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四章梳理里印度自殖民前期至1947年8月15日独立前的历史。古印度种姓制度固化社会分工，欧洲商人到来后，部分印度商人转为英国买办。英国殖民统治分商业资本、工业资本、金融资本三阶段，摧毁本土手工业，把印度变为原料产地与商品市场，催生依附帝国主义的买办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国大党代表买办与地主利益，印共因路线失误未能引领革命。二战后群众起义高涨，英国与买办、地主勾结，借《孟买计划》安排政权移交，1947年完成权力转手，印度并未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经济束缚。
(仅供中央委员参阅)
我们党对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
——政治纲领
（草案）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中央委员会
2024年12月
四、第一阶段：殖民时期至1947年8月15日
古印度瓦尔纳制度以及封建社会中，以等级森严的种姓秩序为基础的劳动分工是固定不变的。农业生产者和手工业者逐渐形成了多个“首陀罗”种姓，这些种姓属于第四瓦尔纳，即首陀罗瓦尔纳。首陀罗瓦尔纳则是从最初从事农业生产的吠舍群体中发展出来的。只有极少数吠舍从事贸易。那些被剥夺财富和土地的人，以及被视为不可接触者和受压迫者的人，被划归第五瓦尔纳(Pancham Varna)。首陀罗中的少数手工业群体也被排挤进第五瓦尔纳。种姓习俗不允许众多首陀罗和第五瓦尔纳中的手工业种姓获得成为商人的机会，而商人也没有机会从事手工业劳动并参与生产。通过业报理论(Karma theory)，首陀罗和不可接触种姓得以受到压迫。按照只有吠舍才能从事贸易的种姓习俗，几乎整个商人阶级和放债者群体——少数穆斯林和帕西人除外——都属于吠舍种姓。他们不参与生产，而是通过充当放债银行家、货币兑换商、封建领主的税收征收者以及外国商人的代理人来获取财富。他们还向纳瓦卜[1]和国王放贷。商业资本正是在维护封建制度和种姓制度的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因此，到16世纪，依附于封建制度的商人阶层逐渐形成。早期工业的发展，依靠的是商业资本和放贷资本、纳瓦卜、国王和柴明达尔的资本，以及少量手工业者的资本。尽管在莫卧儿统治下的印度，大多数人的主要职业是农业，但印度的商品生产十分丰富，能够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农村和城市地区都存在大量非农产品生产。尽管资本主义力量仍然十分弱小，但它们已经开始从古老且日渐衰落的封建社会的母体中萌芽。
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人最先来到印度开展贸易，随后荷兰人和英国人相继而来。他们之间为了争夺海洋贸易区域的支配地位，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此前一直为纳瓦卜和柴明达尔，以及印度大型商人和银行家服务的部分帕西商人、古吉拉特巴尼亚人和拉贾斯坦马尔瓦里人，转而成为欧洲人的代理商。其中只有一小部分人保持独立。这一商人阶级转变为代理商后，依靠佣金获利，其发展与生产活动相脱离，因此并未形成民族主义性质。他们对外国商人对印度的剥削漠不关心。
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初在印度开展贸易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垄断印度商品和农作物的贸易获取巨额利润。当时，香料、棉布、丝绸以及其他商品在国际市场上需求旺盛。英国东印度公司意图以极低的价格收购印度当地的商品，再以更高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出售。印度一部分封建领主从欧洲垄断贸易商获取的巨额利润中分得了一部分。许多买办在外国贸易企业中任职，同时经营自己的贸易业务，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许多在封建领主军队中任职的官僚人员，也通过对外贸易获得了超额利润。17世纪和18世纪，许多马尔瓦里人充当英国人的买办，前往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并逐渐成为当地的主要商人。
17世纪，荷兰人和英国人击败了葡萄牙人。此后，英国人又击败了荷兰人，东印度公司由此取得了贸易支配权。到1757年英国殖民者在普拉西战役中获胜并直接占领印度时，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孟加拉、迈索尔和泰米尔纳德等地的商业资本和放贷资本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贾加特·塞特家族以及奥米钱德等印度银行家，在英国人密谋取胜、控制孟加拉的过程中扮演了叛国角色。同样，马尔瓦里人、古吉拉特商人和帕西商人及银行家，也为英国殖民者对封建领主发动的战争提供了包括资金在内的各种间接援助。他们通过多种方式，帮助英国人将统治扩展到印度各地。英国殖民者与被其征服的封建国王和柴明达尔，以及与其合作并转变为买办的放债者和商人相互勾结，从而巩固了自身的统治。这也促进了充当英国代理人的买办商人阶级的发展，并推动了曼彻斯特和兰开夏郡的工业繁荣。那些没有转变为买办的独立民族资产阶级，则遭到了英国殖民者的摧毁。英国殖民者消灭了反对英国贸易霸权和殖民占领的爱国力量，其中包括章西的拉克希米·巴伊、坦蒂亚·托佩和蒂普苏丹;加达尔运动[2]的战士;钱德拉谢卡尔·阿扎德、巴加特·辛格和苏里亚·森等民族革命者;西多—卡努、萨德梅克·巴布拉奥、贡达杜尔、阿卢里·西塔·拉马·拉朱、比尔萨·蒙达、科马拉姆·比姆等领导部落起义的英勇部落领袖;以及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革命者。英国殖民者将印度变成殖民地，统治了近两个世纪。他们把印度改造成英国工业产品的原材料来源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销售市场，阻碍了印度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由此，印度封建社会转变为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商业资本阶段、工业资本阶段和金融资本阶段。
商业资本阶段：这一阶段从1757年持续到1813年。英国殖民者在这一阶段采取的各种剥削手段，主要与不平等贸易和原始资本积累有关。如今在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中占据支配地位的帕西人、巴尼亚人和马尔瓦里人，在英国统治时期向西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和东部的阿萨姆地区扩展。从一开始，大多数马尔瓦里人就充当外国生产者与印度消费者之间，以及外国出口商与印度国内进口商之间的中间人。他们的发展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像强韧的杂草一样迅速蔓延。这一阶段，东印度公司所采取的剥削手段包括：通过不平等贸易进行剥削;以强制手段压迫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征收高额附加税;通过军队直接发动袭击，掠夺人民及国家财富;以及靛蓝种植园主实施的压迫。然而，到181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支配地位宣告终结。
英国殖民统治基本上保留了印度的婆罗门社会秩序，仅作了少量改变;它助长了社会和宗教领域的蒙昧主义以及不人道的不可接触制，复活了封建关系，并将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主义作为其社会基础。英国殖民统治在印度引入了殖民地生产方式。英国殖民者奉行分而治之的恶劣政策，强化了殖民统治的束缚。土地变成了商品，商品—货币关系逐渐渗透。印度独立的工业和商业遭到摧毁，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也被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陷入破产。由于英国政府征收赋税及推行其他损害人民利益的政策，许多原本独立的大商人和银行家也陷入破产。商人和放贷商人则转变为买办商人阶级，并不断壮大。印度国内市场受到冲击。
工业资本阶段：这一阶段始于1813年，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这一阶段最重要的变化是，印度经济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秩序中一个依附性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印度经济从出口工业品转变为进口工业品。封建关系转变为半封建关系。印度买办商人开始转变为买办资产阶级。现代无产阶级开始形成。
英国的工业政策旨在利用从印度持续掠夺的财富，在英国本土推动工业革命。英国殖民统治改变了印度殖民地经济体系，使其成为英国工业发展的附属。它破坏了印度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掠夺印度的自然资源，并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指出：“殖民统治并没有为资本主义社会奠定物质前提，反而摧毁了大量现存的生产力，阻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使印度倒退，并为印度的欠发达奠定了基础。”
在19世纪50年代以前，印度的帕西人、巴尼亚人和马尔瓦里人经纪商积累了巨额财富，但投入现代工业的资金却少之又少。在这一时期，英国资本也没有将建设工业作为投资重点。当时，印度只有少数几类工业企业，例如轧棉厂、压榨厂、面粉厂，以及由英国资本在孟加拉投资建立的两家黄麻厂和由法国资本在本地治里建立的一家黄麻厂。黄麻厂经营并不成功。轧棉厂和棉花压榨厂则属于季节性生产企业。这些工厂的建立，是为了将原棉中的棉籽分离出来，以便出口。
在19世纪5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工业家经营的工业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黄麻工业，另一类是钢铁工业。所有在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创办黄麻厂的人，长期以来都充当英国投资的经纪人和当地中间商。他们依赖国王提供现金投资及其他援助。
英国政府于19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印度建立钢铁工业。塔塔公司(TATA)创办的钢铁工业，其大部分投资来自印度的封建领主。例如，瓜廖尔王公辛迪亚提供了全部营运资本。这表明，帝国主义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帝国主义与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塔塔公司的水力发电项目也是依靠此类投资建成的。
萨桑家族、卡里姆拜家族、皮蒂家族、瓦迪亚家族、塔塔家族以及其他著名黄麻工业所有者的利益，都与英国人的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他们充当买办，为英国人收集原棉并将其出口到兰开夏郡。他们在印度国内市场销售兰开夏郡纺织厂生产的纺织品，并将兰开夏郡生产的棉纱和工业制成品销往中国和非洲。印度黄麻工业在机器零部件、技术知识和市场方面依赖英国制造商。因此，印度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有很大一部分不得不支付给英国人。
英国和印度大资本家共同瓜分的巨额利润，是通过对印度工人和棉农的残酷剥削而获得的。从底层到上层，英印纺织厂主、经纪人、放贷者和地主都在欺骗和剥削印度人民。
在英国殖民者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塔塔，是一名大商人、工业家，也是孟买最大的地主和放贷者。他在土地交易中投入了大量资金，并大规模开展放贷业务。与塔塔一样，戈恩卡(Goenka)、比尔拉(Birla)以及其他印度买办，也通过与帝国主义资本合作，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
受麦考莱教育政策影响、由买办和封建势力发起的西化运动，也强化了殖民统治的枷锁。麦考莱教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一个具有奴性文化的知识阶层，使其充当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中介。受过高等教育的大买办和地主，依赖殖民统治而得以生存和发展。这使英国人得以更轻易地维持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的封建主义和半封建主义。
英国殖民者在印度修建的铁路和公路，并没有推动现代工业的发展。相反，这些基础设施服务于英国的利益，并为其工业产品提供了市场。铁路曾在西欧和美国充当工业革命的催化剂;与之相反，在印度，铁路却成为推动殖民化全面发展的催化剂。茶叶、橡胶和咖啡种植园、矿山以及黄麻工业，几乎都由英国资本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资本几乎垄断了印度的有组织工业。英国发达的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推动了印度次大陆广阔的半封建经济中少数依附于英国的工业地区的发展。
当时，印度资产阶级分裂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买办大资产阶级，即由帝国主义外国资本家按照自身利益选定的资产阶级。第二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即力图实现独立发展的资产阶级。买办大资产阶级起源于压迫种姓，尤其是商人种姓。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他们依附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因此，他们获得并积累了资本，掌握了管理经验、市场知识和技术知识，并在竞争中取得了有利条件。与之相反，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与外国资本合作。他们指出，外国资本是阻碍国家实现经济和政治自由、阻碍国家进步的因素。英帝国主义者竭尽所能打击威胁其利益的民族资产阶级，并充分利用买办资产阶级来实现这一目的。
金融资本阶段：这一阶段始于20世纪初帝国主义的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的力量有所削弱。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美国开始与英帝国主义争夺霸权，德国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中恢复过来。美国取代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中的头号强国。在俄国，在列宁同志的领导下，布尔什维克党成功领导了十月革命，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此诞生，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这对帝国主义秩序构成了威胁。出于经济、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原因，英帝国主义政府调整了工业政策。为了平息印度人民群众对英帝国主义日益积聚的愤怒，英国政府向印度大资产阶级提供了一些补贴，以此表彰他们长期以来所提供的可靠服务，并巩固英国殖民统治的社会支柱。
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英帝国主义者在印度殖民地发展了少数工业，以维护自身利益，并保护和巩固英属印度政府。英国政府成立了印度工业委员会(1916—1918年)，并对钢铁、棉纺织、造纸、火柴、水泥、黄麻、制糖、重化学工业等行业提供补贴和保护。这一政策促使比尔拉家族、辛加尼亚家族、斯里拉姆家族、戈恩卡家族、耆那教徒达尔米亚家族、苏拉杰马尔·纳加尔马尔家族、鲁亚家族、波达尔家族、塔帕尔家族、瓦尔昌德家族、切蒂亚尔人、奈杜人以及其他新兴印度大资产阶级集团崛起。代表印度买办大资本家和地主利益的国大党，于1920年初终结了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
根据1935年《英属印度政府法》，印度实行了议会制度，全国只有2%的选民拥有投票权。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此与英国人共同参与掌权。帝国主义资本和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都从中获益。来自多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型垄断企业也进入印度市场，例如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联合利华、邓禄普、英国奥克西斯公司(British Auxis)、格斯特·基恩·威廉姆斯公司(Guest Keen Williams)、巴塔(Bata)、铝业有限公司(Aluminium Limited，位于加拿大)、联合碳化物公司以及瑞典火柴公司等。它们在印度建立商品制造工厂，以取得对印度工业的支配地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来自非英国帝国主义国家的进口商品逐渐取代了英国输往印度的进口商品。塔塔家族与英国资本和美国资本建立了密切关系。孟买和加尔各答的马尔瓦里人，以及波达尔家族、巴贾杰家族、比尔拉家族和鲁亚家族，则与三井等日本商业企业建立了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凭借利润而繁荣起来的多家马尔瓦里企业，开始投资工业。印度大资产阶级在建立造船厂、汽车工业和飞机工业时，对外国资本表现出无限依赖，这同样体现了印度大资产阶级的买办性质。
印度大资产阶级不仅在印度为外国资本服务，还与外国资本合作，参与对其他英国殖民地的剥削。到1930年，泰米尔纳德邦的放贷者和商人纳图科泰·切蒂亚尔人(Nattukottai Chettiyars)，已将其商业网络扩展到斯里兰卡、马来亚、新加坡和缅甸等东南亚地区。切蒂亚尔人充当私人银行企业、英国交易银行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中间人。殖民统治秩序极大地促进了切蒂亚尔人放贷业务的发展。切蒂亚尔人是印度南部最大的经济力量。英国资本与印度资本在银行业中的投资关系，与它们在工业领域中的关系一样，彼此交织。其中，英国资本发挥着主导作用。印度帝国银行就是一个例证。该银行于1921年由孟加拉、孟买和马德拉斯三家管区银行合并而成，是当时印度规模最大的银行，并由英国人控制。印度帝国银行接收并保管整个政府金库的资金，负责管理政府贷款，同时还充当政府的银行代理机构。因此，外国资本与印度大资本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由印度资本和英国资本分别拥有的水泥公司，最终形成了两家垄断企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大资本与英国资本的殖民国家机器之间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由此获得了可观的机会。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了，他们将战争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途径：通过帮助英帝国主义者，并在必要时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者，使本国人民陷入贫困，而不是将战争视为结束帝国主义统治的机会。这场战争为他们带来了巨额利润，却给数千万人民带来了难以言表的苦难和困境。数十万人在战争中丧生。
到政权移交之时，印度工业部门最突出的特征是资本货物(生产资料)几乎完全缺失。印度在机械设备方面几乎完全依赖外国进口。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并未质疑帝国主义秩序对印度的剥削和镇压。这一秩序不仅未能使落后的农业摆脱落后状态，反而将其推入危机;不仅扼杀了工业的发展，而且使广大人民群众陷入饥饿、疾病和失明的境地。相反，在1857—1858年第一次独立斗争期间，以及此后人民群众为结束殖民统治而开展的斗争期间，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始终扮演着反动角色。它希望殖民政府继续存在，只需做出少许改良。它所追求的，只是在帝国主义统治框架内扩大自身的特权。
印度国大党(INC)于1885年在英国人的密切指导下、由A.O.休谟监督建立，旨在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以及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并遏制反帝斗争。因此，它只试图从英国人那里争取某些补贴，却从未试图结束帝国主义的霸权统治。
总的来说，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从其阶级本性出发，与英帝国主义资本相互勾结，却从未真正起来反抗它。它将关税、保护措施、英镑与卢比之间的汇兑比价、政府采购等问题视为次要问题。因此，这个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以维护其霸权统治和剥削制度，并反对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它与帝国主义的勾结是首要的。它对民族民主革命的背叛，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
印度共产党于1925年成立，此后尽管拥有无数机会，但由于其路线错误，党的领导层未能在民族解放民主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它在理论和政治上都十分薄弱，缺乏革命领导能力，也缺乏领导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因此，它未能正确判断国大党所奉行的甘地主义路线及其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领导层的实际阶级性质，也未能认识到这一领导层最终必然向英帝国主义者屈服，并背叛独立运动。它未能挫败帝国主义者和印度大资本家的阴谋。它尾随国大党，没有准备好采取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印度革命的具体条件相结合。它拒绝向在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取得进展的中国革命学习，也拒绝接受中国革命所采取的道路及其持久人民战争的丰富经验。事实上，共产党领导层帮助资产阶级转移了人民反帝斗争的矛头。它与国大党结成机会主义联盟，在统一战线中没有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把团结绝对化，并将革命人民带到甘地主义领导层的后面。它背叛了印度独立斗争和印度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的一系列后果，给世界力量对比带来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伟大领袖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红军和世界各国人民彻底击败了法西斯势力。战争极大地削弱了帝国主义。东欧各国出现了人民民主政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沿着胜利的道路不断前进，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震撼了整个世界。世界三分之一的领土上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解放斗争浪潮席卷全球。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帝国主义在落后国家放弃了直接殖民统治，转而采取一种新的新殖民主义方式，以经过挑选和训练的代理人为依托，继续实行间接统治、剥削和霸权控制。
在印度，特巴加运动和巴卡斯特运动[3]、邮政和电报部门的罢工、孟买皇家印度海军的大起义、陆军和空军中出现的反叛倾向、比哈尔邦的警察起义、无产阶级团结斗争，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伦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的兴起，几乎使帝国主义统治走到了尽头。在这种形势下，英帝国主义利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等可靠的买办代理人，镇压印度人民的革命浪潮，以继续维持其剥削、霸权统治和间接统治。它与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相勾结，上演了一场政权移交的戏剧。
1944年的《孟买计划》[4]就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塔塔、比尔拉等封建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制定了这一计划。计划没有提出消灭封建主义的方案，也没有提及解决农业问题和土地问题、为新兴工业提供市场以及提高人民购买力等事项。至少，计划完全没有提到将土地、工业、银行及其他英国财产收归国有。相反，该计划主张进一步引进外国投资。这符合英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战略，也符合印度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利益。根据相关协议，印度不得建立任何重要的重工业。印度只能设立装配工厂，将英国和美国生产的零部件组装起来。这一时期，印度与美国之间达成了多项贸易协议，例如比尔拉—斯图德贝克(Birla-Studebaker)、瓦尔昌德—克莱斯勒(Walchand-Chrysler)、国家人造丝公司(National Rayon Corporation)等协议。1947年的政权移交，只有在印度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垄断企业达成此类协议之后才得以进行。这使英国的正式殖民帝国转变为一个由多个帝国主义势力共同瓜分的非正式帝国。
注释：
[1] 纳瓦卜(Nawab)是南亚历史上的一种统治者或高级贵族头衔，源自波斯语，经莫卧儿帝国时期广泛使用，主要指印度次大陆各地的地方统治者、总督或拥有较大权势的穆斯林贵族。
[2] 加达尔运动(Ghadar Movement)是20世纪初由海外印度人发起的反英殖民革命运动，主要活动于1913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目标是推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实现印度独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达尔党试图利用英国陷入战争的机会，号召海外印度人返回印度，发动反英武装起义。1915年的起义计划遭到英国殖民当局镇压，许多参与者被捕、处决或判处长期监禁。
[3] 特巴加运动是1946—1947年孟加拉地区佃农发起的农民运动，要求佃农保留三分之二的收成，地主仅取得三分之一。巴卡斯特运动主要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的比哈尔邦，农民反对地主侵占土地和驱逐耕种者，要求归还土地、保障耕种权。两场运动都是反抗地主剥削、争取农民经济权益的重要斗争。
[4] 《孟买计划》(Bombay Plan)是1944—1945年间由塔塔、比尔拉等印度主要工业资本家提出的战后经济发展方案，主张通过国家规划、公共投资和产业保护推动工业化。该计划支持发展基础工业和重工业，但并未主张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关系或全面实行土地、工业和银行国有化，体现了印度大资产阶级在扩大本国工业的同时维护私人资本利益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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