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 ｜背景：大正日本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潮流——《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危机》第一章

前文链接：《译介|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是什么？<战前日本的马克思主义与发展危机>荐读》

原编(译)者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读者熟悉的命题。在同一时期，同样面临"后发国家如何革命"这一难题的日本，也经历了一场可称为"马克思主义日本化"的思想实验。本章展示的，是这场实验的结构性起点——不是马克思主义有哪些概念被翻译成了日文，而是为什么恰恰在1920年代末的日本，它会从众多竞逐的思想方案中胜出，成为知识界分析社会与政体的主导范式。

答案需从现实与理论两个维度来理解，而现实是先行条件。

1920年代的日本笼罩在"行き詰まり"(僵局)的时代感觉中。一战期间制造业产值增长78%、利润率从40.8%飙升至55.2%的繁荣，战后骤然终止：1917年至1931年间 GNP 年增长率从4.56%跌至2.75%，继之以1920年衰退、1923年关东大地震、1927年银行危机。野吕荣太郎在《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导言中连用三个"危机"——"国家经济危机""国家思想危机""自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并非修辞夸张。统治阶级的答案是"战争和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试图找到另一条路。

危机感的物质基础是日本独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一方面，金融资本高度集中：五大银行在1929年控制了全国银行存款的34.4%，财阀支配着重工业和对外贸易，已是希法亭意义上的"金融资本"形态。另一方面，传统部门原封未动：1930年制造业劳动力中超过一半受雇于五人以下的小企业，51.7%的劳动力仍在农业，佃耕率近50%，地租"吸收了日本农业净收入的三分之二"。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同步共生——国家通过地税改革从农业抽取剩余为工业融资，却在工业高度集中之后，让农村继续承受前现代的生产关系。劳农派看城市的金融资本集中度，论证日本已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强国，可以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讲座派看农村的半封建佃耕制和上层建筑中的天皇制残余，坚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双方各执二元经济的一端，各有经验依据，论争因此持久而激烈。

理论层面同样存在前置条件。首先，传统国体论虽仍强大——天皇同时是立宪君主、军队最高统帅和神权君主，将民族、国家与皇室压缩为一体——却无法解释工业化带来的城市贫困、阶级冲突与农村衰败。其次，西方式自由主义在大正日本无法扎根：1890年仅1.5%的人口有权投票，1925年"普选"后投票人口仍不足总人口四分之一；明治宪法第一条将主权归于天皇，不存在人民主权的概念。加藤周一点破了这一困境："为了做一个前后一致的自由主义者，有必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第三，无政府主义在俄国革命后失去了说服力——幸德秋水1911年被处决后运动陷入"冬之时代"，十月革命展示了一种能在极端压制性国家中取得胜利的模式，山川均从无政府工团主义转向布尔什维主义的"方向转换"标志了共识的形成。

日本知识界对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长期接受。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教条不同，德国学派承认国家在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更接近明治以来日本的实际经验，也更容易与儒家的仁政传统对接。河上肇正是由此走向马克思主义。这意味着日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已经在思想上准备好了——他们接受的学说往往是一种把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统合在一起的理论框架。这或许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政治领域几乎全军覆没(治安维持法、特高警察、城乡二元使工农联盟难以形成、国体论使"废除天皇"等同于"毁灭民族")，却在思想领域产出了"日本第一批真正的社会科学家"的深层原因：被压制出政治领域的理论能量，全部流入了对日本经济史、国史和法学的马克思主义重建之中。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通过革命实践完成了与国情的结合，赢得了政治胜利；在日本，马克思主义没有赢得革命，却赢得了大学——成为战后日本社会科学中"解释现代日本历史的主导范式"。相似的问题结构(后发发展、封建残余、革命阶段论)，不同的起点条件(国体论而非天命论、岛国而非大陆)，以及截然不同的历史走向——观察这一对照组，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何以在中国走出那条独特道路的最有效的他者视角之一。本章没有给出完整答案，但它铺陈了全部必要条件。

*译者按中引用的数据与原句均出自本章正文及注释，不再逐一标注页码。*

"为什么恰恰在1920年代末的日本，马克思主义会从众多竞逐的思想方案中胜出，成为知识界分析社会与政体的主导范式？"

BACKGROUND

背景：大正日本的政治、经济与思想潮流

世界经济危机的发展正在动摇整个资本主义秩序的根基，因而也动摇着日本资本主义体系的根基。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加剧、在此基础上以灾难性方式日益加深的萧条、国际对抗的威胁性紧张态势，以及由此而来的阶级斗争与战争的无可争辩的激化——所有这些已经难以掩盖的局势的骤然恶化……已经使统治阶级及其辩护士们现在开始宣告民族危机的来临。他们高呼："国家经济危机!""国家思想危机!自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国家危机!"

被这种紧迫局势所困扰的帝国主义者们，大概除了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之外想象不出任何出路。然而，经济发展僵局(行き詰まり)的解决、政治统治的不稳定以及社会动荡，都需要变革……；如果不探究必然存在的基本矛盾，恐怕连解决问题的线索都无法把握。因此，考察日本资本主义建立的历史、研究其充满矛盾的特殊发展性质，乃是发现日本资本主义所面临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的钥匙。本讲座旨在提供这把钥匙……我们的愿望不是解释历史，而是改变历史。

——野吕荣太郎，《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导言

当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论争在1920年代末爆发时，它标志着对日本国内外背景下实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有力回应。这场论争并非仅仅是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细节的一场枯燥的思想争论。相反，它构成了日本左翼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们的一次真诚努力——他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寻求一种解决方案，以应对他们正确认识到的一场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这场危机最终以日本在1945年屈辱性的军事失败而告终。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时期，从1927年到1937年，正是"[日本]从'大正民主的条件'转向战争与法西斯主义时代的时期"。1 因此，论争的起源和动力必须结合其背景来理解，即在很大程度上由明治时期(1868-1912)快速工业化所导致的日本经济和政治事务中的紧张局势的背景下。

在大正时代(1912-1926)，即马克思主义论争的前夜，这些困难已经非常明显，迫切需要解决。支配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问题涉及：日本工业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农村地区持续的经济落后和贫困、以及尽管引入了与多党议会民主制相关的西方宪政形式，但表面上过时的政治制度——天皇制、枢密院，以及元老和军阀强大的非正式影响力——依然存在。这些问题构成了共产国际所制定的革命战略与策略问题的重要方面，并从日本共产党1922年成立之初就在党内得到讨论。仅凭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框架内的理论意义，它们就在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占据了合乎逻辑的核心地位。同时，大正时期的实际政治和经济发展也将这些问题推到了前台，尽管由此产生的紧张局势直到论争已经展开的昭和初期(1926年至今)才汇聚为一条"通往法西斯主义之路"。2

当大正时代于1926年结束时，"大正民主"表象之下日益膨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已不容否认。随着农业部门的衰退持续加深，农村的佃农争议和佃农工会迅速涌现，劳动罢工的暂时下降已经急剧逆转，工会在左翼日益增长的影响下大量涌现。在政治领域，大正政党政治的表面在最高层的不稳定使日本在时代的最后五年中经历了七届内阁之后便土崩瓦解。3 在整个大正年代，日本学者和活动家越来越拒绝接受传统的日本方法和古典的西方方法来分析社会与政体，认为它们作为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框架是不充分的或不合适的。取而代之，马克思主义最终崛起为一种有吸引力的思想体系兼政治纲领，为那些试图避免日本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最终陷入的那种诉诸军事扩张主义的绝望出路的人提供了选择。

然而，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日本足智多谋的知识界所产生的唯一替代方案。从左翼到极右翼的各种理论纷纷涌现，日本知识界为日益危急的局势提供了解决方案。例如，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吉野作造在修正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倡导实施民本主义("为民而治"而非"由民而治"的政府)。在更左翼的立场上，大杉荣领导了一场无政府主义运动，直到他于1923年被宪兵杀害。在右翼，北一辉起草了《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9年)，高畠素之设计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学说，赤松克麿则创造了"科学日本主义"。4 激发这些挑衅性方案的大正时代令人不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趋势，值得更仔细地审视，因为它们也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背景。

ECONOMIC CRISIS

经济危机

日本在大正时期经历的许多经济困难直接与其作为后发国家的地位有关。正如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为回应1854年至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所做的那样，以明治天皇名义统治的寡头们在1870年代启动了明治改革，以加强日本的军事力量，使其足以抵抗来自更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外部压力——"攘夷"。5 德川幕府无力抵抗马修·C·佩里准将及其继任者的压力，促使封建大名之间爆发武装叛乱，并导致幕府崩溃。新明治政权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其目标是在短短几十年内赶上英国和法国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

从1868年《五条御誓文》消除德川时期中央集权封建制度所特有的阶级限制开始，明治政权效仿西方政治和经济制度，并废除了所有可被认为与封建"落后性"相关的法律安排。藩被废除，行政县得以建立；一支接受法式训练的单一帝国军队组建完成；征兵令摧毁了武士与平民之间原有的分工。该政权还建立了单一统一货币，农业土地税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帮助为国家工业化努力提供了稳定的财政基础。在以前，税收是按实物缴纳的农业收成的一定百分比，而1873年的一项新法律确定了基于土地价值的货币税，这样国家预算就不会每年大幅波动。新税极为有效，"在此时提供了政府税收的94%，直到接近世纪之交时仍提供超过一半的税收。"6

这种对财政稳定的新支持成为日本工业化的重要因素，因为明治国家与俄国和德国一样，在工业化中扮演了比早期工业化国家(如英国和法国)更大的、更直接的角色。根据经济学家大川一司和亨利·罗索夫斯基的说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止，政府投资通常超过私营部门的投资：1884年占总投资的66%，1901年占54%。"7 因此，国家既通过间接方式鼓励工业化——提供资本主义的基本前提条件：稳定的货币、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高效的交通通信设施、流动的劳动力——也通过直接方式参与经济活动本身。这种国家参与的一个主要后果是创造了一个扩大的国内市场，使日本从188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实现了惊人的增长，而不必过度依赖出口。用威廉·W·洛克伍德的话来说：

1880年之后，市场的增长也受到国家在军备、交通、通信及配套产业方面大量支出的刺激。这些支出之所以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主要是因为它们集中在金属、机械和造船工业，而不是因为其实际规模庞大。它们实质上有助于在这些领域启动新企业，并帮助它们跨越最初的技术障碍。此外，政府的国内支出对国内工业和贸易具有普遍扩张效应，只要这些支出是通过信贷创造或对农业收入的征税来融资的——这些农业收入本来不会在市场中被消费。实际上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份额被用来从国外购买武器和船只。这同样通过鼓励各种商品的出口支付来刺激国内生产。8

在这种发展模式中蕴藏着日本从农业经济向城市工业化资本主义快速转型的关键。从1895年到1930年，日本城市人口比例从12%上升到45%；1897年只有区区40万无产阶级(在拥有五名以上雇员的工厂中的工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已有超过170万这样的工人。9 然而，正是在这种密集工业化的过程中，埋下了日本在1920年代遭受经济和社会失序的许多根源。日本现代化快速性的一个主要效应是"二元经济"的出现，即经济中传统部门的小规模生产与基于金融资本高度集中的大规模资本密集型产业之间的分裂。10 由于国家在日本资本主义早期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资本集中发生得尤其迅速。由于国家在商业和工业中都具有重要意义，出现了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这种融合正是鲁道夫·希法亭在世纪之交的德国所看到的"金融资本"形式。11 与希法亭笔下德国的卡特尔和工业康采恩一样，到大正时期，财阀已成为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主导特征。12 在1920年代，日本银行数量下降了50%，13 到大正时代结束时，"五大银行"(三井、三菱、住友、第一、安田)——其中四家是主要财阀的核心——控制了全国银行资本的25%以上(见表1)。与此同时，从1868年到1920年代，日本在轻工业(纺织)的工业生产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在重工业(化学、机械、金属)方面基于更先进的技术取得的进展甚至更大。14

尽管有这些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化水平很高的指标，日本经济在这些年中发展并不均衡，留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部门原封未动。这一传统部门包括农业、家庭手工业以及雇用不到五名工人的工厂。与其他后发国家的情况不同，日本早期工业化严重依赖传统技术，15 而非从国外全盘引进的先进技术。然而，传统部门与新兴的重工业部门一同繁荣，因为机械化的逐步引入(特别是在纺织业)使得某些环节得以转型进入轻工业生产阶段。食品产量在1894年至1914年间增长了35%至40%，纺织生产即使基于相对初级的技术也在攀升。16 然而，尽管纺织业日益机械化，直到1930年，制造业劳动力总数中仍有超过50%受雇于工人不足五人的企业。17 此外，1920年，超过一半的劳动力(51.7%)仍从事农业生产。18

然而，在传统部门内部，农业的状况较差。尽管农业生产在明治初期有所增长，农村部门却越来越成为人口增长和土地稀缺所造成压力的牺牲品。农业经营的平均规模依然极小，限制了更先进技术的适用性。19 因此，农业生产在明治后期和大正初期表现出温和的增长。20 剧烈的投机推动米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迅速攀升，1918年的米骚动便是对这一状况的戏剧性回应。21 1920年之后，农业经济陷入停滞。明治时期的农业增产基于传统技术的改良(如改良种子和使用肥料)，但到1920年代初，此类改良机会几乎消失。

五大银行银行存款集中情况(单位：百万日元)

农业与非农业部门按市场价格的国内生产净值：不变价格(1934-1936年价格，单位：百万日元)

资料来源：大川一司、亨利·罗索夫斯基，《日本经济增长：二十世纪的趋势加速》(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284页。

在整个1920年代，农业部门远远落后于整体经济的表现(见表2)，在1917年至1931年间年均增长率仅为0.44%，而1897年至1901年间年均增长率为2.38%。22 农业收入在1920年达到峰值后持续下降，受到来自台湾和朝鲜半岛的米进口的影响。此外，在1920年代，农产品价格一直低于总体价格水平。23 因此，在这些年的衰退和银行恐慌中，农民承受了格外巨大的困苦，农村人口越来越愿意接受左翼和右翼提出的激进变革方案。

这种困苦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佃耕的普遍程度。据某些估计，佃耕率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接近50%，地租几乎与德川时代征收的封建地租一样高。24 据洛克伍德的说法，1930年，地租"吸收了日本农业净收入的三分之二。"25 1920年至1924年间，农村发生了7,115起佃农争议(相比之下，1917年不足500起)，开始了这一趋势——此类争议在1925年至1929年间上升到11,136起，在1930年至1934年间达到19,139起。26 佃耕制度的存续和农业生产的整体衰退所造成的影响表明，二元经济本身是这种动荡的主要促成因素。到1920年代，日本的不平衡发展已经产生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城市资本主义部门，这个部门与农村地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将后者视为封建残余。

然而，整体而言，1920年代对整个日本经济来说是一个困难时期，当时的观察者焦虑地将其视为日本发展的"行き詰まり"(僵局/死胡同)。27 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已在海外市场取得重大进展，但日本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并不过度依赖出口。然而，在一战期间，日本利用了协约国忙于军费开支的机会，接管了许多协约国市场。由此产生的战时出口繁荣推动了整个国内经济的战争景气，在1914年至1919年间，制造业总产值增长了78%，利润率从1914年初的40.8%上升到1917-1919年的55.2%。28 随着国外对日本商品需求的飙升，日本经常账户保持持续顺差。战争结束后，英法的复苏使协约国得以恢复其市场，日本的战争繁荣也随之结束。1920年的衰退之后是"调整"，但整个1920年代仍为金融危机所困扰。1923年的东京地震加剧了局势，虽然"灾难之后出现了重建繁荣……但这导致了1927年的银行危机。"29 这些年间所取得的少数经济收益并不均衡，对农业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丝绸工业则在1920年代末的世界性繁荣中蓬勃发展。因此，尽管一战期间私营非农业投资稳步增长，在1915年和1916年达到24%，但1920年至1925年间此类投资出现净下降；只有到1927年才出现轻微复苏，此后日本便随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一起陷入大萧条。30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在1912年至1917年间平均为健康的4.56%，而1917年至1931年间仅为2.75%。31

日本经济表现的这种急剧恶化在城市工业化地区以及农村部门都表现为社会动荡。战后经济衰退紧随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而来，重新振作的左翼运动在产业工人中获得新的成功。日本自1897年以来就发生了罢工。32 然而，根据1900年治安警察法第十七条，工会和罢工受到限制，因此劳工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在1914年至1919年间，工厂工人数量翻了一番，以更大规模工厂为特征的重工业部门扩大了。受雇于该部门的劳动力比例在1919年结束的十年间从13.6%上升到24.2%；在拥有100名以上工人的工厂中工作的劳动者从43.6%增加到55.6%。繁荣的战时经济为劳工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因为工人既承受着通货膨胀和加快生产的压力，又在有利于他们认识到自身共同利益的环境中工作。仍属非法的工会数量几乎增长了七倍，从1911年的40个增加到1920年的273个。33 1921年4月，受到广泛关注的足尾铜矿罢工成为劳工运动的新凝聚点，工人将组织工会和集体谈判的权利列入其要求之中。34 次年日本共产党成立时，大杉荣领导下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裂也开始在劳工领域反映出来。35 分裂主义困扰着全国性劳工组织——日本劳动总同盟和日本劳动组合评议会——贯穿整个1920年代。然而，作为大正经济困境的症状，城市中心的劳工行动和农村的佃农工会在整个十年间继续取得显著进展，同时也加剧了政治领域的不安。

TAISHO DEMOCRACY

"大正民主"与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运动的兴起

大正年代的经济困境伴随着政治发展，这些发展使许多日本人开始质疑"大正民主"的成就。部分反映了这些怀疑，大正时期的政治史一直是激烈争论的主题。虽然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存在某些多样性，有些学者强调大正政治的消极方面，但更为普遍的假设是将大正时期视为"政党政治时代"。36 这种乐观的解释认为，以此时期新活跃起来的政党所代表的民主成就，超过了其失败。这种观点基于一个坚定的信念，即政党通常是"扩大政治参与基础和利益协调范围"的最佳工具。37 这一西方学术流派强调1920年代是战前日本政治最接近英美竞争性民主模式的时代。按这种解释，向议会民主制的稳步前进在昭和时期被政党将主动权丧失给右翼军事领导人和官僚而粗暴地打断了。按这种观点，大正政治与摧毁了大正民主脆弱花朵的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存在一种本质上的不连续性或"断裂"。

有趣的是，这种主导西方大正时期研究的乐观主义，与这一时期日本右翼中弥漫的幻灭感和悲观主义恰相吻合。尽管日本学者，尤其是左翼学者，一直以怀疑态度看待大正时期，坚持认为大正民主不过是一个神话，38 但当时的右翼观察者则越来越感到受到这个时代民主化趋势的威胁。如果说日本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大正自由主义未能给日本政治的运作带来深刻而持久的变化，那么右翼中日益增长的恐惧则是：新形成的具有内聚力和一致性的政党之作用的增强，扭曲和背叛了明治宪法所规定的国体原则。这种幻灭感推动了右翼势力的崛起，并在1930年代年轻军人推动的"昭和维新"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表达。这些大正时期的批评者旨在利用昭和时期来恢复帝国的传统辉煌——这些传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因不加区别地快速西方化而被牺牲了。大规模的工业化摧毁了可敬的日本思想和行为传统，将阶级斗争引入了先前和谐且民族统一的社会。城市中挤满了脱离根基、受西方思想诱惑的工人，使农业乡村成为传统价值的唯一储存库。农本主义——崇尚日本传统价值和风俗——在1920年代的右翼运动中高涨。在1930年代，农村的传统社会结构和世界观被军方利用来推动其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意识形态。39

对大正时代自由主义发展的反弹之强度，体现在1922年以后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组织的激增——这并非巧合，正是日本共产党成立的那一年。正如检察官马场义续所写："所有这些[团体]都活跃于反社会主义运动，其首要目标是阻止思想的传播。"但它们更普遍地倾向于保守主义，而非团结在单一的复古主义或改良主义意识形态之下。事实上，这些团体中有许多有意识地分享资本家及其政党的目标，并以爱国主义的名义代表他们参与针对左翼的暴力活动。40 并非所有此类团体都团结在捍卫纯粹、质朴的日本政治之下，但它们共同希望阻止大正民主在进一步向政治左翼发展中的持续增长。随着国家对日本激进的甚至仅是改良主义的左翼政治主张者进行越来越多的镇压，此类团体获得了合法性——这一切始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灾难后的"白色恐怖"。当1925年的治安维持法将参与任何意图改变国体的组织定为非法时，这一任务得到了便利。值得注意的是，这项立法是在首相加藤高明(宪政会)的领导下提出的，而他的内阁通常被描述为大正历届内阁中最进步和最民主化的一个。

除了右翼的幻灭感，另一种悲观主义——源于对大正民主的怀疑——在日本社会科学中更为普遍。虽然这种负面观点在西方因通常与马克思主义对日本政治的看法相联系而招致批评，但它值得仔细审视，因为它准确反映了大正时期日本政治观察者的忧虑。从这一视角看，大正民主最初具有强烈的希望元素，因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真正的大众政治运动的兴起——这些运动自下而上地迸发出来：米骚动、普选运动、工会和佃农协会的兴起，以及无产阶级政党的运动。然而，这些来自下层的民主冲动与政党的行为是分离的——政党被普遍认为腐败，并与财阀和地方精英的巨大金融利益紧密相连。

因此，这种观点断然拒绝将政党的崛起作为日本政治按西方自由主义模式大规模民主化的证据。用历史学家加藤周一的话说："真正将1920年代的日本社会与西方世界区别开来的，正是这样一个事实：大众对政治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选举中的投票，而这些投票只不过是一种形式。"41 虽然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日本并不比1840年代中期的大不列颠更不民主，但大正政治的当代怀疑者看到：天皇及其正式和非正式顾问的特殊制度地位使存在的民主趋势变得更为脆弱，而日益加剧的镇压并不预示民主化趋势将在未来进一步开花结果。明治时期的寡头政治在表面上确实让位于"政党政治"；42 然而随着政党变得更加活跃，它们日益被整合进政治建制中，其运作手法与曾主导明治政治的元老、军人和官僚的阴谋诡计几乎难以区分。简言之，政党并非大众情感的有效代表——大众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与政治脱节。因此，那些确实寻求自下而上的政治行动的人，最终不得不为大正政治框架提出改良主义乃至革命的替代方案。

促进大正民主神话破灭的许多因素，都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之间关系的分析相吻合。例如，该体系的精英主义性质是通过最初在经济基础上严格限制的选举权来维持的。1890年第一次帝国议会选举时，1890年选举法仅赋予25岁以上的男性(除僧侣、宗教教师、现役军人和精神病人外)投票权，并需缴纳高达15日元的国税(地税或所得税)。该法律仅赋予1.5%的人口选举权，其中三分之一是前武士。43 在自1919年开始的自下而上的普选运动压力下，帝国议会审议了多种扩大选民的措施。在那一年，法律仍要求缴纳10日元税；原敬(政友会)政府的保守提案——降低这一要求——仍只会赋予5.6%的农村人口和3.2%的城市人口选举权——在5600万总人口中将只有不到290万人有权投票。44 但帝国议会选择了解散而非放宽投票要求。当普通选举法最终于1925年通过时，25岁和男性的条件仍然保留，但税款的取消使投票人口从300万增加到接近1400万(总人口5900万)。45 从明治后期到大正后期，选民的扩大未能跟上整体人口增长的步伐，反映了伴随日本快速增长而来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加剧。数量不断增加的城市工人和农民——其收入被高额地租大量吞噬——实际上被排除在大正政治之外，当然，妇女也是如此。

除了这些对选举权的限制之外，政党政治也是精英事务。1919年，98%的人口因包括10日元税款在内的条件被排除在投票之外，即使在1925年普通选举法通过后，候选人仍须缴纳2000日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相当高昂的费用。46 因此，党员群体如同整个选民群体一样，在农村不成比例地占据主导地位，这反映了农村地主缴纳最重的所谓国税(其基础是土地所有权)；缴纳此税使人有资格投票。在城市中，"现代"经济部门中的大企业主是能够在投票站表达自己的人。因此，两大政党——政友会和宪政会——主要对农村的地主利益和城市的财阀利益做出回应。47 在帝国议会中，政党之间互相操纵，与全体人口几乎没有联系。初生的社会主义政党是最接近"大众"的，因为它们控制着若干工会。但工会主义从未涵盖足够大的人口份额，无法为城市工人与政党政治活动之间的紧密联系奠定基础。情况尤其如此，因为工会活动直到大正时代尾声的1925年才被正式允许。48 这些特征赋予大正民主一种层叠效果：在基层，城市工人和农村佃农表达了他们对政治和经济权力分配的不满，方式往往极具戏剧性，如1918年的米骚动。在他们之上，政党之间——缺乏一个更少限制的选举权可能提供的联系——相互纠缠并与官僚机构争斗，以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当然，政党领导人对公众爆发性事件并非无动于衷，较年轻的政党，特别是宪政会和国民党，经常率先提出改良主义立法。但在政党与民众之间，缺乏那种对政党在促进民主政治中正常发挥作用所必需的有机联系。49

在这一根本方面，大正政治与明治政治几乎没有区别。明治宪法规定的制度安排原封未动，严重限制了大正时期民主化的可能性。"统治权"即主权在明治宪法第一条下正式归属于天皇。因此，没有任何人民主权的概念来使政党在决策过程中的至上地位合法化。这种对主权所在位置的解释，反而使那些能够最密切地认同"御意"的人占据优势。处于最佳位置来实现这一点的人不在帝国议会中，而是通过制度结构或习惯与皇位相连：元老、枢密院、宫内省，以及较小程度上的贵族院。代表民众的机构——众议院——几乎没有施压的机会。首相由元老任命，而非由议会多数选举产生。即使在大正年代产生了一系列由政党领袖担任的首相，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也是前官僚，因此他们与官僚机构没有一套截然不同的强大利益。事实上，政党领导层的总体情况反映了前官僚比例的稳步增长。50 丸山真男认为，这种模式对日本政党和民主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前政治家官僚随即变为前官僚政治家，直至最终涌现出大批官僚化的官员，他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家。专制的责任感退却了，而民主的责任感却没有出现来取而代之。"51 政党本身变得日益官僚化，以至于声称大正时期标志着一个由寡头官僚决策的时代被一个"既成政党实现了对内阁的决定性控制"的时代所取代52——实际上并不表示这意味着那种表面上看似如此戏剧性的民主化。

如果说加藤内阁的进步主义到1927年使"许多人""假定政党对内阁的控制已深植于日本议会政治的惯例之中"，53 那么从明治时期延续下来的其他制度安排确实使这一假设成为谬误。即使是男性普选这一自由主义的措施，也未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失去意义，因为它与压制性的治安维持法相耦合——该法支持了"特高警察"在1930年代全过程中的努力。54 因此，当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于1927年爆发时，日本当前的政治状况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任何有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成为争议的中心问题。即使是1927年从日本共产党分裂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异见派别——主张明治维新已经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劳农派，也承认在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仍有重要的"资产阶级民主"任务需要完成。相比之下，仍然忠于日本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的讲座派则认为，明治维新启动但并未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留下了完整的封建关系。劳农派和讲座派都坚持认为，大正民主存在重大缺陷。在劳农派看来，权力主要掌握在"金融资产阶级"手中，55 因此任何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作为少数人民主的普遍批评都可以施用于日本国家。虽然劳农派强调国家与大金融资本之间的融合，56 但讲座派斥责大正国家是一种封建残余——明治维新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未能消除这一残余。这一论点强调地主——其中天皇是最大的地主——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57 这一观点与加藤周一对明治/大正制度框架中地主利益对民主进程的扭曲的描述是一致的。

枢密院和贵族院拥有广泛的宪法权力，使它们能够否决众议院的任何法案——鉴于投票限制，众议院在任何情况下都缺乏广泛的民众基础。内阁以天皇的名义，有权解散议会、干预选举、控制信息、限制言论与集会自由。此外，内阁还可以通过颁布敕令而在众议院之上修改法律。同时，军队——其最高统帅权属于天皇大权之一——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内阁，更不用说独立于众议院了。武装部队的领导人可以直接向天皇上奏，而无须咨询行政部门的其他成员("帷幄上奏")。58

对于那些渴望在某种有意义的代议制政府概念基础上实现政治民主的人来说，来自下层的视野确实令人不安。

最后，对于在国际关系和国内事务中倡导西方式自由主义的拥护者来说，大正年代的外交政策发展同样令人不安。日本帝国建立在明治时期战胜中国和俄国的胜利之上，而大正时期则出现了进一步的扩张主义努力。除了重申日本在满洲和朝鲜的特殊权利外，1917年与美国的《兰辛-石井协定》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利益和特权。两年前，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其意图显然是利用中国削弱的国内与国际地位，使中国实际上成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些要求包括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地位，以及在中国蒙古和满洲的经济让与权。这些要求最终通过1920年代日本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和军事活动得以实现，并得到了凡尔赛和约对日本在山东地位的批准的助长。中国强烈抵制日本坚持在中国本土享有特殊权利以及在中国政府内设置日本顾问的要求。然而，日本通过向中国政府提供贷款以及迅速增长的对华贸易，继续在中国拥有实质性影响力。这些利益在1928年推动了军方试图干预北伐(被政府挫败)，并促成了暗杀军阀张作霖以使满洲脱离国民党轨道的行动。此外，日本参与1918年协约国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干涉特别积极。军队享有一定的自主权，派遣部队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协约国都长，直到1922年才撤离。

虽然很明显，在此类事件中存在政府与政党为一方、军方为另一方之间的某些内部冲突，但必须强调的是，超越这两个群体的，是一个关于期望获取和维持日本在亚洲大陆的专属军事和经济势力范围的默示共识。59 政党及其首相无法逃避对国外帝国主义扩张和国内镇压的责任。例如，加藤——此期间与自由主义改革联系最密切的首相——在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时是一位活跃而投入的外相。在整个大正年代，这一基本外交政策共识反映在军事预算持续消耗国家预算至少30%的事实上，并在1921年西伯利亚出兵高峰时达到49%。虽然加藤在1925年将军费份额减少到了29%值得肯定，60 但这是为应对日益严重的金融危机所做整体财政紧缩努力的一部分。加藤似乎发现，安抚政党成员对削减地方项目经费的反对，比与军方达成可接受的协议更为困难。虽然陆军被削减了四个师团，但由此节省下来的费用却被用于引进更现代化的武器；海军的费用则通过淘汰过时舰艇来削减。61 这些安排丝毫没有挑战军方支配日本政治生活的能力，正如1930年代将要证明的那样。

鉴于大正时代政治的特点，一个由不满的工人、农民和政治活动家组成的大众运动自下而上地兴起并不令人惊讶。1922年日本共产党的成立得到了来自苏联的关键性外部支持；但大正民主的缺陷培育了这个党，并从内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的传播。值得注意的是，该党1922年的纲领草案呼吁实现许多在"大正民主"名义下本应已经实现的目标：废除天皇和枢密院等主要障碍；所有年满十八岁男女的普选权；劳工组织、集会和示威的自由；罢工权；以及废除宪兵和秘密警察(同时还有更激进的废除常备军和建立人民民兵的要求)。在尽管存在代议制政府的宪政结构、基本民主权利却持续被剥夺的情况下，这些无疑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口号。62 简言之，在神话般的大正民主的真实条件下，左翼激进运动的成长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用加藤周一的话说："大正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悖论是，自由主义者是在如此压迫性的条件下运作的，以至于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甚至不能公开提出，更不用说制定为可行的纲领了。为了做一个前后一致的自由主义者，有必要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63

RISE OF MARXISM

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运动的兴起

正如这些观察所表明的，大正民主的失败直接促成了右翼大众运动和日本马克思主义在1920年代作为一场连贯政治运动的兴起。当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成立时，大正时代已经过去十年，普选民众运动已经经历了至少三次立法失败。年轻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在其领导人——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于1911年以"大逆罪"被定罪并处决时受到严重打击。这一事件开启了左翼运动的所谓"冬の時代"(冬天时期)。幸德被处决后，国家镇压有效地威慑了社会主义者的政治活动，该运动在余下的十年间几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社会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模式下的复兴及其在一战后以日本共产党形式的结晶，得到了苏联的实质性道义和财政支持。然而，它主要是对"大正民主"内部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回应。一战期间劳工争议的激增以及紧随其后的米骚动向日本社会主义者表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已在日本社会中引入了严重的新紧张关系，产生了一个可以支持他们所倡导的全面社会变革的大规模不满的温床。战时增长中社会主义经济前提条件的成熟，加上自下而上争取经济和社会正义的运动的兴起，鼓舞了左翼人士的希望——这些愿望被大正民主的现实无情地打破了。普选运动的反复失败、大正民主表象下实质性寡头政治的持续存在，以及无法通过劳工组织或议会途径合法寻求经济不满的救济——所有这些都证实了社会主义者的信念，即在日本国家的现存结构内，改良主义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简言之，日本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场积极的革命政治运动的成长，是在大正民主的子宫中孕育的。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日本社会主义的复苏首次在运动史上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潮流——无政府工团主义、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基督教社会主义——区分开来。该运动的最早期阶段以各种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的混合为特征。1898年，由安部矶雄、片山潜、幸德秋水和河上清领导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东京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以"研究社会主义的原理以及它们是否适用于日本"。64 两年间，该团体研究了克洛德·亨利·圣西门、夏尔·傅立叶和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以及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当幸德的经典著作《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出版时，它将马克思称为"现代社会主义之父"，但广泛借鉴了这些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1902年，幸德确实区分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社会主义类别："无限扩大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如国家社会主义)和意味着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如无政府主义)。然而，这种区分导致幸德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与无政府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后国家的消亡。65 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等同的观点，直到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新苏维埃国家的诞生才受到挑战。

早期日本激进分子在这些相互冲突的西方社会主义流派中寻求的是对自从明治维新以来工业资本主义大规模增长给其社会带来的弊病的解决方案。随着城市因来自农村的贫困新工厂工人的涌入而变得拥挤不堪，明治维新所启动的经济力量产生了日本此前未曾经历过的"社会问题"。许多人感到，这些经济弊病是一种更深刻疾病的症状。强调个人间激烈竞争的新价值观对传统日本社会的结构构成了更根本的危险。例如，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单位受到了一种技术的威胁——这种技术将成千上万的年轻妇女和女孩从其家中分离出来，到城市的纺织厂工作。66 传统的精神关切正在被新兴产业所要满足的物质欲望所取代。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是传统儒家和日本志士价值观的信奉者——这些价值观强调社会和谐与个人为整体福祉献身；他们对破坏这些价值观的明治改革的后果感到不安。明治社会主义者共同拥有对这种价值侵蚀所引发的道德问题的强烈关切。盖尔·伯恩斯坦描述了马克思主义先驱河上肇在世纪之交时的这种道德主义倾向："在作为独立国家的生存威胁被克服之后，日本现在正从内部被吞噬：不道德——自私自利——正在泛滥。治病的药方证明与疾病本身一样糟糕。如果说技术是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应对日本物质落后的答案，那么在河上的时代，精神改革则成为必要，以缓和新明治经济改革的负面效应。"67

这种道德问题的力量是将日本社会主义者与那些后来被称为"唯物主义"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共享"普遍主义的人道主义关切"——联系在一起的关键纽带。68 所有人都拥护"社会主义"，将其视为一种反对"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破产的根源。69 明治社会主义者一致拒绝已主导思想话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英国经济学派"的"自由竞争"原则推崇"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些价值观对于日本传统社会秩序是陌生的——这种秩序基于通过儒家的和谐与仁(作为人际关系指导原则的慈爱)来追求集体利益。例如，在片山看来，"当被视为等同于'生存斗争'时……，'自由竞争'[即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被认为'与道德和宗教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它是]动物主义。'"70

通过社会主义来拯救日本社会的具体方案，由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产生亲近感的人以各种方式提供。只要具体细节不被推到前台，这种折中主义在一段时间内是可行的。在国际关系中的和平主义和对国内社会正义的追求，是统一明治社会主义者的关切，直到日本为对俄战争而动员。国际冲突的现实引入了分裂，削弱了一个在强大明治国家阴影下本已脆弱的运动的行动主义努力。1904年和1905年的对俄战争标志着社会主义鼓动的一个高潮，当时幸德和堺利彦创立了平民社并出版报纸，宣扬反战和社会主义。71 在此之前，折中主义体现在组织社会主义政党的几次不幸努力中。1900年，社会主义研究会的一个团体成立了更积极行动主义的社会主义协会。其六位领导人中有五位是基督徒：安部矶雄、片山、河上清、木下尚江和西川光二郎(幸德是例外)。在该团体被内务省解散一年后，片山、幸德和安部于1901年5月尝试创立了同样短命的社会民主党。72 当对俄战争提出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该运动迄今最统一、最成功的化身中引发了深刻分裂时，产生了四个群体：围绕木下、安部和石川三四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群体——他们随后创办了杂志《新纪元》；围绕幸德的反议会工团主义者；围绕片山和田添铁二的议会主义派别；以及由堺领导的妥协派。73

从此时直到冬天时期的黎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始终被围绕政治策略的紧张冲突所席卷。幸德于1906年转向无政府工团主义，深受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和美国工团主义运动的影响，倡导"直接行动论"——如罢工和恐怖活动——反对企业和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压迫，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最短路径。74 堺自称遵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考茨基和奥古斯特·倍倍尔的第二国际"正统"，试图在幸德的反国家极端主义和片山、田添所倡导的议会式社会主义道路之间提供一条中间路线。由于明治国家将工会和非政府组织性的政治活动都定为非法，堺的立场只是一种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区别的理论立场。然而，在1907年日本社会党第二次大会上，这一妥协立场在"直接行动"与"议会主义"的冲突中勉强获胜。鉴于国家施加的限制，堺观点的胜利实际上使两种策略都归于无效，75 而两条路线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在该党同年崩溃之后仍然持续发酵，一直贯穿到十五年后日本共产党的建立。

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如田添所倡导的，在日本社会党大会上仅获得两票，而幸德获得二十二票、堺获得二十八票)与直接行动策略之间的冲突，与俄国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经济主义"和列宁强调政治行动之间的冲突，形成了有趣的对照。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是"经济主义者"，因为他们拒绝在宪法提供的框架内进行政治行动，"因为这样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接受国家原则"，而他们明确否认这个原则。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他们应该在大众中鼓动，回应他们对其经济权利的经济需求。相比之下，列宁将所有这种对经济要求的强调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一同归为"修正主义"。他主张，经济主义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大众的真正长远利益——不管工作条件如何微小改善，大众仍将继续遭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中固有的剥削。列宁主张粉碎旧的沙皇国家，但他也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规定的临时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76

无论幸德诉诸"直接行动"所提供的选择，还是片山强调利用帝国议会通过渐进改革实现社会主义，都没有超越列宁在俄国那么激烈地谴责的"经济主义"的概念框架——尽管日本社会主义者面临的政治条件几乎与俄国沙皇统治下盛行的一样具有压迫性。幸德拒绝国家，但直接行动并没有动员反对国家的政治行动。相反，受到1907年1月足尾铜矿暴力罢工的启发，幸德梦想劳动者团结起来举行一次针对其资本主义雇主的全面罢工。幸德正确地诊断了议会主义的弱点——它使感官对制度中固有的残酷现实变得迟钝——但他自己的策略只是回避了政治权力问题，仿佛它对他所倡导的经济革命的结果无关紧要。因此，幸德在1907年写道：

工人所希望的，不是政治权力的征服，而是"面包的征服"，不是法律，而是衣食……我，至少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作为社会党的一员，相信就实现我们的目标——经济秩序的根本革命和工资制度的废除——而言，唤醒十名工人的自觉，远比收集一千个普选请愿签名重要得多。花十日元组织工人，远胜于花一千日元进行选举运动。我确信，一次与工人的简单谈话，比议会中十次崇高演讲更有价值。77

幸德几乎同时击败了堺和片山的观点，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无政府主义和工团主义的力量是巨大的，在明治后期的运动中有压倒性的影响。"这一趋势的效果，特别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之后，是"将年轻参与者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中吸引走。"78 结果，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成为像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这样的学者的关注领域——他在此时仍在社会主义运动之外。

在幸德受审和被处决后的冬天时期，无政府主义继续主导着虚弱而驯顺的社会主义运动，直到一战、十月革命以及1918年空前规模的米骚动才结束了这一时期。这一连串事件激发了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努力。对最终粉碎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马克思主义形式的兴趣日益增长，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创立自己政党做好了准备。

然而，俄国革命的意义对日本社会主义者来说并非立即清楚。大多数日本人认为俄国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极其落后，日本社会主义界最初对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反应是震惊的。正如无政府主义者荒畑寒村后来回忆的那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绝对专制君主制会在欧洲反动势力的'总部'俄国崩溃。"为回应二月革命，堺秘密起草了一封日本社会主义者致俄国新临时政府的贺信，表达了他们看到欧洲"帝国主义"战争迅速结束的希望。这封信通过外国社会主义政党的机关渠道发送，并由片山用英文发表在美国的《平民》报上，发表在IWW的《国际社会主义评论》、《新国际》以及俄国的报纸上。79

日本社会主义者随后对俄国革命性质的困惑，因对其大多数领导人物不熟悉而加深。在十月革命之前，某些俄国革命领袖——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维拉·查苏利奇、列夫·多伊奇——在日本已是知名人物，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则不为人知。正如荒畑于1917年2月写道："我们知道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区别，但大概任何人都是第一次听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些术语。几乎没有人知道克伦斯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名字。"80 就在十月革命之前，堺将列宁描述为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直到1920年4月，他仍坚持"布尔什维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工团主义。"81 不久后将因其国家主义方面而否定布尔什维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于1918年宣称"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就是无政府主义的策略。"82

日本社会主义者对于俄国革命的解释倾向于反映预先存在的意识形态倾向。堺按照他认为俄国比日本更落后的观点，承认这是一场马克思主义革命，但强调俄国的政治发展滞后。劳工领导人将革命视为俄国工人的胜利。83 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温和社会主义者一样，都欢呼革命为积极的世界历史发展，但当革命的结果变得更加明确时，"无政府-布尔什维克"(アナ·ボル)的分裂便在运动内部被引发了。具体而言，十月之后一个强大的苏维埃国家的出现，使占主导地位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面临动摇其社会主义革命先入之见的现实。马克思主义者高畠素之在其《新社会》专栏中大胆揭露了这些现实，到1919年引发了一场与山川均的论争——这场论争预示了1922年和1923年永久的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决裂。

高畠欣慰地看到俄国事件挑战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无视一切权威"的观点；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共同观念，他们视"国家、权威，以及更一般的政府……为资产阶级道德或伦理问题。"84 早在1917年8月，高畠就已指出列宁不是无政府主义者，而是社会民主党的左翼成员。他注意到克伦斯基政权对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众结束战争的愿望漠不关心，预测临时政府将很快崩溃，而列宁的派系将获得更大权力。85 当布尔什维克于十月获得权力时，高畠从俄国经验中汲取教训以应用于日本。在这一点上，他展现了对国家作为社会主义成熟必要制度的承诺——这一承诺将为他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提供基础，并将引发他于1919年与社会主义运动其余部分的决裂。无政府主义者大杉和国家主义者高畠都同意，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表明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是国家主义的。这种观点使高畠能够继续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迫使大杉拒绝它并重申他早先对幸德直接行动学说的忠诚。高畠从俄国革命中推导出的教训使他得以超越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旧的"直接行动对议会主义"争议。在此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与无政府主义者山川均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这场争议逐渐转变了山川的立场。86 山川的新视角反过来最终产生了他"方向转换论"，新日本共产党即建立于此基础之上。87

争议的焦点在于高畠宣称的意图——摧毁盛行的"政治运动-议会主义"与"经济运动-直接行动"之间的二分法。鉴于俄国的二月革命，高畠曾支持堺在1917年第十三次大选中的不成功竞选，因为他相信实际的政治活动现在是可能的，并已使自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一直主导运动的抽象二分法过时。他论证说，布尔什维克正是通过超越这场论争才成为一个成功的革命政党。因此，1918年2月在《新社会》中撰文时，高畠断言，议会主义和工团主义都不能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全部。山川回应说，高畠设置了一个"稻草人"："议会政治-政治运动"的口号实际上从未暗示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是相互孤立进行的；相反，两者总是结合在一起的。高畠反过来论证说，当这场理论冲突困扰着日本社会主义运动时，列宁、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既不反对议会主义也不反对工会主义，而是依赖二者。88 但高畠未能在这一问题以及国家社会主义问题上说服他的同志们，并随即从他们的白马社出版社圈子中退出。他对堺——无法感知冬天时期的结束并在米骚动爆发时抓住主动权——感到不耐烦，也憎恶大杉及其无政府主义追随者的个体主义的反社会和反国家态度。

然而，山川开始改变他的立场。看到原敬内阁作为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的代表，他呼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89 在他和荒畑于1918年组织了一个旨在"批判马克思主义"并通过其机关刊物《青服》传播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研究小组之后，山川逐渐使自己适应了布尔什维主义的国家主义元素。1919年12月，他为苏维埃国家辩护，反驳其不民主和不忠于马克思主义的指控。他引用马克思和列宁，重申了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的批判，并论证说，一个强大的国家是为捍卫这个相对落后的单一社会主义国家抵御经济上更先进的反对势力所必需的。90 然而，直到1922年，山川才决定性地抛弃了无政府工团主义，在杂志《前卫》的"方向转换"一文中采纳了许多高畠自己的论点。91

随着大杉仍然坚持已故幸德的直接行动纲领，而大多数其他社会主义者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并在山川之后保持一致，"无政府-布尔什维克"争议在1922年和1923年达到顶峰。在山川-高畠论争和日本共产党成立之间，随着俄国革命的结果在西伯利亚出兵中等待最终解决，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合作。例如，堺于1920年12月创立的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不仅包括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还包括国家社会主义者(高畠除外)。堺和山川加入了仍不积极行动的河上肇，共同编辑《新社会》(在高畠离开白马社后重组，后改名为《新社会评论》)、《社会主义研究》和《社会问题研究》；所有这些都成为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日本的重要工具。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开始对作为亚洲唯一帝国主义强国的日本表现出兴趣，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也以发表关于共产国际的文章作为回报。92 在这些年间，整个日本运动获得了更加明确的马克思主义色彩，与其早期折中主义形成对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共产国际建立第一次日本联系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大杉。在1920年10月于上海举行的远东社会主义者会议上，当格里戈里·维经斯基提供10000日元时，大杉在堺和山川(两人后来都是劳农派领导人)对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犹豫不决的时候接受了这笔资金。93

然而，现在准备服从共产国际权威的布尔什维克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最终分裂并未为时过远。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于1922年被正式禁止，但在此之前两个群体之间的内部紧张关系已经从内部削弱了该组织。94 潜在的意识形态对立在1921年5月同盟第二次大会上浮现出来，并加剧了这场争端，直到1922年9月劳动组合总联合成立为止。95 随着山川的《前卫》(1922年1月创刊)对大杉的无政府主义机关刊物《劳动运动》发动意识形态战争，日本社会主义同盟的成员与这一派或那一派结盟。像德田球一和高濑清这样的列宁主义者围绕山川形成了水曜会等分裂团体，而荒畑在受到意大利运动事件的影响后，从无政府主义转向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在一种强调组织的革命哲学的帮助下，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动力。1922年4月，市川正一创办了《无产阶级》杂志，一年后与堺和山川的《社会主义研究》(或《前卫》)合并。那一年，在五一劳动节的第三个年度纪念日上，口号要求"承认工人和农民的俄国!"当日本共产党于1922年由日本的布尔什维克和以片山潜为首的海外日本社会主义者成立时，日本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对无政府主义的决定性胜利。96 虽然仅仅五年，像荒畑和山川这样的前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柔化了他们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本能中抵制共产国际权威的倾向，在日本政府强力镇压之下领导了这个新的共产党。

在战前时期的剩余时间里，日本共产党努力实施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纲领中所规定的革命策略。然而，在该党成立后一年内，国家就发动了一系列对共产党员和疑似同路人的大规模"搜捕"。当该党努力维持其在大正日本中日益岌岌可危的存在时，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有效地按照俄国模式动员大量城市工人的行动主义运动，其影响力较弱，而在关键的大正和昭和年代，作为一场思想潮流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意义。

INTELLECTUAL TRENDS

思想潮流：传统的日本和输入的社会与政体理论

到1927年底日本资本主义论争开始时，重大变化已经改变了大正日本的思想环境。到明治时代末期，马克思主义开始与古典西方——主要是英国——经济学学派在日本顶尖的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日本官僚和非政府政治领导人的培养基地)的影响力相匹敌。到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与日本精英大学的经济学和国史系以及法学院的学术正统展开了角逐。然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变革方法绝不是其批评者所产生的大正民主的唯一替代方案。恢复明治时期辉煌的传统主义方案、各种国家社会主义变体以及西方式自由主义，共同丰富了日本资本主义论争所处的思想背景。这些构成了劳农派和讲座派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导的政治纲领及其对日本社会与政体的创新性解释的衬托。

作为明治寡头集团有目的努力的一种结果——阐明一种官方国家意识形态并通过普及教育体系传播它，97 一组相当连贯的"传统"日本政治思想在明治时期支配着日本知识界，并在大正时期继续发挥强大影响。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塑造了大正政治领导人对日本政体性质的共识；而且由于该意识形态渗透到教育体系直至大学水平，98 它也影响了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先入之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在精选教育体系的最高层次上接受教育的。因此，这一传统思想不仅作为主导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对手具有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信念体系——可以预期它会影响将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西方思想适应于日本的模式。

大正天皇

天皇(tennō 或 mikado)在官方明治政治思想中占据中心地位。它将民族和国家两个概念压缩为一体，并证明了在日本的固有思想中，传统上国家——政治组织——吸收了民族——政治共同体或一般社会。天皇处于两者的顶点，作为独特的日本国体(只能不充分地翻译为"national polity"或"national body")的家长制首脑——将种族、民族性、血统和精神性纳入一个单一概念；同时作为一个立宪君主制政体的政治统治者。在明治维新本身就是对其回应的军国主义国际体系的背景下，天皇同时是"(1) 立宪君主，即明治宪法所建立的——由天皇所赐予而非民众所要求——的权威主义国家的君主；(2) 大元帅，即作为对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权威顶点的君主，独立于内阁的控制；以及(3) 神权君主，即代表宗教或精神权威以取代西方基督教的君主。"99

这一天皇制概念代表了宗教元素(取自日本传统神道思想)、道德元素(取自德川儒学)以及德国国家主权理论(通过像鲁道夫·冯·格奈斯特、洛伦茨·冯·施泰因、赫尔曼·罗斯勒、格奥尔格·耶里内克和约翰·卡斯帕·布伦奇利这样的德国宪法学者的影响而输入)的融合。100 在德川时期，实际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将军即军事统治者手中，而非天皇手中。然而，天皇始终是一个象征性人物，其权威通过神道关于其神圣起源以及其作为日本扩大民族(家族)之首脑的地位的神话来维持。101 明治宪法的制定者援引德国政治思想，以调和这一传统观念与当代立宪君主制形式。罗斯勒在做出这一表述中最具影响力。罗斯勒设想了天皇扮演一种超政治角色的观念，这将允许他超越政党政治的分歧和琐碎内斗。因此，即使罗斯勒本人不接受关于天皇的传统神话，他将主权在明治宪法第一条中归属于天皇，也因关于天皇的日本传统信仰结构而得到加强。102

将传统元素与输入元素相结合的效果，是赋予明治政体及其意识形态一种鲜明的反自由主义色彩，并创造了一个抗拒自由主义者对民权和主权的诉求的政治体系。这一效果即使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民权运动中也显而易见。像植木枝盛(1857-1892)这样的左翼民权理论家，抗议君主制度的"非理性"，并拒绝皇室制度，直到大约1880年。然而，1882年之后，随着新意识形态变得更加系统化，即使这些理论家也逐渐放弃了此类论点，天皇的合法存在成为他们倡导"立宪民主"的前提。103

然而，帝国主权的观念允许了一定的灵活性。到明治时代末期，从这套关于国体和明治宪法的基本假设中演化出了两个思想流派。由法学者穗积八束和上杉慎吉系统化的"绝对主义"解释，强调日本天皇的独特神圣性质。相比之下，美浓部达吉借鉴布伦奇利及其后继者的有机体国家理论，提出了"天皇机关说"，主张日本天皇应与所有国家的君主在同一基础上对待。根据美浓部的观点，国家是一个主权有机体，天皇作为一个法律人格而非神格人格，只是其诸多机关中最高级的。因此，帝国议会与天皇共享统治权力。104 与美浓部观念所隐含的冒渎君主之罪相对立，上杉发展了一种更为民族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家产制国家理论，反驳说主权——大权——不在于国家，而在于天皇本人。105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争议仅仅作为一场关于明治宪法第一条解释的纯粹的法律或宪法辩论而展开。政治理论本身并未成为辩论的主题，特别是在涉及天皇的方面——在此明治寡头集团国家建设和民族建设努力的巩固时期。106 事实上，两个主要学派之间的基本相似性表明了对天皇性质的潜在共识。美浓部和上杉都受到德国国家理论的影响，两人都没有质疑天皇制的起源。他们也不像经典政治理论家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和让-雅克·卢梭那样，为论证政府本身的起源合法性而考察国家的基础。美浓部与上杉一样接受天皇制本身的正当性；但在上杉看来，天皇的绝对权威本身就是自然的和积极的。107 从大约1903年到大正时期的一段时间内，美浓部的解释在学术界获得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其合法性也得到了政府的非正式承认。108 然而，支持权威主义解释的基本假设格局依然完好无损，在1930年代，政府为促进战争努力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明确支持它。天皇机关说和美浓部本人都于1935年被帝国议会正式裁定有罪这一事实，109 证明了家族国家国体观念在日本政治思想中贯穿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持续生命力。110 事实上，正如教育教科书所表明的，到1910年，针对西方式观念的法律民族国家的某种反动已经发生。1903年的教科书强调"忠君爱国"主题，到1910年这一主题被日本对天皇情感中孝的统一的主题所取代。111 显然，这种家族式国家概念(家族国家)的持续主导地位有效地界定了政治生活——即使在大正民主概念的框架内——的发展范围。因此，即使是日本最西方自由主义政体概念代言人吉野作造的自由主义，也远远未达到主张人民主权。他对"民本主义"——即"为民而治的政府"——的倡导，与一组将宪政主义和民权归于天皇的恩赐而非自然的"权利"的政治观念相一致。112

因此，国体——以其儒家和日本特有元素的混合——是关于日本政体的主流传统观点，是西方思想被引入日本时所面对的背景。这种家族式国家概念是一种有机体理论，在其中日本民族被设想为家族的天然延伸。在一个恰当的儒家家庭中存在的那种儒家忠诚与孝顺的纽带，也应成为政体的特征。113 虽然这一概念中的共同体方面似乎会使明治和大正日本的知识分子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但事实上，其特殊主义114 和宗教潜台词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当社会主义最初被引入日本时，东京帝国大学哲学教授井上哲次郎"和其他'国民道德'发言人"论证说，社会主义的普遍性侵犯了日本的国体。这一异议此后困扰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相当一段时间。115 此外，国体观念的发言人——如官方教科书《国体之本义》(1937年)的作者们——明确强调了这种固有思维模式与基于利己个人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

人的个体性方面只抽象出个体性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民族的和历史的特质。因而，它无视人的总体性和具体性，偏离了人类存在的现实，理论脱离实际并走向诸多错误的道路。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及其发展的各种概念的基本错误即在于此。西方国家现在已醒悟到这些错误，各种意识形态和运动已经兴起以克服它们。然而，这些意识形态和运动最终将把人类集合视为群体或阶级，或至多设想出一个概念上的国家；因此，这样的事物将不过是以错误观念取代现有错误观念，而不会提供任何真正的出路或解答。116

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和概念上的国家——显然是这样一种对西方式个人主义的回应。在一个没有本土的猖獗个人主义来产生它在西方造成的可怕后果的地方，这种"解答"是必要的吗？

一方面是传统国体观念，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和后自由主义西方政治思想，两者之间的根本冲突，对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运用造成了可预见的重大困难。转向者——在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的关键昭和年代放弃共产主义的人——常常回归到国体观念；117 有些人，包括佐野学，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形式调和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118 对于接触到日本共产党要求废除天皇制口号的公众，以及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术语分析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国体观念的持续影响都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完全接受及其运用于抽象地分析国家。正如转向者小林杜人所说："尤其是在像日本这样'民族与国家为一'的情况下，"日本共产党及其共产国际启发的口号确实是陌生的。119 "像日本共产党所要求的那样废除天皇，意味着日本民族本身的毁灭，从而使社会主义不可实现。

尽管传统国体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不相容，古典西方经济理论——甚至像马克斯·韦伯那样的社会理论——在寻求理解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努力背后力量的大学学者中受到了热烈欢迎。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没有带来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对明治政权的那些困难。事实上，正如盖尔·伯恩斯坦所指出的，国体思想"肯定资本主义作为日本经济组织的基础。"120 因此，到明治时代末期，英国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迅速成为帝国大学学术工作的主流，在那里日本的知识、政治和商业精英接受培训。然而，鉴于明治国家在促进日本工业化中的作用，自由放任经济学在日本从未被不加限制地接受。因此，对英国经济学的研究与对德国社会政策理论家著作的研读并行不悖。在世纪之交，这两个学派分别由大藏省官员田口卯吉为自由放任派编辑的《东京经济杂志》，以及由东京帝国大学法学教授为社会政策派编辑的《国家学会杂志》所代表。

德国社会政策方法是奥托·冯·俾斯麦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国家中心理论依据；由于这些政策旨在削弱德国社会民主党运动的吸引力，它们对于同情明治国家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模式。此外，像瓦格纳这样的德国社会政策理论家，比古典英国经济学更加符合明治国家的国家主义和民族关切。121 他们对社会关怀的表白与国体观念所描绘的天皇——作为一个对其臣民福利有深厚关切的道德和仁慈统治者——的形象产生了共鸣。作为本世纪头十年京都帝国大学社会政策经济学派的一员，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以一种暗示这种传统日本政治伦理与德国学派之间关系的方式倡导了社会政策。

西方和日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个人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在西方，即使是社会主义最终也是基于个人的。西方社会政策也是如此，它以个人的实现为目标。在我国，可以说社会政策仍然尚未实现。例如，即使我们已经朝着制定工厂法迈进，这些法律的目标也不是对工人人格的尊重或工人阶级阶级利益的增加。我们尽最大可能将[工人]视为国家工业的工具。改进这些工具对于国家工业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122

为回应大正年代日益加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在寻求激进政治和经济变革的日本知识分子所提出的非马克思主义替代方案中，这种对国家观念的强调反复出现。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1918-1919)批评官方国体论观念是对真正国体的神话性歪曲——真正的国体本质上是社会民主主义的。123 但他对日本国家社会主义的设想后来成为1930年代年轻军官中右翼超国家主义运动的旗帜。类似地，第一个完成《资本论》三卷日文全译本的高畠素之，创建了一套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体系。高畠断言"马克思主义原本就是国家主义"，124 他引用托马斯·霍布斯和其他西方国家理论家来支持这样的观念：国家先于阶级社会而存在，并且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也不会消亡。为抵御外部威胁并在国内组织经济活动——例如防范苏维埃俄国可能采取的无产阶级帝国主义——一个社会主义的日本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125 后来，在1924年，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赤松克麿倡导了一种"科学日本主义"学说，随后信奉了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版本，该版本也强调国家在日本经济发展中的作用。126 最后，预示着1930年代的大规模转向，1927年一群由水野成夫领导的被监禁的马克思主义者拒绝了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而赞同一种基于皇室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127

虽然二十世纪日本政治思想中这种模式的动态无疑值得单独研究，但这一简要概述确实表明了日本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者与之相对的整个思想光谱。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向日本的输入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该国顶尖学术机构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大正时期日益加剧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既激发了对经济问题的这种学术关切，也加剧了那些被马克思革命社会主义理想所吸引者的政治行动主义。随着一战后农业和工业中的困境加深，它为右翼影响——支持回归农本主义传统或诉诸军事扩张——提供了肥沃土壤，特别是在农村地区。因此，经济危机削弱了一个本已脆弱的潜在民主宪法，并威胁到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梦想——他们在国家施加的限制下几乎无法行使任何有效权力。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武装了不满的知识分子，让他们拥有对抗大正危机的强大武器。虽然它对资本主义的经济解释及其国家理论帮助日本异议者分析了当前弊病的原因，但其革命理论为解决问题提供了现成的蓝图。在努力定义大正民主危机的解决方案，既不回归传统的国体观念，也不向国家社会主义的沙文主义冲动妥协的过程中，这一新的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学派的拥护者面临着一个至关重要的挑战。1920年代的十年为他们的激情努力奠定了理论和组织基础。

注释

1. 大石嘉一郎，《"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刊行事由》，载《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以下简称《讲座》)，别卷，第10页。

2. 大内力，《法西斯主义之路》(大内力，《ファシズムへの道》)。

3. 今井清一，《大正民主》(今井清一，《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插页。参见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 Whitney Hall)，《日本：从史前到现代》(*Japan: From Prehistory to Modern Times*)，德拉科特世界史系列(纽约：戴尔出版社，1970年)，第17章。信夫清三郎在其两部巨著中提供了该时期的通史性叙述：《大正民主史》(*Taishō demokurashii shi*)，3卷(东京：日本评论社，1954—1959年)；以及《大正政治史》(*Taishō seiji shi*)。

4. 下文将进一步讨论。

5. 关于俄日工业化之比较分析，参见西里尔·E·布莱克(Cyril E. Black)等，《日本与俄国的现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6. 威廉·W·洛克伍德(William W. Lockwood)，《日本的经济发展》(*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第98页。

7. 大川一司(Kazushi Ohkawa)与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日本的经济增长》(*Japanese Economic Growth*)，第16页；参见牛山敬二，《日本资本主义确立期》，第56页。

8. 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发展》，第188页。

9. 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艾伯特·M·克雷格(Albert M. Craig)，《东亚：传统与转型》(*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73年)，第666页。

10. 大川与罗索夫斯基，《日本的经济增长》，第37—38页。另见渡边经彦(Watanabe Tsunehiko)，《工业化、技术进步与双重结构》("Industrializatio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Dual Structure")。

11. 参见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金融资本》(*Finance Capital*，1910年)，以及沃尔夫冈·J·莫姆森(Wolfgang J. Mommsen)在《帝国主义理论》(*Theories of Imperialism*)第36—39页对其著作的讨论。

12. 经济学家林雄一提供了以下关于1920年代卡特尔增长的统计表：

林雄一，《垄断资本主义确立期》，第118页。

13. 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发展》，第60页、第507页。

14. 大川与罗索夫斯基，《日本的经济增长》，第82页。

15. 同上，第17—18页；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发展》，第25页。

16. 大川与罗索夫斯基，《日本的经济增长》，第27—30页。

17. 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发展》，第203页。

18. 加藤周一(Shūichi Kato)，《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前阶段的大正民主》("Taishō Democracy as the Pre-Stage for Japanese Militarism")，第226页。

19. 洛克伍德估计总人口从1880年约3600万增加到1935年的6900万以上。(《日本的经济发展》，第155页。)与此同时，耕地面积从1878年约4,313,000町步扩大到1922年的6,090,000町步，但此后未再增长，1927年仍为6,081,000町步。虽然这一时期城市人口比例有所增加，但农户数量保持相当稳定。因此，在1910年至1925年间，农村人口密度实际上略有上升，从每平方町步8.87人增至9.85人(1町步 = 2.45英亩)。高桥龟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高桥龟吉，《日本資本主義発達史》)，第335页、第399页。

20. 大川与罗索夫斯基，《日本的经济增长》，第282页，表3。

21. 山村耕造(Kōzō Yamamura)，《日本经济》("Japanese Economy")，第309页。

22. 大川与罗索夫斯基，《日本的经济增长》，第98页、第96页。

23. 山村，《日本经济》，第304—305页。

24. 相川春喜，《农村经济与农业恐慌》，第35页；参见霍尔，《日本》，第312页。

25. 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发展》，第56—57页。

26. 小峰和夫，《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期》("Senji kokka dokusen shihon-shugi-ki")，第191页；以及林，《垄断资本主义确立期》，第149页。关于佃农运动的分析，参见安·瓦斯沃(Ann Waswo)，《佃农骚动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enant Unrest")，第374—397页。

27. 这一术语在1920年代被接受，主要基于经济学家高桥龟吉的著作，尤其是其《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高桥龟吉，《日本資本主義経済の研究》)和《日本经济的僵局与无产阶级的对策》(高桥龟吉，《日本経済の行き詰まりと無産階級の対策》)。关于高桥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及其在引发日本资本主义论争中的作用，详见第4章。

28. 加藤，《大正民主》，第218页。

29. 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发展》，第40页。

30. 大川与罗索夫斯基，《日本的经济增长》，第33页，表2.3。

31. 同上，第25页，表2.1。

32. 参见高桥，《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第227页，表2。

33. 乔治·奥克利·托顿三世(George Oakley Totten, III)，《战前日本的社会民主运动》(*The Social Democratic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第31—32页。

34. 同上，第213页。

35. 关于所谓"安那其—布尔什维克论争"(ana-boru debate)的讨论，见杰曼·A·霍斯顿(Germaine A. Hoston)，《中国与日本的国家与革命》("State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and Japan")，第515—518页。

36. 对大正政治持悲观态度的一个最佳例证是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Robert A. Scalapino)的《战前日本的民主与政党运动》(*Democracy and the Party Movement in Prewar Japan*)。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被视为1900年至太平洋战争期间的这段大正时期，在其他西方学者看来代表着一个危机时代，最终促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参见，例如，伯纳德·S·西尔伯曼(Bernard S. Silberman)，《结论》("Conclusion")。关于"政党政治时代"，参见彼得·杜斯(Peter Duus)，《政党政治时代》("The Era of Party Rule")以及《大正日本的政党竞争与政治变迁》(*Party Rivalr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aishō Japan*)。

37. 霍尔，《日本》，第314页。

38. 这种对大正民主的批评性看法很早就出现在马克思主义者对日本资本主义论争的贡献中，尤其是在讲座派内部。参见第7章。对于以下对大正民主的批判，可能会有人反对说，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C·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加埃塔诺·莫斯卡(Gaetano Mosca)等人已经有力论证了类似对西方实际运作中的民主制精英主义的批评。然而，本文认为，大正民主的失败，并不仅仅在于它未能实现某种关于西方民主的虚幻理念；更确切地说，在当时的政治观察者(如吉野作造)看来，它未能兑现自己关于民主可以成为什么的承诺。

39. 参见理查德·J·斯梅瑟斯特(Richard J. Smethurst)，《战前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基础》(*A Social Basis for Prewar Japanese Militarism*)。陆军士官学校(Rikugun Shikan Gakkō)一年级学生中约40%出身农村。(藤原彰，《军事史》(藤原彰，《軍事史》)，第157页。)

40. 据信夫清三郎所述，右翼团体的建立从1923年开始加速：

信夫，《大正政治史》，第752页。马场义继，《关于我国最近的国家主义乃至国家社会主义运动》("Waga kuni ni okeru saikin no kokka-shugi naishi kokka-shakai-shugi undō ni tsuite")，载《司法研究第十九集报告书十》(*Shihō kenkyū dai jūkyū shū hōkokusho jū*)，转引自信夫，《大正政治史》，第752页。

41. 加藤，《大正民主》，第229页。

42. 参见杜斯，《政党政治时代》和《政党竞争与政治变迁》。

43. 斯卡拉皮诺，《民主与政党运动》，第113页。

44. 信夫，《大正政治史》，第858页。

45. 托顿，《社会民主运动》，第56页。人口数据见大川与罗索夫斯基，《日本的经济增长》，第310页。

46. 托顿，《社会民主运动》，第56页。

47. 斯卡拉皮诺，《民主与政党运动》，第256—257页。

48. 加藤，《大正民主》，第229页。

49. 不仅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中的群众参与表明了这是普遍的民众看法，斯卡拉皮诺的观察也指出了一种强烈趋势，即城市选区倾向于向议会输送无党派代表，因为"许多城市选民对两大政党均持反感态度"。(《民主与政党运动》，第256页注。)

50. 党首、干事、秘书、议会干事和议会秘书构成政党领导职位。在1900年至1920年间，政友会党领导人中曾担任中央政府高等官吏(kōtō kanri)的比例增加了五倍，从3%上升到16%；而具有商业背景或商业关系的人员比例增长不那么显著，同期从38%上升到50%。曾有过地方县议会议员经历的领导人所占比例从74%下降到24%。见升味准之辅(Masumi Junnosuke)，《日本政党史中地方政治的诸问题》("Nihon seitō shi ni okeru chihō seiji no sho mondai")，载《国家学会杂志》(东京)，第76号(1963年)，第38页。在1890年至1924年间，议会议员的平均年龄显著上升，从42.3岁提高到51岁，这暗示着政党权力结构的僵化。1890年，40%的议员年龄在31至39岁之间(法律规定最低年龄为31岁)；1924年，仅有10%的议员属于这一年龄段，而当时56%的议员(1890年仅为17%)年龄超过49岁。见志村义一编，《国政大观》(东京：产业经济社，1954年)，第649页，转引自杜斯，《政党竞争与政治变迁》，第15页。

51. 丸山真男，《现代日本政治的思想与行动》(*Thought and Behavior in Modern Japanese Politics*)(伦敦，1963年)，第128页，转引自伯纳德·S·西尔伯曼，《日本官僚的角色》("The Bureaucratic Role in Japan")，第215页。

52. 杜斯，《政党竞争与政治变迁》，第4页。

53. 同上。

54. 参见理查德·H·米切尔(Richard H. Mitchell)，《战前日本的思想控制》(*Thought Control in Prewar Japan*)，尤其第3章。

55. 山川均，《承认新政治》("Shōnin shinsei")和《日本民主的发展与无产阶级的政治运动》("Nihon ni okeru demokurashii no hattatsu to musan-kaikyū no seiji undō")。

56. 当然，劳农派与讲座派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要远为复杂，并将在第7章中详细讨论。此处可举一例：具有讲座派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信夫清三郎，强调天皇作为资本家兼地主的角色。他提供了以下关于1918年前后天皇持股情况的数据：

除总计87,983,583日元的股票外，天皇还持有138,221,513日元的国内债券；26,347,217日元的外国贷款；以及58,546,024日元的公司债。因此，天皇的总资产为311,098,337日元。通过这些持股，天皇与三井财阀联系尤为密切，"并在日本邮船公司及以海外开发为目的的殖民地企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信夫，《大正政治史》，第1343页、第1342页。)

57. 依据政府调查，信夫报告天皇的土地持有包括：

(同上，第1342页。)由于日本国土总面积约为142,811平方英里(37,305,730町步)，天皇的土地持有占日本总面积的相当可观的3.6%，而其中可耕地不足20%。

58. 加藤，《大正民主》，第225页。

59. 即使是自由派思想家吉野作造也肯定了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且未谴责"二十一条"。(同上，第224页注。)

60. 据今中次麿所述，军部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份额如下：

(今中次麿，《日本政治史新稿》，东京，1948年，第2卷，第441页，转引自斯卡拉皮诺，《民主与政党运动》，第229页注。)

61. 杜斯，《政党竞争与政治变迁》，第196页。

62. 《日本共产党纲领草案》("Nihon Kyōsantō kōryō sōan")，载石堂清伦与山边健太郎编，《共产国际关于日本的提纲集》(*Kominterun Nihon ni kansuru tēze shū*)，第7页。

63. 加藤，《大正民主》，第224页。

64. 尾锅辉彦，《二十世纪》(*Nijū seiki*)，第4卷，第464页。

65.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与国家》(1902年)，载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Shakai-shugi shinzui*)，第61—64页。

66. 据高桥龟吉所述，截至1907年，女工和童工占日本工人的60%至70%；其中，纺织工业中高达80%的女工年龄在20岁以下。(《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第230页。)

67. 盖尔·李·伯恩斯坦(Gail Lee Bernstein)，《日本马克思主义者》(*Japanese Marxist*)，第40页。

68. 松泽弘阳，《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松泽弘阳，《日本社会主義の思想》)，第36页。

69. 田中正人指出，这一解释并不必然规定反对传统的国体。事实上，在日俄战争之前，许多明治社会主义者视西方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剥削结构为国体之威胁。因此，他们的目标在于改变经济组织，而不一定是政治组织，社会主义可以轻易地与民族主义调和。参见田中正人，《高畠素之》(田中正人，《高畠素之》)，第3页。

70. 片山潜，《我的社会主义》(片山潜，《我が社会主義》)，(岸本英太郎编，实业之日本社版)，第257页，转引自松泽，《日本社会主义的思想》，第36页及第37—40页。

71. 关于此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记述，参见荒畑寒村，《平民社时代》("Heimin-sha jidai")。

72. 托顿，《社会民主运动》，第25页、第26页。

73. 木田纯一郎，《明治的理想》(木田純一郎，《明治の理想》)，第208—209页。

74. 有关幸德思想之全面论述，参见F·G·诺特赫尔弗(F. G. Notehelfer)，《幸德秋水》(*Kōtoku Shūsui*)，第5章、第6章。

75. 小山弘健，《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小山弘健，《日本マルクス主義史》)，第15—16页；堺利彦，《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话》，载堺利彦，《堺利彦全集》，第6卷，第284页；海曼·库布林(Hyman Kublin)，《亚洲革命者》(*Asian Revolutionary*)，第194—196页；以及诺特赫尔弗，《幸德秋水》，第6章各处。

76. 以上论点见于弗·伊·列宁，《怎么办？》(1902年)和《国家与革命》(1917年)，均收录于罗伯特·C·塔克(Robert C. Tucker)编，《列宁选集》(*The Lenin Anthology*)(纽约：W. W. 诺顿出版社，1978年)。

77. 《日刊平民新闻》，第16号(1907年2月5日)，第1页，载《明治社会主义史料集》，第4卷，第69页，转引自诺特赫尔弗，《幸德秋水》，第142页。

78. 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17页；参见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话》，《堺利彦全集》，第6卷，第285页；以及荒畑寒村，《寒村自传》(荒畑寒村，《寒村自伝》)，第1卷，第132—148页。

79. 荒畑寒村，《俄国革命的时代》("Roshiya kakumei no koro")，第181页；盖尔·李·伯恩斯坦，《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第330—331页；以及荒畑，《寒村自传》，第1卷，第384页。

80. 荒畑，《寒村自传》，第1卷，第384页；荒畑，《俄国革命的时代》，第180页；犬丸义一，《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Nihon Marukusu-shugi no genryū")，第8页；荒畑寒村，《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荒畑寒村，《日本社会主義運動史》)，第113页。另见竹内良知，《日本的马克思主义》("Nihon no Marukusu-shugi")，第17—18页。

81. 风间丈吉(应为风间丈吉)，《与莫斯科相连的日本共产党历史》(风间丈吉，《モスクワとつながる日本共産党の歴史》)，第22页，转引自特拉弗斯·埃德加·德基(Travers Edgar Durkee)，《共产国际与日本》("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Japan")，第12页；以及犬丸，《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第8页。

82. 转引自菊地昌典，《俄国革命与日本人》(菊地昌典，《ロシア革命と日本人》)，第269页；以及近藤宪二，《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回想》(近藤憲二，《一無政府主義者の回想》)，第79页。

83. 伯恩斯坦，《俄国革命》，第333—335页。

84. 高畠素之，《国家社会主义的必然性》("Kokka shakai-shugi no hitsuzen-sei")，第175页，转引自田中正人，《论高畠素之：大正社会主义的分化》，载《史林》53卷2号(1970年3月)，第46页。

85. 田中，《论高畠素之》，第41页。

86. 田中，《高畠素之》，第111—113页。

87. 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话》，第289页。

88. 田中，《论高畠素之》，第38—39页、第44—45页；以及田中，《高畠素之》，第120页。

89. 同上，第142页、第121—123页。

90. 山川均，《俄国的统治阶级》("Roshiya no shihai kaikyū")，第5卷，第249—253页；山川均，《苏维埃政治的特质及其批判》("Sobieto seiji no tokushitsu to sono hihan")，第2卷，第386页、第389—390页、第393—396页；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20页；以及犬丸，《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第11—12页。

91. 田中，《论高畠素之》，第46页；参见荒畑寒村，《论山川均》("Yamakawa Hitoshi ron")。

92. 竹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第18页；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19页；以及犬丸，《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第9—11页。参见，例如，山川均，《第三国际》("Daisan Intanashonaru")，第3卷，第236—239页。

93. 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15—21页；以及守屋典郎，《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守屋典郎，《日本マルクス主義理論の形成と発展》)，第15页。

94. 竹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第18页；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史话》，第288页。

95. 守屋，《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第15页；德基，《共产国际与日本》，第36页；以及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22—23页。

96. 守屋，《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第15—16页；犬丸，《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源流》，第30页；以及小山，《日本马克思主义史》，第23页。

97. 关于国体观念及其对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含义的详细讨论，见霍斯顿，《中国与日本的国家与革命》，第1卷，第218—232页。关于明治官方意识形态的形成，见约瑟夫·皮托(Joseph Pittau)，《明治初期日本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Meiji Japan*)；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石田雄，《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1部；武田清子，《天皇制思想的形成》("Tennō-sei shisō no keisei")，第270页、第297—303页。

98. 参见哈罗德·约瑟夫·雷(Harold Joseph Wray)，《日本国体形象的变迁与连续》("Changes and Continuity in Japanese Images of the Kokutai")。

99. 武田，《天皇制思想的形成》，第269页。

100. 关于神道思想，参见平井厚子(Atsuko Hirai)，《穗积八束国家与宪法理论中的祖先崇拜》，载埃德蒙·斯克日普恰克(Edmund Skrzypczak)编，《日本的现代世纪》(*Japan's Modern Century*)(东京：上智大学与查尔斯·E·塔特尔出版社，1968年)。关于德川儒学的天皇思想，见大卫·马加里·厄尔(David Magarey Earl)，《日本的天皇与国家》(*Emperor and Nation in Japan*)。关于德国的影响，见S. 安(S. An)，《关于明治初期德国国家思想影响之一考察》("Meiji shoki in okeru Doitsu kokka shisō no jūyō ni kansuru ichi kōsatsu")，第121页、第140—142页。

101. 参见罗伯特·康奈尔·阿姆斯特朗(Robert Cornell Armstrong)，《来自东方的光》(*Light from the East*)，第3页。

102. 铃木安藏，《宪法政体与罗斯勒》(铃木安蔵，《憲法政体とロェスレル》)，第142页。

103. 武田，《天皇制思想的形成》，第284页；以及家永三郎，《日本的共和主义传统》("Nihon ni okeru kyōwa-shugi no dentō")。

104. 参见美浓部达吉，《君主在国家法上的地位》("Kunshu no kokuhō-jō no chi'i")；美浓部达吉，《宪法撮要》(美濃部達吉，《憲法撮要》)。参见宫泽俊义，《天皇机关说事件——史料在诉说》(宫沢俊義，《天皇機関説事件—史料は語る》)；中濑寿一，《明治宪法下天皇机关说的形成》("Meiji kenpō-ka ni okeru tennō kikan setsu no keisei")；中濑寿一，《天皇机关说确立过程中美浓部理论的特色》("Tennō kikan setsu kakuritsu katei ni okeru Minobe riron no tokushitsu")；中濑寿一，《天皇机关说的源流》("Tennō kikan setsu no genryū")；以及鹈饲信成，《美浓部博士的思想与学说》("Minobe hakushi no shisō to gakusetsu")。英文论述见弗兰克·O·米勒(Frank O. Miller)，《美浓部达吉》(*Minobe Tatsukichi*)，第65页及各处。

105. 参见上杉慎吉，《宪法述义》(上杉慎吉，《憲法述義》)；上杉慎吉，《国体、宪法及宪政》(上杉慎吉，《国体憲法及憲政》)，第1部；以及上杉慎吉，《关于国体的异说》("Kokutai ni kansuru isetsu")。参见筧克彦，《大日本帝国宪法之根本义》(筧克彦，《大日本帝国憲法の根本義》)，此书继承穗积和上杉之后，持天皇中心的国家理论。该书包含一幅以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家体制彩色图解。

106. 采访鹈饲信成，东京，1979年7月23日。

107. 采访藤田省三，东京，1979年8月3日。参见藤田省三，《天皇制国家的支配原理》(藤田省三，《天皇制国家の支配原理》)，第5—114页。

108. 雷，《日本国体形象的变迁与连续》，第64页；采访藤田省三，东京，1979年8月3日。

109. 参见美浓部亮吉(美浓部之子)的回忆录，《即便如此天皇仍是机关》("Sore de mo tennō wa kikan de aru")；参见宫泽俊义，《机关说事件与美浓部达吉先生》("Kikan setsu jiken to Minobe Tatsukichi sensei")。

110. 理查德·斯托里(Richard Storry)，《双重爱国者：日本民族主义研究》(*The Double Patriots: A Study of Japanese Nationalism*)(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出版社，1957年)，第162页、第66页。

111. 雷，《日本国体形象的变迁与连续》，第103页；石田，《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7—8页；以及石田，《作为意识形态的天皇制》("Ideorogii to shite no tennō-sei")，第39页。

112. 政治学者藤田省三强调，"日本的政治思想家不可能有抽象权利的观念。其后果之一是，在大正时期，[普选运动的日本领导人]将普选理解为'时代的要求'而非'权利'。"当普选权赢得之后，它反而有利于天皇制，因为"我们人民乐于被作为具有人情味的具体人格来对待，而非[以]抽象权利[的方式]"。(藤田省三，《转向的思想史研究》(藤田省三，《転向の思想史的研究》)，第11—12页。)

113. 参见石田，《明治政治思想史研究》，第3—149页各处。

114. 参见罗伯特·N·贝拉(Robert N. Bellah)，《德川宗教：前工业日本的价值》(*Tokugawa Religion: The Values of Pre-Industrial Japan*)(伊利诺伊州格伦科：自由出版社，1957年；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0年)，第13页、第14页。

115. 乔治·M·威尔逊(George M. Wilson)，《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者》(*Radical Nationalist in Japan*)，第22页。

116. 日本文部省，《国体之本义》(*Kokutai no Hongi*)，第176页。

117. 参见杰曼·A·霍斯顿，《转向》("Tenkō")；以及帕特里夏·戈尔登·斯坦霍夫(Patricia Golden Steinhoff)，《转向》("Tenkō")。

118. 参见杰曼·A·霍斯顿，《天皇、国家与战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变》("Emperor, N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m to National Socialism in Prewar Japan")。

119. 小林杜人，《转向者的思想与生活》(小林杜人，《転向者の思想と生活》)，第7—8页。

120. 伯恩斯坦，《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第68页。

121. 同上，第4章；以及住谷悦治，《日本经济学史》(住谷悦治，《日本経済学史》)，第1章各处。

122. [河上肇]，《经济与人生》(1911年)，载《河上肇著作集》，转引自伯恩斯坦，《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第67页。

123. 参见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北一輝，《日本改造法案大綱》)，以及北一辉，《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载《北一辉著作集》。参见乔治·威尔逊的出色研究，《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者》，尤其第2章，以及《北一辉的革命理论》，载《亚洲研究杂志》26卷1号(1966年11月)，第89—99页。

124. 高畠，《国家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第175页，转引自田中，《论高畠素之》，第43页。

125. 参见田中，《论高畠素之》。

126. 参见赤松克麿，《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性与无产阶级政党》("Nihon shihon-shugi hattatsu no tokushusei to musan-kaikyū seitō")；赤松克麿，《走向科学日本主义》("Kagaku-teki Nihon-shugi e")，载《新人》，1924年11月；以及守屋，《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第72页。

127. 参见霍斯顿，《中国与日本的国家与革命》，第4卷，第954—9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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