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剿匪和镇反斗争中，我抓捕的反动首要分子。
1950年2月，解放军十三军随营学校，进驻云南弥勒县城(今弥勒市)。
弥勒位于滇东南，属于多民族地区，四面环山，林高谷深，地形复杂。在解放初，比地形更复杂的，则是这里的社会环境。虽然云南和平解放了，但斗争形势依然激烈，各种势力和各种矛盾，错综复杂。
这座县城是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边纵(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解放的，由于反蒋斗争的需要，与统战人士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
县城东北的西山区，是阿细(彝族分支)人民为主的地区，更是党领导西山起义，朱家壁同志和这里的群众，与敌浴血奋战，打出来的根据地，群众基础极好;县城周围是原保安团的统治范围，以往摩擦经常发生。反动分子有的销声匿迹，潜伏下来，有的干脆摇身一变，伪装进步，成了统战人士，台前一张脸，背后一张脸。
弥勒县行政区划图
解放了，县政府除牌子上加了“人民”二字，机关里添了几个解放前夕，刚刚参加革命，从云南来的青年学生之外，其它几乎是原封未动。本地的同志，对于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明显缺乏心理准备。当然，这也不能怪这些同志，毕竟云南的情况特殊。所以，这样的政府机器，可以说是鱼龙混杂。
群众吐槽我们，说我们宽大无边，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共产党搞宽大”。什么意思呢?坏人的嚣张气焰没有被打下去啊!
这也难怪群众意见大，云南是和平解放的，因此难免泥沙俱下。一些坏人有混入起义部队的，有钻进地方上各级部门的。由于是新区，兼之民族地区，上级再三交代要注意政策，这和武力解放的地方不同。所以多是以宽大为怀，抓起来集中教育为主，公家管吃管住，教育几天有点悔改表现就放回去了，甚至有些有头有脸的，再度登堂入室。
老大娘为剿匪部队指路
当时有多滑稽呢?
有些在旧社会有旧恶的，原本以往要掉脑袋，结果不但没事，反而有官作，有饭吃，他们不但不感恩戴德新社会，反而讥讽我们的公安机关是“公安饭店”和“公安招待所”，觉得干点坏事没啥了不起，无非是叫来管吃管住学习几天就回去了，甚至作恶越大越多，越有统战价值，所以坏人的气焰很嚣张。
以弥勒为例，太阳一落，县城内秩序还好，而城外却枪声不断，有时密如爆豆。
打着慈善外衣的“同善会”，实际上就是反动的封建会道门，暗藏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在城乡闹腾得很厉害，不断地散布谣言。教堂里的外国传教人员也不安生，明显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极不友好，诅咒我们是魔鬼如之何。土匪活动猖獗，加上国民党残兵败将，以及原有的地主恶霸和土司，组成政治匪团，经常伏击我们的运输队和工作队，甚至攻打我们的乡政府，造成多起血案。
滇东平彝(今富源)剿匪部队召开军民大会，动员群众，共同肃清匪患。
随营学校是专门培养基层干部的，一、二大队是十三军的连排干部，三大队是从两广招来的学生和教师。此外，还有一个勤务分队，下辖警卫连和通讯连。
刚进驻弥勒，敌人就不断送来“见面礼”：夜间哨兵在门外树下被飞来的砖头砸成重伤，西关路边的一位无辜老太婆被人残杀……
更为严重的是审计李玉宝、会计王根锁和饲养员王全荣、李建堂四位同志，到开远军部领津贴和伙食费，回来的时候遭政治土匪伏击，全部牺牲，财物、枪支和骡马等物，全部被劫。
此外，由于青黄不接，再加上土匪经常打我们的运输线，部队供应困难，吃饭都成了大问题。
剿匪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用模范行动影响和争取因听信土匪谣言被迫逃离的群众回家。
一、二大队都是老同志，多数都是晋豫一路南下过来的，什么样的阵势没见过，基本不成问题。这是陈赓同志的老部队，再难再苦，能比挺进豫西，血战淮海，还那啥?
关键是三大队的学生兵，思想波动不小。他们是在革命胜利在望，被时代大潮“推”进人民军队行列的，入伍动机形形色色，多数是想在部队找出路，部分是想求个一官半职。谁想爬山涉水数千里，远离家乡和父母，不仅官没当上，随身衣服都捐赠给山区困难群众，眼下连饭都吃不饱，还要去挖野菜，去扛粮扛柴，而且周围环境复杂，搞不好就有生命危险。所以有些人动摇了，流露出后悔情绪，但又怕失去了光荣斗争的这段历史，真当了逃兵，更一无所获，里外不是人，更无颜见江东父老，患得患失，左右为难。
滇南卫戍区剿匪部队攀绳上山追捕股匪。
十连指导员张永顺同志，向保卫科汇报，有位姓梁的学员向他反映：本地有人来找他，叫他拉上一些同学，出去过“自由生活”，最好从知心好友拉起，拉的人人越多越好。还说现在时机最好，警卫连又不在家。城内已无战斗部队，走时最好搞些枪支，把电台弄上才好。出来之后，想去泰国去泰国，想去台湾去台湾，去美国也行，或者到香港，从香港回广东也可以。而且还说，那边如何生活优渥，美金美女，要啥有啥，还跟着共产党吃啥苦?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风欲静而树不止，这显然是敌人要搞我们的前兆。
保卫科立即把情况报告给政治部，政治部主任张道容同志指示，由保卫科和三大队共同掌握案情的发展。把实际情况搞清楚，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我们内部和外面，有哪些人，参与其中，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仅仅是跑出去吗?那为什么，还要搞枪、搞电台呢?
被我公安部队抓获的反动会道门骨干。
小梁是广州的大学生，地下青年团员出身，当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既有一定的地下斗争经验，又是学校的先进分子，入伍后表现很好。只是内向老实，普通话说得不太好，跟人交流不多，敌人对他的底细，也就不把底了。
来到保卫科，小梁重述了一下情况，不但努力把普通话说好，还时不时写写画画，把他了解的敌人活动情况和架构，向同志们尽量说清楚。可见这位同志，不但革命意志坚定，而且相当有想法。
领导交代他，继续和找他的人接触。队里会安排可靠的同志，扮成“同伙”，配合工作，可以去参加他们的开会活动，将计就计，弄清谁是头目，要干什么，动手时间等情况，随时向组织报告。
慢慢的，小梁经过多次接触这些人，参加他们的活动，得到了这些人的信任，有个“嘴大”的告诉小梁，他们领头指挥的是“李团长”。
云南昭通剿匪部队向俘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李团长叫李焕文，时任弥勒县人民政府工商科长，相当于现在工商局、税务局、商务局的前身和总负责。原是边纵二支队护乡第一团的副团长，旧军人出身，曾在国民党弥勒县政府保安团当过团长，后来起义过来。
此人交际广泛，能力很强，在弥勒很有根基，原来保安团的手下，不少已经打入我们内部，伪装得很好，掌握了权力和武装。一旦动手，除随营学校这一路，东边的阿乌村有人接应，北边六区有武装配合，城内县公安中队长陈祖第负责攻打县委县政府，邮电局副局长余茂林负责各处联络。
小梁参加了几次会议，其他人都见过了，唯独这个李团长很狡猾，从来不出席会议，只让人带话，遥控指挥。此外，情况虽然基本摸清，但敌人的动手时间，尚不知道。
贵州剿匪部队在斗篷冲战斗中，活捉巨匪曹绍华。
我们在弥勒的驻军不多，公安中队和各区武装，被严重渗透，能依靠的仅剩随营学校，以及驻朋普镇的炮兵营。后者距县城56公里，远水解不了近渴。但随营学校，还是努力做好了各种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一、二大队，分发武器弹药，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与此同时，敌人也加紧行动，不断串联。
终于到了8月初，敌人才把行动时间，最终敲定——“火把节”之夜零时!
火把节是当地阿细人民的盛大节日，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摔交跳乐等活动，杀牛羊聚餐，傍晚点燃火把熏照家屋及地里的庄稼，青年则用火把打闹相戏。
云南剿匪部队设立“土匪自新登记处”。
1950年的火把节，为阳历的8月7日。
敌人选这个日子，特别刁钻，火把节活动通宵达旦，街上人来人往，入夜还要打火把，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火，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一旦搞起来，混在群众的人堆里，他们趁乱动手，搞我们很容易，我们想把他们从群众中摘出来，不让群众受损失，可就不容易了!
随营学校负责同志和县委县政府的少数领导(可靠的)，通了气，火把节当天晚上，10点半全城实行戒严。一方面安排通讯连保护好电台，防止敌人劫夺电台，与境外国民党残军联络;另一方面，一大队全副武装上街，对在街上的逗留人员一律集中审查。同时安排人员，在小梁同志的带领下，按照此前掌握的暴乱分子名单，进行抓捕。要求骨干成员，一个不能跑。
缴械投降的土匪。
行动干净利索，群众很配合，抓捕很顺利，除了张祖第翻越城墙跑了，李焕文、余茂林等人，包括阿乌村和六区武装班的暴乱分子，也都被抓了，等于暴乱骨干基本一勺烩，敌人的阴谋彻底破产。
暴乱是被粉碎了，但因缺少中间环节，难以结案。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主犯我们抓了，但是缺少中间证据链和关键证人，难以定案。
这里面的“总指挥”是李焕文，“副总指挥”是六区副区长李绍梅。
剿匪部队深入村寨，向被迫从匪的家属做思想工作。
先说李绍梅，他是当地的大地主，又是副区长，有钱又有势，原先就很“醒目”。区政府的武装班，前身就是他的家族武装，有一挺瑞士启拉利轻机枪，步枪也都是法国货。由于善于伪装，而且在省城里有不少关系，甚至涉及卢汉的周边，所以在区政府里很受倚重，我们开会都不避他，不管是县委，还是驻军，也都对这位李副区长不错。
问题是你以心换心，人家可不拿你当自己人，此前六区就出过怪事。
六区驻在牛背村，距离县城六七里地，随营学校的二大队也在这里。牛背村是弥勒县城的北大门，再北面十二三里外是花口，公路由此贯通，蜿蜒过县城，经朋普南通开远，交通位置重要，又是山区和坝区的结合部，匪情严重，斗争复杂。
举办自新土匪训练班，使之回归正常生活。
几次军地剿匪联席会议，共同研究要抓几个有劣迹的伪保长，但还没等实施，人早已逃之夭夭了。费了很大劲，终于捉住了一个，可是在武装班押解的途中，竟让其跑掉了，很令人不解。
现在想来，开会和押解，能出问题的环节，汇总起来，关键人物就是这里李副区长。
1950年3月，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在昆明成立，这所读大学，相当于今天的党校和社会主义学院，说白了就是培养干部的，这也包括有志于为人民服务的旧公教人员。
正好李副区长作为统战典型代表，被县里送去学习，无形中给平暴工作减少了重要阻力，等于敌人在六区的内应，被“没收”了。
七十岁孤寡老人杨大娘等分到缴费胜利果实，高呼拥护党，感谢人民解放军!
这次弥勒抓了人后，他也没跑了，尽管“打招呼”的不少，但是证据链完整，指认他的人不少，所以李绍梅这里也没费啥劲，除交代自己的问题外，还指认了李焕文是幕后最大的黑手。
问题是李绍梅和李焕文之间的联系人，也是逃走的陈祖第。中间关键链条中断，我们还是动不了李焕文，没有陈祖第，李焕文就不能最终定罪。我们抓不到陈祖第，就只能释放李焕文。
更要命的是自从抓了李焕文，他死不开口，反正你们没有确切的物证人证，他以前的关系，有的是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有的甚至是边纵和地方党的同志，也参与“大合唱”。把雪片般的“状纸”，不断告到云南省军管会，说说我们关了统战对象，不执行政策。
剿匪部队召开座谈会，宣讲政策，搜集情报，听取群众意见。
这还了得，这不是破坏党的统战政策，跟党的方针政策对着干?
没多久，随营学校就收到压力了。副校长赵华清把保卫科长汤新杰叫到办公室，说案子非同小可，省城议论纷纷，组织上要求我们准备好材料，将来上法庭打官司的时候，咱们不至于打无准备之战。很可能，你我都得上法庭!
汤科长当即表示，尽力去抓陈祖第，一定用事实，给关心此事的领导和同志们，以及社会各界，一个圆满的答复。
说到底，关键的关键，就是抓捕陈祖第。
可是陈祖第跑哪去了，怎么才能把他抓捕归案呢?
广东连县群众欢迎剿匪部队，打出条幅：拥护教员，欢迎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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