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 of India)成立于1934年印度独立斗争期间,源于当时奉行斯大林主义和阶级合作政策的印度共产党(CPI)的内部分裂,最初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随后在正式成为政党时更名为印度革命共产党。印度革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是索米恩德拉纳特·泰戈尔(Saumyendranath Tagore),他曾作为印度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世界代表大会,并逐渐对“殖民地论”(Colonial Thesis)[1]、开除托洛茨基的决定、希特勒崛起期间的宗派主义路线以及苏联国内的官僚主义退化提出了质疑。20世纪40年代末,印度革命共产党(内部发生严重分裂,当时泰戈尔反对潘纳拉尔·达斯古普塔(Pannalal Dasgupta)领导的多数派所倡导的武装起义路线——他正确地将该路线视为极左和冒险主义路线。这导致了分裂。苏亭·库马尔(Sudhin Kumar)在带领该派系摆脱达斯古普塔那种不合时宜的、基于地方性的武装斗争政治路线后,成功恢复了组织。此后,各方均经历了衰落,但印度革命共产党作为左翼政党依然存在,并已实现重新统一。
第四国际成立于1938年,是20世纪3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场分裂的产物。这场分裂针对的是以斯大林主义集团为首、几乎波及世界各国的孟什维克、考茨基式阶级合作政策的偏差以及官僚主义的堕落。在印度,印度和锡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后更名为印度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党)的成立,使该党成为了第四国际的印度支部。第四国际印度支部历经多次政治和组织上的挫折,在不同时期曾以不同形式(作为政治团体)存在,如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革命共产主义组织(Inquilabi Communist Sangathan)、激进社会主义社(Radical Socialist)等,但始终保持着一贯的传承体系。激进社会主义社(作为政治团体)曾作为第四国际印度支部开展活动。
无论是印度革命共产党还是第四国际印度支部,其历史中既有光辉的遗产,也存在阴暗的一面。两派在形成期的意识形态上具有重要的共同点,但也存在一些差异;其中部分差异随着苏联阵营的解体和……的变化,已逐渐变得无关紧要。然而,尽管在不同时期曾作出过一些努力,但这两派从未真正实现过共同的奋斗历程。
尽管在初始思想上相近,但过去几十年间,两派在实际行动中仍存在某些差异。然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印度左翼运动面临的危机,印度革命共产党和激进社会主义社认为有必要统一起来,并以各自最初的奠基思想作为统一的核心。统一后的组织既不忽视两个组织(或其前身)过去所犯的错误、阴暗面和偏差,同时也将其视为应予认清的政治教训;在未来的共同征程中,该组织将仅秉承其积极的传统遗产。
这个统一组织是一个承载着印度革命共产党和激进社会主义社革命思想的新身份,因“印度革命共产党”这一名称更具有历史延续性,而第四国际印度支部则不具备这种名称延续性,因此新组织名称确定为印度革命共产党。
印度革命共产党(RCPI)秉持以下原则:
社会主义——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可能实现且值得追求的,但并非必然。它将通过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来建设,并领导所有其他被剥削和受压迫的群体——包括少数民族、受压迫的性别与性取向群体、受压迫种姓群体、阿迪瓦西人(adivasis),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受压迫的宗教少数群体——共同前进,同时不忽视阶级现实。
一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若能成功,必然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由其盟友通过最广泛的民主制度予以支持,同时从一开始就摒弃那些限制民主的官僚主义和威权主义机构。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这不是某个政党及其官僚领导层的统治,甚至不是某位伟大领袖或英雄(Ek Nayak)的统治。
我们既反对“人民阵线主义”(即与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战略合作),也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极左”版本,即鼓吹少数人的英雄主义和武装行动,而反对群众动员和群众斗争。
我们反对阶段革命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不能在尚未从现行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生产资料之前,就停留在某个任意的阶段;它不能停留在所谓的“民族”、“人民”或“新民主主义”阶段。我们承认,由于印度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平衡叠合的性质,至今仍存在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在19世纪本可被称为民主革命的任务。尽管需要特别关注这些任务,但我们反对将此视为革命中一个独立阶段的观点。无论需要解决多少前资本主义残余和资本主义扭曲现象,政治权力——作为革命性推翻的本质——必须置于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对我们而言,共产主义是汲取自近三个世纪以来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成功与失败的革命,源自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以来无产阶级组织的革命实践,源自前三个国际在其鼎盛时期的实践,以及其他进步的社会斗争,还源自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弗拉基米尔·列宁、罗莎·卢森堡、列夫·托洛茨基、索姆延德拉纳特·泰戈尔以及此后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教诲。正因如此,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一种将具体物质现实的教训融入社会变革的方法。基于此,我们要强调,当代革命纲领必须考虑到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发展变化。
我们认为,苏联的解体以及……的转型,意味着当今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和……的复辟。尽管我们仍然将美帝国主义和北约视为主要的帝国主义威胁,但我们反对以反帝国主义为名与俄罗斯、……结盟。金砖国家(BRICS)本身就包含许多帝国主义和次帝国主义国家,因此并非一个反帝国主义集团。
我们都知道全球变暖和其他生态问题。但我们需要将这些问题明确纳入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框架之中。因此,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必须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保持一致。
在当今世界和当今的印度,我们所倡导的是性别正义、少数民族实体的权利、受压迫种姓从婆罗门及上层种姓压迫中获得彻底解放,以及将阿迪瓦西人的权利与生态关切联系起来。我们不支持极端形式的身份政治,但我们承认多重压迫与多重身份的现实。身份是真实存在的,而基于身份的剥削、压迫和异化践踏了所有人权。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可能向社会主义迈进,因为基于身份的分裂和压迫最严重的受害者正是工人阶级本身。我们并不认为要拒绝所有为身份权利而斗争的组织。我们必须与其中的进步力量密切合作。
我们提出一项过渡纲领,旨在将眼前的经济斗争及其他局部斗争与争取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斗争联系起来。将全球视野与当下的地方性诉求相结合至关重要。要使人们脱离资本主义制度,鼓励他们进行抵抗,就需要开展成功的斗争,这些斗争能鼓舞人心,并证明局部胜利是可能的。成功的斗争需要更好的组织。这一原则始终成立,但在当今,当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斗争日渐式微、左翼力量四分五裂之际,以非宗派主义的方式推动务实合作尤为重要,特别是在反资本主义左翼内部,同时也要支持工人的自我组织。
我们需要具体的行动纲领,并正视我们在为妇女和性少数群体服务方面存在的不足——需要参与妇女权利和LGBTQI+斗争,吸纳他们参加党,确保他们在党内会议和领导层中拥有更多空间。同样,我们需要具体的行动纲领,并正视达利特人和阿迪瓦西人所遭受的多重压迫与剥削,吸纳他们加入党,不仅在党员队伍中,更要在党的领导层中为他们创造更多空间。
我们主张建立一个列宁主义政党,这并非组织结构上的规定,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政治支柱,且不带任何斯大林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歪曲。对我们而言,民主集中制的意义在于政治层面,其重要性远高于组织层面,在不断变化或日益激烈的阶级斗争动态中,它并非某种一成不变的模式。党内各支部有权向其他支部传达其观点;在根据纲领共识作出决定时保持行动统一;少数派有权对多数派提出质疑;当决定与基本纲领相悖时有权单独行动;定期出版刊物、召开会议(包括线上会议)等,都是我们的一些常见实践。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践行国际主义的行动。因此,我们决定申请成为第四国际的长驻观察员。我们还将努力与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组织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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