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据媒体10月17日报道，法国爆发新一轮全国性大规模示威，约55万人走上街头，抗议活动从最初的教育资源短缺问题，迅速蔓延至生活成本上涨、公共服务衰退等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多地发生激烈警民冲突。分析人士认为，这场由学生掀起的抗议浪潮，正将法国长期积累的财政困境、阶层矛盾与政治信任危机集中暴露出来，也给即将到来的2027年总统大选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
10月16日，加拿大版《时代》杂志发表尼古拉斯·贝克兰的评论文章，对这场暴乱进行了深度分析。文章指出：第一，法国战后福利国家模式日益难以为继。债务高企、经济停滞与国防、科技、公共服务等领域不断扩大的支出需求相互挤压，使政府陷入改革迫切却又难以承担改革成本的困境。第二，法国引以为傲的精英选拔制度，正在固化社会不平等。优质教育、政治权力和经济机会高度集中于巴黎及少数精英群体，原本承诺公平竞争的制度，反而使家庭出身和地域差异不断转化为阶层壁垒。第三，社会矛盾正加速演变为政治危机，并向欧洲层面传导。极右翼与极左翼势力借助民众不满持续壮大，传统政治力量日益碎片化，法国的治理困境可能进一步削弱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基础。
文章揭示了法国政治困局背后更深层的社会契约危机。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废除特权为重要目标，两个多世纪后的法国，各类群体依然竭力维护自身利益，普遍要求改革，却又都各私其利，不愿付出过多。当国家实力相对衰落、可供分配的资源日益有限，谁有资格继续享受制度红利，谁又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街头学生所要求的公平，或许正是理解法国下一场政治变革的重要起点。为便于国内各界知己知彼、把握形势之变，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摘译此文，供读者阅读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法国为何燃烧?
文｜Nicholas Bequelin
来源｜加拿大版《时代》周刊
▲10月17日，法国中南部的利摩日，建于1883年的历史性市政厅遭人纵火，
屋顶被烧塌，标志性钟楼在烈焰中坍塌，这座拥有143年历史的建筑几近毁灭。图源：Thierry Laporte
1处在十字路口的法国
9月17日，位于巴黎郊区克雷泰伊(Créteil)的圣埃克苏佩里中学(Lycée Saint-Exupéry)爆发了学生抗议活动。这是一所条件相对较差的高中，学生们抗议的是学校糟糕透顶的办学条件：长期师资短缺、设施简陋，以及持续多年下降的教育质量。两周后，抗议浪潮席卷法国各地城市。来自数百所中学和数十所大学的学生加入了抗议行动，并得到家长、教师和工会的支持。本周二，在持续进入第三周的示威活动中，法国各地有超过16万名学生和工会成员走上街头。
法国此前从未在一场主要由高中生参与的抗议运动中发生如此多的暴力事件。截至目前，全国各地的冲突已造成200多名学生、85名学校工作人员和700名警察受伤。抗议者闯入学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纵火焚烧有人占据或遭到封锁的建筑。10月5日，在法国北部朗斯市(Lens)的一场抗议活动中，一名15岁男孩被警方投掷的榴弹炸断了一只手。这一事件集中凸显了当局自抗议活动初期便采取的强硬应对方式。超过6000名抗议者遭到逮捕，其中大多数是未成年人，但他们随后均在未受到指控的情况下获释。
这场抗议爆发之际，法国已在“马克龙主义”(Macronisme)的治理下度过了近十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所代表的，是一种中间偏右、自上而下的治理风格。而此次抗议表达的则是一种更广泛的社会不满：人们对学校教育质量差异、大学录取决定以及潜在种族歧视感到愤怒；年轻人则普遍觉得，当权者没有倾听他们的声音，这个国家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多少对未来的希望。
法国巴黎一名抗议者举着一条横幅：“十年空虚：绝望与愤怒”图源：法新社
抗议活动发生之际，法国还面临着一场更广泛的政治信任危机。法国将于2027年4月举行总统选举，而极右翼和极左翼势力目前在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地位。领跑者是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多年来，她一直致力于提高其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的选举竞争力，同时围绕移民、犯罪问题展开竞选，并抨击脱离民众的政治精英阶层。她的政党已经是法国议会中最大的反对党，如果总统选举后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其地位可能得到进一步巩固。
另一边则是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让-吕克·梅朗雄(Jean-Luc Mélenchon)，他承诺推动权力和资源向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两人的政治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反对政治建制派、承诺让预算约束仿佛凭空消失，以及对欧盟抱有深刻敌意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今天的法国让人感觉正处于十字路口，那是因为它确实如此。战后形成的那套庞大的福利国家和政府监管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一模式下，由职业公务员阶层管理国家，负责推动经济现代化、调节市场力量并界定公共利益。
2战后法国模式的崩溃
如今，法国的财政赤字位居欧洲前列，公共债务已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19.3%，而且预计明年还将继续上升。人们越来越担心一场足以使国家陷入瘫痪的金融危机可能爆发。法国的借贷成本已经升至如此高的水平，以至于人们开始将其与希腊相提并论。2010年，希腊债务危机曾威胁到整个欧元区的生存。与此同时，法国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使得摆脱困境变得更加困难。
事实上，法国反而需要增加更多开支：在国防领域，随着俄罗斯的威胁日益加剧、乌克兰战争持续，以及美国逐渐退出其作为欧洲安全保障者的传统角色，法国需要投入更多资金;在新技术领域，这个曾经制造出协和式超音速客机和高速列车的国家，如今在高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方面已经落后;在公共服务领域，从学校、医院到长期遭到忽视的社区，都承受着巨大压力;在基础设施领域，法国也需要建设能够抵御气候变化日益严重影响的设施。
2026年10月17日，在法国巴黎，执法人员在抗议活动现场执勤。 图源：新华社
历届法国政府都曾承诺扭转局面，为国家未来迫切需要的这些投资创造条件，但没有一届政府取得成功。
法国的社会困境还要更加深刻。不平等一直是学生们抗议的核心诉求之一。他们的抱怨并非没有道理。与许多国家一样，过去二十年，在全球化、工业衰退以及继承性财富日益集中的共同作用下，法国的经济不平等不断扩大。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揭示了财富如何在代际之间延续，以及这一过程如何扩大资本拥有者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的鸿沟。这种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仍然引发强烈不满。对许多人而言，马克龙的“原罪”仍然是他在进入政坛之前，曾短暂供职于罗斯柴尔德投资银行。
但最具伤害性的不平等形式存在于另一个层面：法国深入人心的国家精英选拔神话。按照这一观念，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学业表现。
处于这一体系顶端的是竞争极其激烈的“大学校”(grandesécoles)。这些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培养了法国政治、文化和商业领域的大量领导人物。这一神话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烈的侵蚀性，原因并非学业成就得不到回报，而恰恰在于，优异的学业表现至今仍然是获得更好工作、更高社会地位以及权力职位的一条相当可靠的途径。在这样的制度下，来自经费不足的公立学校的学生，与那些就读于资源更加充足的学校、父母受教育程度更高且更懂得如何利用这一制度的同龄人相比，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私立学校提供了另一条上升通道，但人们仍然不认可通过花钱购买竞争优势的做法。因此，抗议活动首先在克雷泰伊爆发，并不令人意外。这里是巴黎近郊的一处工薪阶层聚居区，学校长期面临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
3我们永远拥有巴黎
种族和地域歧视同样加剧了法国的危机。
法国法律禁止收集按照族裔和种族划分的统计数据。这项限制在原则上值得赞许，但在实践中却存在问题。在法国的政治和商业精英阶层中，可见少数族裔仍然严重缺乏代表性。
具有移民背景的家庭，其中许多人的祖籍可以追溯到曾经遭受法国殖民统治的非洲和亚洲国家，往往不成比例地集中居住在城市外围地区。这些地方工作机会匮乏，居民在其他地区求职时又经常遭到雇主歧视。
过去十年，随着中东冲突不断以及一系列受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的恐怖袭击发生，仇视穆斯林的情绪也有所上升。过去基本局限于极右翼阵营的言论，已经渗透到主流右翼政治之中。在那里，对“秩序”和“安全”的呼吁，往往带有反移民的意味。
马克龙曾用“去文明化”来形容部分年轻人的行为。2023年，一名少年遭警察枪杀引发抗议活动后，前内政部长布鲁诺·勒塔约(Bruno Retailleau)则将移民参与抗议的现象描述为一种“向族裔出身的倒退”。这些言论都是上述政治转变的典型体现。
法国的精英选拔理想还面临另一个问题：巴黎。
政治权力、经济机会、文化声望以及精英教育资源，仍然高度集中于首都。其结果是，巴黎与法国其他地区之间形成了深刻的经济鸿沟，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生活于自身圈子之中的精英阶层。他们周围的人拥有相似的教育背景、职业经历和思维观念，与法国社会的大部分群体相互隔绝。2018年至2019年的“黄背心”运动，正是这种不满情绪此前的一次社会性大爆发。
图源：Yoan Valat/EPA
因此，学生们谴责巴黎与法国其他地区之间资源分配不平等，或者抗议活动首先在克雷泰伊爆发，都不足为奇。克雷泰伊距离首都如此之近，两者之间的反差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当我曾经就读的学校——精英中学亨利四世中学(Lycée Henri-IV)——的学生在抗议进入第三周时加入这场运动，我注意到，他们在描述自己的行动时格外谨慎，强调自己是在“声援”那些条件较差的学校。我当年在这所学校其实是个成绩相当差的学生。这些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处于社会鸿沟的哪一边。
所谓的精英选拔制度，不过如此。
4向爱丽舍宫发起冲刺
那么，法国接下来将走向何方?
随着明年4月总统选举日益临近，各政党正争相调整自身立场，以应对这场迄今没有任何平息迹象的抗议运动。
10月6日，超过25万人走上街头。除了高中生之外，大学生、教师、家长以及工会成员也加入了抗议队伍。一场规模更大的“全国抗议日”活动计划于10月17日举行。
数千名抗议者在巴黎伏尔泰大道游行 图源：法新社
熟悉的政治格局与新的政治力量都将影响这场选举。其中一个熟悉的因素是第二轮投票中的两难困境：选民可能再次被迫支持一个来自对立政治阵营的候选人，仅仅是为了阻止勒庞入主爱丽舍宫。
勒庞曾在2017年和2022年两次进入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目前又在民意调查中以较大优势领先。然而，这一次，落后于她的候选人阵营出现了不同寻常的分裂局面。
马克龙任内的两位前总理爱德华·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Gabriel Attal)都已加入竞选。菲利普正与梅朗雄争夺第二名，而阿塔尔则落后于他们两人。
无论选举结果如何，总统选举可能都无法解决多少问题。
如果极右翼国民联盟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她可能会发现，自己既没有稳定的议会多数席位，也缺乏公众或公务员体系的广泛支持。如果一名来自中间派或左翼的妥协型候选人当选，也可能面对同样四分五裂的议会。这种局面已经困扰了马克龙总统任期的最后几年，在此期间，法国两年内更换了五位总理。
真正的新变化在于，一些如今已为世界各地所熟悉的力量，正在多大程度上重塑法国。这些力量包括：民众对民主制度的信任危机;保守派亿万富翁建立媒体帝国并资助意识形态运动;社交媒体加剧社会两极分化;外国势力干预选举;以及选民对包括欧盟在内的超国家机构日益缺乏信任。
与美国不同，法国对竞选支出实行严格限制，但金钱仍然塑造着更广泛的政治生态。自称为“保守自由意志主义者”的皮埃尔-爱德华·斯特兰(Pierre-Édouard Stérin)，已经向那些试图推动右翼和极右翼政治议程的组织投入了大量资源。实业家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则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媒体帝国，其中包括类似美国福克斯新闻的CNews频道。该频道已经成为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的重要舆论平台。
5欧洲命运悬于一线
无论法国总统选举结果如何，欧洲的前景都令人担忧。
如果勒庞或梅朗雄当选总统，从乌克兰问题、对俄关系，到移民、预算以及欧盟权威等各个方面，欧洲的凝聚力都将面临考验。但即使是一位立场更加中间化的总统，也很可能缺乏足够强大的执政联盟，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这将与德国当前的处境相似。在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默茨(Friedrich Merz)正受到民意支持低迷以及极右翼德国选择党支持率飙升的双重掣肘。法国和德国的经济总量合计约占欧盟经济总量的40%。如果两国首都都陷入政治疲弱的局面，欧洲将在一个尤为危险的时刻失去其传统的经济与政治引擎。
欧洲正面临来自三个方向的日益加剧的压力：一是中国工业的强劲冲击，突出表现为欧盟对中国每年约360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二是俄乌冲突以及不断升级的“灰色地带战争”行动;三是美国转而反对欧洲长期依赖的战后国际秩序。
与此同时，欧洲还必须为气候变化和人工智能将带来的深刻冲击做好准备。曾在担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期间因拯救欧元而闻名的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已经提出了应对这一困境的方案。他的方案主张进一步整合欧洲单一市场，增加投资，推动产业整合，并提高欧洲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法国对于任何此类改革都不可或缺。
如果法国陷入政治瘫痪，欧洲将在一个最经不起削弱的时刻变得更加脆弱。
6尚未到来的革命
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废除贵族和教士阶层的特权。将近两个半世纪之后，特权仍然深深植根于法国社会之中。这些特权分散在一系列几乎类似种姓制度的社会和职业群体之中，从记者、律师、知识分子，到公务员和加入工会的工人，各个群体都拥有自身的优势、保障、养老金安排，以及对国家资源的特定诉求。最终形成的政治局面是：几乎所有人都同意改革已经迫在眉睫，但前提是由其他人承担改革成本，而自己所属群体的既得利益不能受到触动。
如果有人认为，以1789年法国大革命来解读当下局势有些过度，那么不妨看看马克龙自己当年为开启总统竞选之路而出版的著作所选择的书名——《革命》(Révolution)。他的总统任期或许并没有真正实现彻底的革命性变革，但他提出的许多更宏大的政策主张，已经越来越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世界各国政府已经纷纷接受由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增强战略自主权以及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等理念。
应法国草根运动“封锁一切”的号召，法国各地相继举行抗议活动。图源：路透社
与此同时，随着战后国际秩序逐渐瓦解，对美国霸权的不信任，以及进一步深化欧洲一体化的呼声，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马克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维护、甚至在某些领域重振法国传统优势的成绩归于自己。这些优势包括：主要依靠核能发电的电力体系;在奢侈品、旅游和酒店服务业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以及深厚的科学人才储备。如今，Mistral公司便是这种科研实力的一个代表，它是欧洲最接近世界级人工智能竞争者水平的企业。
马克龙是一位娴熟的外交家，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多边主义体系倡导者。在乌克兰、加沙、黎巴嫩、世界最贫穷国家的债务减免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他也采取了有原则的立场，同时谨慎处理法国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法国拥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使其外交影响力远远超出本国经济体量所对应的水平。法国外交官曾以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说法来形容这一地位：“拿着经济舱机票，却坐在头等舱里。”
然而，无论是这些政策主张，还是法国所拥有的上述优势，都不足以扭转过去二十年来法国的衰落。或许，法国真正缺少的是一场革命，其重点与其说在于政策本身，不如说在于政治文化。
法国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在这一契约之下，为适应法国日益受限的财力和相对衰落的国家实力，社会必须作出必要的牺牲。而这些牺牲之所以能够被人们接受，是因为他们相信，相关负担正在得到公平分担。
如果这样一场革命最终到来，那么它更有可能从那些走上街头、要求自己的声音被倾听的学生中开始，而非从爱丽舍宫或各个政府部门中发起。
*文章转自加拿大版《时代》周刊于10月16日发表的文章，原题为“Why is France Burning?”，文章有删节，小标题为译者自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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