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曲与诽谤——投降主义的招牌
K·穆拉利（阿吉特）[1]
“根据辩证法，量变表明质变。每一次量的变化都表明出质的转化。从这个立场来看，我们党一方面认为，在过去两百年里资本主义关系在这个国家显著加强，却又声称这种发展既没有产生、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根本性的质变，这是自相矛盾的。
即便中央委员会解释说，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在农业的某些地区发展起来，并为这些地区制定了单独的纲领，关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文件本身却又指出，这些变化此后已经扩展到全国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因素。然而，它仍然坚持认为主要矛盾并没有、也不会发生变化。
这是站不住脚的——一种明显的矛盾。因此，像过去那样，我们不能继续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逐个地区夺取政权的道路。我们必须制定一条适合我国具体条件的印度革命道路——既不是中国道路，也不是俄国模式。”
这段引自马洛朱拉·维努戈帕尔(Mallojula Venugopal)8月22日来信的文字，准确地反映了指导他思想的意识形态以及其投降路线的要旨。此外，它也揭示了必然与之相伴的方法。
仔细看看前两句话。马克思主义认为，量变会导致质变。质变是通过一次飞跃实现的。这种飞跃是在量变过程发展到某一特定关节点时发生的。它并没有说量变“表明”质变。这个投降主义者当然清楚这一点。那么，他为什么要在措辞上玩这种花招呢?这是一个“无心的”错误吗?
接下来的句子给出了答案：“每一次量的变化都表明出质的转化。”请注意“表明(indicates)”和“每一次(every)”这些词语，它们是被相当有意识地加以运用的。如果一切量的变化都表明质的变化已经发生，如果每一次量的变化都意味着质的转移，那么“飞跃”还剩下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它就不再起任何作用了。因此，这个投降主义者的哲学实际上消除了革命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并为接下来的一切奠定了思想基础。
从公开领域可以看到，印共(毛)关于生产方式(MOP)的文件[1]确实承认，在这个国家中出现了一种特定类型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增长。不管这种增长具体是什么性质，它是否表明发生了“根本性的质变”?这种增长会不会导致这种性质的变化?文件明确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而这正让那个投降主义者感到不安。按照他的哲学，这种变化理应已经发生。更准确地说，他需要这种变化来为自己可耻的投降、为自己放弃革命道路辩护。沿着他那套晦涩曲折的逻辑，他进一步要求改变对主要矛盾的原则性认识;不仅如此，他还主张放弃持久人民战争这一路线本身。于是，他最终落入了那种早已陈腐的错误论调：“既不是中国式，也不是俄国式”，这是自特伦甘纳武装斗争[2]被背叛以来，修正主义者一直鼓吹的论调。
让我们看看这份关于生产方式的文件是怎么说的吧!在指出该国经济中已经发生的各种变化的同时，文件这样写道：
“半封建关系正在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如果我们考察封建霸权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以及上层建筑中至今仍如何延续，就会明白，这只是形式上的变化，而不是内容上的变化……在全球化时期，农村地区占统治地位种姓的旧的和新的封建势力，在国家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利益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中，都是其社会支柱……这些旧的和新的封建势力通过多种方式直接剥削被压迫人民，例如工资剥削、地租剥削、高利贷、经营粮仓、商业活动以及类似手段……地主仍然通过地租、利息、债役劳动、半债役劳动、新型债役劳动等形式，大规模攫取剩余……在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即便在采用现代农业方法的地区，债役劳动也没有消失，而是以各种形式继续存在……
总体而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全球化阶段，帝国主义都在这个国家的半封建基础上，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所有领域施加控制……在我国若干地区被称为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农业方法，实际上是依附性的。外国跨国公司以及与地方新型地主势力相勾结的国内买办企业集团，通过政府和非政府体系，对现代农业方法乃至整个生产方式占据霸权地位。因此，这些方法只服务于外国跨国公司、国内企业集团以及与之合作的大地主的利益。
土地问题、租佃关系、流离失所问题以及农业相关领域的问题，表明了这个国家农业危机的严重性。其结果是生产力正在遭到破坏，经济增长陷于停滞。这是旧的半封建关系所造成的结果。革命意味着打破这些枷锁……
根据过去七十年的变化，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印度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没有走在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道路上，这个国家不存在所谓的民主化趋势;相反，半封建关系只是相对有所削弱。土地问题在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主要问题，以‘耕者有其田’为基础的革命性土地改革，依然是最重要且最现实的任务。”
显然，这份文件甚至丝毫没有暗示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展起来。它所指出的是一种畸形的资本主义关系，这种关系与持续存在的半封建主义相联系。关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CBB)的文件[3]并未在公开领域出现，因此我们无法直接核实那个投降主义者对其所作的说法。不过，有些事情仍然可以较为可靠地得出结论。这份文件必然是以《生产关系的变化》文件对整体生产方式所作的分析为基础的。它不可能提出与这一分析相矛盾的观点。毕竟，一个统治阶级的性质，不能脱离一个社会中实际存在的生产方式来理解。至于所谓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的问题，首先，这涉及的是两个统治阶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占据主导。其次，对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这种评估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在《战略与战术》[4]文件中就已经可以看到类似的观点：“在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与大地主阶级的联盟中，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起着领导作用。”
现在谈谈主要矛盾的问题。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姑且接受那个投降主义者的主张，即封建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已不能再被视为主要矛盾。我们假设，要么是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要么是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联盟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这是否必然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逐个地区夺取政权的道路”?答案是否定的。即使不去全面讨论在我国具体条件下为什么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是必要的，这一点也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期间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时，难道放弃了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吗?在越南民族解放战争的大部分时期，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但革命道路难道不是持久人民战争吗?显然，不能把革命道路同主要矛盾作简单的等同。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因素，例如革命的主力军等。毫无疑问，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必须根据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力量的能力变化、技术发展等因素加以发展和调整。但这与投降主义者要求彻底放弃持久人民战争的主张，是完全不同的。
投降主义者不可能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他必然是参与了所有关键文件的研究、分析和起草的重要成员之一。但他现在无法再承担这些责任。他急于行动，迫不及待地想跳进议会的泥潭，效仿背叛了特伦甘纳武装斗争的叛徒们。因此，他才有了所谓放下用烈士鲜血赢来的武器、与宪法合影的表演。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发起和平谈判”与“放下武器”等同起来——通过这种文字游戏，他卑劣地诋毁了巴萨瓦拉吉同志[5]，声称巴萨瓦拉吉也决定放下武器。借此，他试图将同志及其同伴的牺牲贬低为毫无意义、鲁莽轻率的行为。然而，与他卑劣的企图相反，同志们在面对数量远超自己的敌人时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高举共产主义的赤色旗帜，树立了光辉的自我牺牲榜样，都将永远激励人民沿着纳萨尔巴里开辟的道路奋勇前行。
译注
[1] 阿吉特(Ajith)，本名K·穆拉利(K·Murali)。原印共(毛)中央委员，曾被捕入狱，后在各方声援下出狱，现以独立左派身份活动。
[2] 即《印度的生产关系变化——我们的政治纲领》一文。
[3] 指1946–1951年由印度共产党领导的特伦甘纳农民武装起义。
[4] 根据索努和中央委员会的信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编写了一份关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简称CBB)的新文件，但该文件目前仅于中央政治局范围之内讨论，暂未向更广泛的层面公布。
[5] 指《印度革命的战略与战术》一文。
[6] 巴萨瓦拉吉(Basavaraj) 本名南巴拉·凯沙瓦·拉奥(Nambala Keshava Rao)，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重要领导人之一，2018年在前总书记贾纳帕蒂退休之后被推举为总书记。2025年5月在印度政府实施的“黑森林行动”中壮烈牺牲。
编译|方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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