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在柏林选举胜利夺取市长之位的德国左翼党，曾在本月初于国会上宣布自身支持民主计划经济。而与此同时，左翼党的内部也在对计划经济进行更加深入且激烈的讨论。今天刊登的这一篇文章，正是这一讨论的最新进展：它展示了德国左翼党所支持的民主计划经济究竟是什么?
这一篇文件的发布者左翼党内部的经济与金融政策小组(Wirtschaft und Finanzpolitik BAG)，若想理解这个文件的意义就需要理解所谓的小组在德国左翼党内部是什么概念?德国左翼党的内部有三十个左右的小组，其名称(BAG, Bundesarbeitsgemeinschaft)直译过来是联邦工作共同体，同时也在党内部被称之为Zusammenschluss(联合体)，不过或许最好的意译就是小组。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一种「可以对党内政治产生直接影响的研究—宣传团体」。目前的小组包括经济与金融政策小组、动物福利小组、企业与工会小组等等三十个左右。它介于一种完全民间的党员自组织与党正式的支部之间。
首先，左翼党的成员可以自由创设小组确定名称以及小组内部的管理制度。其次，这些小组可以向党代表大会派遣代表。左翼党内部580个代表之中，尽50个是由这些小组派出——其余则由作为主体的支部代表以及青年团体代表组成。第三，这些小组的成员可以被纳入到左翼党制定政策规则与战略的各种委员会之中。最后，这些小组不应违反德国左翼党内部的规定，否则可以被党代表大会解散。可以说这种小组制度为左翼党内部进行理论路线与意见的协商、新观点的扩散，创造了很好的自由空间。
而这一篇名为《民主经济计划：政治经济范式与革命现实政治策略的一部分》的文章，就是由经济与金融政策小组提出的，而这篇文章最终的行动意见也指出，经济与金融政策小组将进一步在德国左翼党内部增强民主计划经济的影响，乃至于设立一些专门的组织等等。可以想象，这是民主经济计划等新的左翼理念当前激进左翼政党之中发生影响的一个开始。而9月7日在国会之中的演说，正是这种宣传与推广的影响。
可以想象，新的计划经济理论影响德国政治的过程，经过了一层中介：先影响左翼党、随后再由左翼党争夺更多选民的支持，而这一理念是否能够逐渐为德国民众所知，甚至是赞同乃至于成为左翼党自身的某种竞争优势，或许将会成为接下来几年德国民主经济计划理论之宣传推广的关键。
民主经济计划
政治经济范式与革命现实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导言与相关理论
Groos和 Sorg 在他们为论文集《创造性建设》(Creative Construction，2025)所写的导论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的塑像禁令”。这一说法。他们认为，这”阻碍了左翼去思考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具体构想。毫无疑问，过去的许多讨论确实过于模糊，往往没有超越一种肤浅的乌托邦式想象。而民主经济规划(Demokratische Ökonomische Planung, DÖP)的讨论，则似乎提供了一种可能：人们能够更加具体地构想一种非资本主义社会结构。
像“德国住房征收(Deutsche Wohnen Enteignen)”这样的运动，已经对 DÖP 的一些关键特征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构想。例如，他们设计了一种可能的“公共经济型自我管理的“委员会结构”(参见图1)。下文还将进一步讨论其他更加贴近实践的例子。
图1
除此之外，我们作为一个政党，也有必要参与并推动公共领域中的这场讨论：资本主义平台巨头和“技术封建主义者”实际开展的规划过程(Phillips & Rozworshi 2019)的重要性，以及社会上对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计划”的警惕态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复杂而全面的规划已经变得不可替代，且这种规划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开始达到整个社会范围的规模;但在资产阶级话语中，这一现实却没有得到认识。因此，只是探讨“建立一种面向整个社会的、非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划机制”，就可能冒着成为“不受欢迎的人”的风险。但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日益对政治与“在上位者(die da oben)”感到失望的时代，这或许反而可能成为一种具有前景的思路。
因此，有人提议围绕民主经济规划展开讨论，将其作为左翼党的新经济范式的基础。这种范式或许能够帮助左翼超越一种单纯的防御性姿态——即只是被动抵抗紧缩政策造成的破坏以及威权主义的威胁。同时，也有必要讨论：除了社会存在的层面之外，这种方案是否还能够帮助左翼形成某种潜在的意识形态霸权。因为它可以让左翼掌握当前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反建制情绪，并以此倡导一场自下而上的、民主的、非资本主义的革命，一场能够让所有人平等参与其中的革命：“我们关心的，是你们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
因此，下面将首先介绍经济规划争论的基本框架，且以 David Laibman 的模型为基础，展开更加详细的阐述。且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将讨论已经存在的经济规划工具与可能作为未来制度的“萌芽形式”(MERETZ 2014)。
宏观经济学与民主计划的维度
“第一个维度，即组织(Organisation)，构成了一个从‘集中’到‘分散’的连续谱：一端是决策高度集中，另一端则是决策权极度分散。第二个维度，即调节(Regulierung)，关注的是进行决策时所采用的方法：一类是定量方法(数字、数据)，另一类是定性方法(论证、语言)。在他(Laibman)的看来，早期的模型并没有有效地将这两个维度结合起来，而往往只是集中于这一连续谱的某一端。(Laurin-Lamothe、Legault、Tremblay-Pepin，即将出版)”
图2
譬如，根据 Laibman 的论述，科克肖特和康特尔的模型具有很高程度的集中化。其“计算机辅助中央计划”(Computergestützten Zentralplanung)模型中，中央计划局是最重要的制度机构。该机构由专家组成，负责制定宏观经济、部门间以及部门内部层面的计划。这一模型的定量化—数字化特征体现在，例如，它将工资、价格和计划都转换为以劳动时间为单位进行操作。因此，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投入的劳动时间，是决定该商品价格的重要依据。
这一尺度的另一端，则可以看到 阿尔伯特和汉内尔的参与型经济(Partizipative Ökonomie)。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组织形式。工人委员会和消费者委员会构成了整个社会组织的出发点——由规模很小的工作团队一直到全国性的委员会，均由这一组织体系逐层构成。参与型经济之所以可以被置于调节维度的中间位置，其中一个原因是所谓的“平衡工作组合”(ausgewogenen Jobkomplexe)。所谓的“平衡工作组合”会考虑不同劳动本身的特殊性质。这里关注的是“某种劳动是平均而言受被认为有意义、人欢迎的工作，还是属于不受欢迎的劳动”。另一方面，Albert 与 Hahnel 的模型中的价格则是通过定量方式决定的。
David Laibman认为，以往的模型对“组织”和“调节”这两个维度的考虑都过于单一。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模型：Laibman 的 “多层级民主迭代协调”(Multilevel Democratic Iterative Coordination, MDIC) 是计划经济讨论中最重要的方法之一。MDIC 的核心贡献在于，它提出了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模式，将去中心化与中心化的要素，以及定性与定量的调节机制结合起来。组织结构上，地方性倡议与中央协调之间发生着持续不断的、迭代式的信息交换。生产单位(企业)——结合了工人委员会和消费者委员会——是这一体系的重要出发点。一方面，生产单位会按照通常的定量标准进行评价，例如平均收益率;另一方面，又存在一个社会指标，其中包含生态目标和社区目标。
新的“计划”争论已经发掘了大量可以大规模运用、且能够被社会掌握和利用的工具，例如供应链管理、国民经济核算以及消费预测等工具，同时也已经出现了探讨如何将这些工具直接应用于工业政策和基础设施政策的尝试。不过同时，我们也有理由将现有的企业管理领域的替代性实践和工具纳入考虑，并通过实验性的实践来检验它们能否用于实现民主经济计划。
中观层面的嵌入
集体企业、员工企业和合作社可以成为团结经济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一种预构(präfigurativer)组成部分，因为它们自身包含了若干基本原则，例如一人一票的平等表决权、深化的共同决策，以及允许跨企业开展合作等原则(参见 ICA 1995)。它们能够预防威权主义的激进化(Kiess et al. 2023)，采取更加可持续的经营方式(Scholz 2023)，且是各种企业组织形式中最少发生破产的一类。同时，它们也可以被纳入那些超越市场社会主义的、关于经济民主的宏观经济思考之中(Kasper & Euteneuer 2025)。然而，这些组织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真正成为一种替代性经济的出发点，除了取决于市场经济所施加的约束之外(参见 Marx、Luxemburg)，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它们实际的章程和实践。跨党派对合作社的支持和认同正表明了：当合作社只是作为投资工具、节税工具，或者成为财力雄厚的股东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时，它们可能会变得多么“温和”(zahnlos)、多么具有稳定现存制度或治疗社会症状的功能(譬如，默茨在2022也表达过对合作社的支持)。
而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而言，除企业内部的民主之外，一个更加重要的方面是合作社之间持续的相互合作。这种合作可能成为建立供应链上或区域性的团结经济以及协调机制的“萌芽”，且进一步发展成为民主协调与民主计划的一种形式。现有的集体企业中，WinCo Foods实现了数十亿美元的营业额; Mondragón集团联合了数十家企业，拥有数万名员工、众多业务领域以及自己的供应链;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合作社创造了该地区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出;Kerala模式则显著提高了所在国家的发展指数。它们抵抗零工经济(Gig Economy)对经济空间的扩张(Drivers Cooperative、Givit)，且在德国越来越多地在协会层面联合起来(CSX、KDK、VKW)。因此，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当前的制度条件下对这类实践进行资助，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政治上的实际成果以及替代性方案。另一方面，这种“从当下开始建设”的方法所产生的意义可能并不只在于积累实践经验，以及创造可以实际触摸、可以展示的替代方案，更在于：它作为一种对解放性实践的双向保障，可能在危机发生时建立起具有预防作用的团结网络(参见 Müller 2024)。
结论
尽管存在诸多这样的例子，德国左翼党(Die Linke)最近却未能在公众认知中传播“预构的(经济)政策与实践形式”，使之成为一种令人信服的“宏大叙事”，也未能将其与政党政治参与直接联系起来，从而积极推动大众之中这种意识的形成。
而通过民主经济计划，“团结经济的企业形式”与“国民经济整体性方案”的结合成为了可能。这不仅能够更有说服力地传达“议会层面的干预怎样可以摆脱现状”，而且也能够揭示一种针对当前经济运行方式的具体替代方案——而与之相对，现有的财团持续干预之下的经济模式已经没有未来了。同时，除了即将结束的联合国“合作社年”之外，这一议题还提供了诸多与现有经济政策取向相衔接的切入点。以下的策略关系到包括党派政治领域、议会之外的左翼力量，也包括国际主义视角。
后续行动
为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我们提出以下措施：
一. 将民主计划强化为纲领性指导方针
由BAG自行制定关于“民主经济计划”的立场文件，并刊载于《左翼行动》(Links bewegt)或BAG网站，作为党委员会和党领导层讨论的基础;
由“经济与金融政治BAG”自行开展关于“新计划辩论”的基本理论与实践案例的(社交媒体)传播，同时对联盟政府现实中的经济政策进行“反向评论”;
在“经济与金融政治BAG”内部以及党派周边建立民主经济计划课题的意见传播者团队;
为联邦议院议员(MdB)编制一份论证指南，并为州议会议员(MdL)制定相应的实践性调整版本;
将民主计划确立为左翼对“反法西斯经济政策”(WEBER 2024)的方案，其意味着作为“革命的现实政治”(LUXEMBURG 1903)的策略，同时思考如何防范来自金融体系和法律层面的攻击。
二. 确立与提升政党作为“团结经济行动者”的地位与可见度
从更广泛的经济政策角度阐释“左翼帮忙”(„Linke hilft“)，具体包括：a.设立由政党和/或BAG自行管理的“红色企业”(„Rote Betriebe“)基金，即依据有利于政党发展的标准，且仿照英国SolidFund，为工人合作社(worker coops)和团结型企业提供支持;b.支持企业向集体企业和员工所有制企业转型，并为其提供相应的对接服务，尤其是在就业关系高度不稳定的领域;
制定关于“职工继承”(„Belegschaftserbe“)的提案，并将“工业公民权”(Industrial Citizenship)的更新作为税收与所有权问题加以讨论¹;
将工人自我组织纳入党的纲领讨论、培训方案以及政治动员战略;
成立“左翼经济委员会”(„Wirtschaftsrat von Links“)，作为团结经济企业与相关协会组成的咨询性联合体;
推动有助于实践的田野研究与研究项目，例如尝试在团结经济行动者与多个企业的联合体之间实行劳动时间核算(参见ZELIK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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