路(如交换);同时,这也成为他编造“外国政府干涉俄罗斯主权”话语的“证据”。

正是因为看透了普京的这种手段,克谢尼娅·卡加尔利茨卡娅表示,她的父亲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因为新闻工作而面临五年监禁,但在服刑之初,他断然拒绝被列入囚犯交换名单。他给出了两个理由:首先,流放同样是一种镇压,绝非真正的释放。其次,他认为政治犯交换是一个使镇压常规化、合法化的系统的一部分;应当彻底废除非法拘禁,而不是对其进行政治操弄。

一个整合性的命题

这三个特征的共同点在于:由法西斯主义者或受法西斯主义影响的政客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政府,正在放弃他们在国内轻车熟路的建立共识(在其部分选民中)的惯例,并放弃在国际上(与某些国家)进行外交斡旋的常规做法。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强调将暴力作为治理国家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手段,以此来取代过去的霸权集团构建战略。

当然,我们可以将这些现象解释为一个或多或少还算正常的资产阶级国家在政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极端或例外时刻。但是,如果将这三个特征理解为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组成部分,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整合性的命题。基于此,我们可以制定战略,以统一的方式去直面、抗击并最终击败它。这不仅具有认识论上的价值,更具有战略上的意义。

让我们继续密切关注这一当代法西斯威胁的更多构成特征吧。

原文链接:

https://internationalviewpoint.org/Three-general-characteristics-of-the-new-era-of-fas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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