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聚焦印度革命运动当前遭遇的严重危机，在2024年政府发动专项军事行动后，运动核心领导层、游击队员与大量阿迪瓦西群众付出惨重牺牲，内部随即出现以维努戈帕尔为代表的“暂弃武装斗争”的改良投降倾向。作者结合印度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变、被严重扭曲的资产阶级民主现状与法西斯化国家的暴力本质，论证当下放弃武装斗争只会沦为永久投降，只会进一步强化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的统治。最终提出，印度革命的正确方向绝非投降，而是在深刻总结过往五十年斗争的经验教训、纠正自身战术错误的基础上，探索适配本国国情的、调整优化后的持久人民战争道路。
一个关于印度革命道路的讨论
N. 拉维[1]
印度革命运动正陷入极为严重的危机。在过去二十年中，尽管它在某些地区遭遇了失败和退却，但在其他地区也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胜利，继续为印度被压迫的人民提供希望。然而，在过去十年中，这一运动进入了停滞状态。
此外，自从中央政府在2024年在丹达卡兰亚和贾坎德地区发动“卡加尔”战争后，仅一年半的时间里，包括中央委员会书记巴萨瓦拉吉同志在内的十名中央委员会成员被杀害。其中，拉朱同志[2]、科萨同志[3]和希德玛同志被捕并遭枪杀。此外，许多邦委员会委员、数百名领导人和积极分子、普通阿迪瓦西群众以及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战士也遭遇杀害。在这些损失之后，人们开始对革命运动的生存本身产生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改良主义或极左倾向往往会浮现。失败主义、叛逃，甚至背叛。这些都是在印度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屡见不鲜的自毁倾向。经过五十年的持久人民战争导致的停滞之后，我们在印度再次目睹了这种倾向的出现。
在十月，首先在马洛朱拉·维努戈帕尔和瓦苏德瓦·拉奥的领导下，随后在来自丹达卡兰亚地区的首位阿迪瓦西中央委员会成员拉姆德尔[4]的领导下，多达三百人携带武器向政府投降。之后，又有数百名游击队员和领导人分批投降。这加强了这样一种观点：通过长期武装斗争对抗强大的印度国家是不可能的。
在一封 22 页的信中，马洛朱拉·维努戈帕尔写道，印度既不应走俄罗斯道路，也不应走中国道路，而应发展一种独特的“印度道路”。然而，他并未具体解释这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些主要批评。(本小册子中维马尔同志的另一篇文章对这些方面有详细讨论，这里我只做简要触及。)
维努戈帕尔写道，无论党的“成就”多么伟大，它所犯的错误更为严重。他认为，党未能在任何地区建立一个相对强大且稳定的有组织革命运动。他指出：“党在理解变化的社会条件方面落后。在评估敌人的力量、革命力量的实力，以及以适当战术建设革命运动方面持续犯错误。在将马克思主义教导应用于我国特定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时，也存在教条主义错误。”
这些批评中包含部分事实真相。确实存在需要纠正的方面。正如维努戈帕尔本人承认的那样，党的路线和政策是其过去成就的原因。过去的错误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今天运动面临的严峻局面。然而，我们必须审视维努戈帕尔提出的解决方案。
即便在今天，对群众组织方面的错误也应当持批判态度，党必须加以纠正。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党都需要重塑。这是群众组织、其领导层及党本身必须解决的问题。显然，除非对维努戈帕尔提出的问题进行创造性解决，运动无法前进。
然而，作为解决方案，维努戈帕尔提出暂时放弃武装斗争，通过在人民中公开工作来重建党。他声称，党的唯一剩余任务是摒弃教条主义做法——例如援引“持久人民战争”、僵化地遵循“中国道路”或“俄国道路”，并采取适合印度国情的路线。然而，维努戈帕尔并未明确说明这条路线是什么。目前来看，他的逻辑似乎是：先放弃武装斗争，再去思考其他问题。
在寻找适合印度具体国情的路线过程中，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曾出现过，各种战术也被尝试过，但没有成功。坚持人民战争长期路线的毛主义党，是唯一建立了强大群众组织和开展重大斗争的党。显然，即便如此也还不够。但“暂时放弃武装斗争”真的是答案吗?
今天，所谓“暂时”放弃武装斗争已不存在;那将是一种永久投降。当孔达帕利·西塔拉马亚[5]在1977年呼吁暂时撤退时，并没有实际放弃武装斗争，只是暂停了某些“行动”。而今天的提议意味着交出武器、解散游击队，几乎抹掉了近五十年的努力。
在当前法西斯统治时代，这样做会强化谁?毫无疑问，只会强化莫迪、沙阿[6]及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
今天印度是否具备完全公开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答案是否定的。这是一个仅仅因为要求将拉达克纳入第六附表[7]就将索南·旺楚克[8]定性为与巴基斯坦有联系的国家;这是一个禁止“保卫部落论坛”[9]并以荒谬理由拘押其领导人的国家——仅仅因为他们要求宪法权利。在几乎所有阿迪瓦西地区和许多农村平原，这都是现实情况。
如果领导层放弃武装斗争，他们真的能被允许建立群众运动吗?维努戈帕尔知道不会。他写道：“当我们的党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你们中间时，我们知道反革命势力会多么骚扰你们。”难道要让阿迪瓦西人民独自面对残酷的国家暴力吗?这对当前或未来的运动都没有帮助。
此外，阿米特·沙阿甚至没有回应“放下武器”的提议，而是宣布“要么投降，要么灭亡”。这一声明再次暴露了法西斯国家的真实本质。
最终，是否继续武装斗争的决定，必须由那些实际参与斗争、在过程中付出生命的人作出。阿迪瓦西人民、群众组织领导人以及丹达卡兰亚、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的地方领导的意见至关重要。自“萨尔瓦·朱杜姆”时期以来，他们承受了巨大苦难，是运动的中坚力量。对他们来说，这不是理论上的辩论，而是生死攸关的现实问题。他们真的都考虑投降吗?
当斗争处于困境时，即便部分群众动摇，先锋党也有责任注入乐观精神和历史视角。同时，党必须深入分析并纠正其“严重的政治、战略和战术错误”。单方面放弃武装斗争，将武器交给法西斯国家，并不是解决方案。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审视印度革命道路的问题。
甚至在维努戈帕尔的信之前，许多人就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在印度到来”，而毛主义者就像鸵鸟一样将头埋在沙子里，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声称，运动盲目坚持“印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分析，从而导致斗争失败和不必要的牺牲。因此，我们必须讨论印度革命的道路。
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形成了两条主要道路：
1. 总起义(俄国道路)：在列宁领导下，无产阶级与农民结盟，在城市(政治和经济权力中心)发动起义，夺取国家政权。
2. 持久人民战争(中国道路)：在城市起义于1927年被镇压后，中国共产党在毛的领导下退入井冈山建立解放区。毛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革命军队必须先解放敌人薄弱的农村地区，然后最终夺取城市。
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强调，这些一般原则必须根据各国具体条件具体应用。
还有第三条道路——议会道路。除了顽固的修正主义者，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接受这一路线。历史提供了大量例子表明，无产阶级不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夺取国家政权。因此，本文不讨论这一修正主义路线。相反，我们将只关注两条主要的革命道路，以及在印度条件下可能采取的具体道路。
无论是俄国的总起义，还是中国的持久人民战争路线，这两者的成功都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实现的。
成功的历史条件
* 俄国道路（总起义）：俄国是一个软弱、刚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于西欧，它尚未经历民主革命，也未建立民主制度;当时实行的是君主制。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特殊的压力。在这些特定条件下，总起义在一个极端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了成功。
* 中国道路（持久人民战争）：在中国，半封建关系和军阀统治占据主导地位，甚至连名义上的议会民主都不存在。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由于早期起义，从一开始就拥有自己的军队。此外，由于苏维埃政权已经在俄国建立，中国共产党还获得了强有力的外部支持。
军事战略的制定
关于军事战略，除了这两种类型之外，并没有形成根本不同的路径。尽管在具体实践中可能存在地方性的差异，但总体上只有两条道路：
1. 总起义：秘密地准备并动员群众，在城市发动主要的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一道路中，在起义之前并不建立军队。
2. 持久人民战争：在落后的农村地区和地理条件有利的区域，通过建立人民军队来为革命做准备。这包括通过游击战争逐步解放农村，最终夺取城市。这一道路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每个国家都采取完全相同的形式。例如，在越南，1968年的“春节攻势”[10]是在上百个城市同时发动攻击。尽管共产党方面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它成为反美斗争的一个决定性转折点。
机械套用的问题
在全球革命运动中，这两条道路常常被机械地加以推广。一种特定的公式获得了普遍接受：在资本主义国家，走俄国式的起义道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走中国式的持久人民战争道路。
这在印度导致了一种特殊局面。1967年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印度共产党(马列)在查鲁·马宗达的领导下，将印度界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并提出口号：“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他们甚至进一步宣称，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是“我们的主席”。
因此，纳萨尔派运动多年承受污名化和歪曲。尽管有关“主席”的口号不久后被撤回，但该运动长期难以摆脱被视为不顾本国现实、盲目模仿中国模式的政党的标签。
毛主义路线的发展
由于印度共产党(马列)在其早期采取了“极左”策略，持久战道路本身也一度受到质疑。然而，通过纠正这些错误，并坚定坚持持久人民战争和群众路线，诸如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党的团结以及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等组织成功建立了人民游击军，并扩展到多个邦。这段历史此处暂不展开。
如果我们问，当今的毛主义政党是否完全受制于中国所采取的政治和军事路线，总体答案是“是”，但同时也做出了适应印度国情的重要调整。正如前文所述，不同于中国的经验，这里在起初并没有一支常备军。经过近二十年的个体动员和斗争之后，人民游击军(PGA)才于2000年建立;随后随着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成立(由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与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合并而成)，其名称又改为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即便到现在，它仍未发展为人民解放军(PLA)。因此，军事战术不得不根据这一现实进行调整。既然不可能完全照搬毛泽东所提出的军事战术，那么所谓该党“盲目追随”中国道路的说法就是不正确的。
关于印度生产方式与革命道路的争论
与这一军事路线并行，一些政党认为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而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撇开印度共产党及印度共产党(马)不谈，像印度社会主义统一中心(SUCI)[11]和印度共产主义联盟(马列)(CLI)[12]等组织自印度共产党(马列)成立以来就主张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并批评该运动强加了一条不适合的革命路线。
然而，我们必须追问：这些政党是否曾按照列宁的设想，基于其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尝试建立革命政党、工人运动或农民运动?并没有证据表明他们为革命做出过这样的准备。
相反，自纳萨尔巴里斗争以来，许多马列主义政党主张采取切合印度具体条件的策略。他们尝试利用选举服务于革命目标，或认为尚未到开展游击战争的时机。然而，没有一个取得了毛主义政党那样的成果，也未能在同等程度上扩展组织或动员群众进入大规模斗争和人民战争。他们未能建立强有力的群众组织，这一失败本身就是经实践检验的经验，否定了其策略的正确性。
新的挑战与生产关系的变化
如今，随着许多领导人牺牲，另一些人的投降，运动遭受了严重打击，党的路线和策略正受到严密审视。自从马洛朱拉·维努戈帕尔对长期以来的战术提出质疑，并呼吁探索“印度道路”以来，继续坚持武装斗争被一些人视为“教条主义”的观点逐渐获得影响力。
毫无疑问，自纳萨尔巴里起义以来的六十多年间，印度社会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主要由两个因素推动：
1. 农民武装斗争：在特伦甘纳、安得拉邦、比哈尔和贾坎德等地区，地主制受到冲击，封建土地关系在反封建农民斗争中发生了显著转变。
2. 帝国主义与买办利益：帝国主义势力和买办大资产阶级(CBB)为了适应投资需求，对土地关系进行了调整和改造。
因此，尽管土地问题仍然十分关键，但要用“耕者有其田”这一简单口号来动员被压迫群众已经变得更加困难。市场关系已经渗透到国家最偏远的地区。虽然一些人认为并未发生质的转变，社会仍然是半封建的，但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讨论革命路线。
买办大资产阶级的崛起
在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共同构成统治阶级。一个事实是，买办大资产阶级已经上升为主导力量。2001年，人民战争派曾将买办大资产阶级与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确认为主要矛盾之一。虽然这一立场在2004年毛主义政党成立后有所调整，但维努戈帕尔的来信表明，该党可能再次准备承认买办大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主导地位，并将其与人民之间的矛盾视为主要矛盾之一。
即便在承认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同时，毛主义政党仍认为尚未发生向资本主义关系的质变转化。然而，在未来几十年中，资本主义关系将进一步发展。在一些邦，城市人口比例已达到40%至45%。即使在农村地区，村庄也不再孤立，交通与通信已经得到极大扩展。
在这样不断变化的格局下，革命路线应当如何确定?
生产关系与革命战略之间的关系
关键就在于，需要创造性地确定生产关系与革命路线之间的关系。但现实中，往往是机械地照搬俄国和中国的历史经验。革命路线由两个基本部分构成：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
政治路线直接与生产关系相联系。例如，如果资本主义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决定性关系，哪怕仍然存在封建残余，那么该国所需要进行的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该国特有的某些“超经济关系”(例如在印度，由等级森严的种姓制度或不同民族之间关系所塑造的社会关系)也会影响革命的方向。总体而言，这种革命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即便在半殖民地国家中，资本主义关系也可能发展，并据此在可以联合的阶级问题上作出具体调整。同样，在一个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关系(而非资本主义关系)占主导的国家中，革命可以被界定为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基础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四个阶级联盟;革命的打击对象则是封建阶级、买办大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统治的影响
在印度，关于生产关系变化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农业领域的转变上，这种关注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一个现实：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经济支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印度摆脱半殖民地关系。这是决定政治路线的一个关键因素。
至于军事路线的问题，迄今为止主要还是围绕生产关系来讨论。具体而言，是采取总起义的形式，还是持久人民战争的形式。基于这种判断，各个共产党据此确立了各自的路线。
印度民主的扭曲
然而，在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即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资本主义关系有了相当发展，也不可能复制欧洲或美国那种模式。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这里不具备建立那种民主权利和议会民主制度的可能性。
议会民主已经被简化为每五年投一次票的行为。甚至连这一点，我们今天也看到，印度人民党(BJP)通过收买选票甚至收买民选代表，并采取所谓“偷票”(Vote Chori)等手段来操控选举。
我们还看到，包括司法体系在内的所有所谓“独立”的制度和机构，都在毫不掩饰地向统治者俯首。我国过去所拥有的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民主权利，也在一天天被践踏。“推土机正义”(bulldozer justice)被实施，却无人质疑。不仅警方对各种运动和活动人士实施非法镇压，还以“遭遇战”为名夺走生命，同样无人追责。而在那些经历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这类针对本国公民的法外镇压通常并不常见。此外，甚至连一个最低限度“独立”的媒体也难以存在。
国家支持的暴力与“合法”斗争的局限
除了国家直接实施的暴力之外，由国家支持的高种姓私人暴力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暴力也无处不在。这种暴力不受警察、法律或法院的约束。在比哈尔，私人武装曾长期横行无忌。在许多地区，即便不以比哈尔那种私人军队的形式出现，地主和高种姓在国家支持下实施的暴力依然广泛存在。这类现象在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中并不存在。
所有这些都揭示了印度国家的真实性质。在我国，即便是有限的民主斗争空间，也必须充分利用，但同时也必须清醒认识其局限性。只要看看当今对所有所谓“非暴力”“合法”运动所施加的镇压和权利侵犯，就能清楚看到这种斗争形式的边界。
无论是在国家首都，还是在特伦甘纳邦首府，当局甚至不批准小规模示威、静坐(dharna)或室内集会。言论自由本身正遭受严重侵犯。每天发生的事件都在不断提醒人们：印度的民主甚至称不上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因此，即便假设印度的生产关系已经转变为一种扭曲的资本主义关系，这里存在的也是一种被扭曲、变形的民主形态。由此，“合法斗争”面临严峻限制。
另一方面，革命性的群众运动必须在充分考虑社会、经济和政治变化的基础上加以建设。只有正确分析已经变化和正在变化的生产关系与阶级矛盾，并据此发动斗争，才能真正动员群众。然而，即便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在印度，武装斗争并未因此失去意义。
从过去几十年的经验中学习
尽管如此，革命运动若要推进持久的武装斗争，必须认真总结过去四十年，尤其是近二十年的经验。有必要检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会变化与所采取战术之间出现脱节的地方;分析军事路线在哪些环节、何时出现了错误;同样，也必须反思在这三十年变化背景下，政治策略在哪些方面存在失误。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如果不进行这样的总结，革命运动就不可能走出当前的危机。然而，将这些问题简单归因于武装斗争本身，并认为放弃武装斗争就是解决之道，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许多人以通信技术发展、监控加强以及现代化军队的存在为理由，认为持久战争已不可能。但他们忽视了，“奥威尔式”的监控在城市中反而更加广泛且更易实施。因此，在城市和平原(非森林)地区，也必须创造性地发展相应战术。换言之，在城市中为建立群众运动和革命运动所需要采取的一切行动，也应当在持久人民战争的总体框架下加以推进。
打破机械化的对应关系
这也意味着必须放弃那种机械化的对应关系，即认为资本主义关系必然意味着总起义道路，而半封建、半殖民地关系必然意味着持久人民战争道路。这种看法并不是不可改变的“铁律”。一旦打破这种机械联系，即使是认为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正确的人，也能够更加客观、开放地看待社会中正在发展的各种关系。我们也可以摆脱那种“恐惧”：即一旦承认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就必然要放弃持久人民战争路线。
另一方面，那些因为认为资本主义关系已经确立，就主张必须放弃持久人民战争的人，也应当摒弃这种机械思维。他们不应再认为，只要是资本主义社会，就只能局限于公开的群众斗争、参与选举，并为总起义做准备(在理论上承认地下政党，却几十年来在实践上未能迈出哪怕一步)。
印度的革命道路
在当今印度的具体条件下，旧有的封建关系已经不再以其原有形式存在，而一种扭曲的资本主义关系正在发展(这既是人民斗争的结果，也是帝国主义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所允许的范围内形成的)，并将在未来几十年进一步扩展。
然而，在分析生产关系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国家的威权性质、这种扭曲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实际运作方式，以及由于地理和社会条件的存在，使得人民军队得以生存、人民战争得以持续的可能性。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也即整个革命路线，必须在综合这些因素之后加以确定。在印度，这只能是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但必须作出符合印度具体国情的具体调整。
动员基本阶级的挑战
毛主义政党从未认为革命运动应当仅限于森林地区。这一点对于读过其文件的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在印度进行持久武装斗争的同时，该运动始终强调要组织数以百万计的工人，建设强大的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致力于以“耕者有其田”的口号，在平原地区动员无地农业劳动者和贫苦农民，并围绕更广泛的农民问题开展运动。
然而，事实是，该党在将这些目标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始终未能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二十年来，它未能突破这一困境。除了在阿迪瓦西(原住民)群体中之外，它未能克服在广大基础阶层中建立群众运动的困难。有必要检视，这是否与在持久战争路径下所采取的具体战术和任务有关。这项工作是必须完成的。但以“暂时撤退”为名，在少数领导人主导下放弃武装斗争，是错误的。
保存力量与保卫革命
即便是失败的斗争，也能激励未来几代人;但那些永久妥协、投降的斗争，会将人民推入绝望。如果仅从纯粹的人道主义角度考虑如何保存战斗力量，这种做法最终会伤害革命，从而损害劳动群众的根本利益。此外，如果这些力量认为可以通过坚持“民主”方式、从基层建立斗争来推进革命，那他们就完全误解了印度国家的性质，这同样会将人民再次带入对现存体制的幻想之中。
综合上述讨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必须打破机械化的对应关系：即认为一个国家只要具备资本主义关系，就只能走总起义道路;如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关系，则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是唯一选择。
* 持久人民战争不应机械等同于中国道路。在考虑国家具体条件、生产关系变化以及现代国家实力的情况下，应对这一路线作出适合本国国情的调整。
* 无论是出于纠正错误的需要，还是出于保存力量的人道主义考虑，在当前阶段放弃武装斗争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在法西斯势力掌权的情况下，这种做法会强化这些势力，使人民对革命斗争失去信心。声称斗争可以“民主”进行，实际上是对印度国家性质的完全误读。
* 鉴于工人运动、城市运动以及农民运动在印度的重要性，政治和军事战术必须加以发展，使这些领域能够有效结合。根据五十年的经验教训，必须从革命路线内部的失误中学习，形成适合印度国情的具体战术，这既适用于军事层面，也适用于政治层面。
* 即便资本主义关系在印度有所扩展，它们仍会受到高度限制和扭曲。国家的威权、法西斯性质，公开“民主”斗争形式的严峻限制，最低限度权利的逐步侵蚀，以及广袤农村地区的存在，都表明：在适应印度国情的前提下，持久人民战争仍是这个国家唯一的革命道路。
译注
[1] 拉维·纳拉(Ravi Narla)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贾坎德—比哈尔分区的一名邦委员会成员。他于1988年首次因纵火焚烧一辆公交车被逮捕，但随后获释。20世纪90年代初，他在海得拉巴的干旱农业中央研究所(CRIDA)工作。之后他加入了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CPI-ML PW)。2009年他再次被捕，并于2016年获得保释。2019年他与妻子一同再次被捕，随后又获保释。
[2] 即卡塔·拉马钱德拉·雷迪(Katta Ramachandra Reddy)同志，原印共(毛)中央委员，2025年9月22日在阿布吉马德(Abujhmad)地区的假遭遇战中被印度军警杀害。
[3] 即卡达里·萨蒂亚纳拉亚纳·雷迪(Kadari Satyanarayana Reddy)同志，原印共(毛)中央委员，2025年9月22日在阿布吉马德(Abujhmad)地区的假遭遇战中与拉朱同志一起被印度军警杀害。
[4] 拉姆德尔(Ramder)，别名索马(Soma)，曾负责马哈拉施特拉—中央邦—恰蒂斯加尔(MMC)地区委员会的指挥工作。他于2025年12月投降，同时还有另外11名分区委员会成员一同投降。
[5] 即前文所述KS同志。
[6] 即阿米特·沙阿，现任印度联邦政府内务部部长。
[7] 第六附表是印度宪法的一部分，旨在为一些部落地区设立自治区及自治制度，让当地部落社区在土地、资源、习俗保护等方面拥有更强的行政和立法权。拉达克本身在 2019 年从原来属于查谟克什米尔邦后独立成为联邦领地(Union Territory)，但并未获得如东北一些部落地区类似的第六附表式的自治保障。许多拉达克人认为这对保护他们的土地、文化和环境权益至关重要。
[8] 索南·旺楚克(Sonam Wangchuk)，一位来自印度拉达克地区的工程师、教育改革者、环境与社会活动家。他长期倡导拉达克的政治权利和自治保障，呼吁将拉达克纳入印度宪法的第六附表 以获得对部落区域、资源和文化的保护。2025年9月，他因参与拉达克地区的政治抗议而被警方拘留，印度联邦政府以严苛的《国家安全法》(NSA)将其拘押，此前抗议曾出现暴力冲突导致人员伤亡。2026年3月，印度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拘留令，他随后获得释放。
[9]原住民保卫论坛(Moolvasi Bachao Manch)，与前文提到的原住民权利论坛(MAM)类似，是一个旨在原住民权利的群众组织，主要活跃在恰蒂斯加尔邦。2024年10月被恰蒂斯加尔邦政府取缔，其领导人时年二十三岁的拉古·米迪亚姆(Raghu Midiam)被国家情报局逮捕。
[10] 1968年1月30日，越南人民军及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发动了大规模的春节攻势，旨在摧毁南越境内的军事和民事指挥控制中心。这场攻势因第一次进攻发生时间为越南新年而得名，其中顺化战役双方持续拉锯长达一个月。尽管攻势最终以北方失败告终，但它令本以为击败了北越的美国军政及公众感到震惊，最终促使美国主动发起和谈并最终自越南撤军。
[11] 印度社会主义统一中心(共产主义)，Socialist Unity Centre of India (Communist)，简称SUCI。他们曾是西孟加拉邦“联合阵线”的盟友，该阵线由孟加拉国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SUCI以及其他一些小型左翼政党组成。但自1977年以来，他们一直反对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左翼阵线。SUCI由西布达什·戈什(Sibdash Ghosh)于1948年成立。他们是一个修正主义政党，目前其势力范围仅限于西孟加拉邦的一小部分地区，而在喀拉拉邦该党影响力相对较大。SUCI主张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同时也反对LGBTQ群体。
[12] 印度共产主义联盟(马列)，Communist League of India (ML)，简称CLI，是从印共(马列)中央重组委员会分裂出来的一个小派别，约成立于1978年，80年代末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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