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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岳成:当代中国的社会土壤

李岳成 · 2026-10-20 · 来源:作者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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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解决“土地”的问题,谁就能救中国,谁就能在此基础上,影响新一代的世界。

土地是毛泽东一生思想的原始现场:谁占有土地,谁组织农民,谁就能改变中国。半个世纪过去,田亩早已不是土地的边界——今天的“土地”已扩展为全部生存条件:工作、住房、教育、时间、数据与注意力。

现在,让我们勘察勘察这片,中国的社会土壤,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一、生存条件的租约化

改革开放好哇,让一切的关系明晃晃的摆在我们眼前。

2023年、2024年,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均为49小时,为统计以来新高;2025年为48.6小时。劳动法规定44小时,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和人社部表态“996、007违法”。而智联招聘2025年的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劳动者在免费加班,每周还多交出数小时的无偿加租。三句话放在一起,我们就看见了违法的劳动制度,被统计连续确认为常态。

许多人关心的房产方面,2019年央行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显示:家庭负债中约四分之三是房贷,住房拥有率高达96%。但拥有率掩盖了结构:购房者的“拥有”要先向银行与土地财政预缴未来三十年的劳动,按揭不清,产权只是抵押品;城镇租房人口约2.2亿(贝壳研究院《2025中国住房租赁发展报告》),连分期赎买的入场券都够不着。一端41%的家庭持有两套及以上住房,另一端数亿人以余生偿付使用权。

再看一看身份的层面。我们可以鲜明的看见,学历的制度,包含了两个先后发生的过程:门票化,与学阀化。

2026年高考,1290万人报名;同年本科毕业,343万人考研,峰值2023年曾达474万;该年研究生毕业,371.8万人考公。一个家庭把最年富力强的岁月,一代一代投进这张门票,这是为了什么?因为在许多人看来,读书,就是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麦可思就业蓝皮书显示,2025届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起薪6435元,高职毕业生4882元。我们可以看见,同一个劳动力市场,按学历的等级直接开价。于是学历不难被作为门票,被大肆争夺。

可学生们就算真学了上去,草根的学者们也算不得前途光明。在学术体制内,门票的价值被挂在了发表权上。职称、学位、课题、奖项,全部挂在发表上;控制了版面,就控制了整条进阶通道。教育部、科技部两部门自己就联合承认了“唯论文、SCI至上”的问题,导致“价值追求扭曲、学风浮夸浮躁”。

唯论文会怎样?要么向西,要么向内。偏偏指挥棒在西,选题就要迎合西方期刊的趣味,范式要经过资产阶级学术市场的审查,连问题意识都要先翻译成影响因子的语言;如果指挥棒在内,又是在关系网内部循环,互相引用,互相抬轿。这正是“自娱自乐”的结构:承认与引用都不流向公共领域,只在门内流通。

用钱定价的产业已经是官方定性的问题,至于师门互引在学术期刊界自己的研究说得极其直白:小集团内部期刊互引,已是“公开的秘密”:2014年全国大学教师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高校教师“近亲繁殖”率——本校毕业留校任教者——任意学位达45%、博士学位达39%。

于是,我们向房东、银行、财政乃至学阀等等的收租者交了我们的“地租”,才获得了安稳度日的权利。

难道租赁是土地的专利?恩格斯的导言里论劳动力的买和卖,用的词就是出租。租佃是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所有者凭垄断占有定期收取贡赋,却不参与生产。

难道这些收租者们生产吗?如果他们真切的有生产,那劳动者们的付出又去到了哪里?人以终生租用了这些权利,可这些权利却还在通货膨胀,叫一句朴素的“活着”,成了三四份合同的租约。

可这些“地租”,原都是无产阶级剩余价值的产物。

二、无产者的新租约

网络平台是技术发展后的新产物,在资产阶级的主导里,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全新的收租地。比如外卖:全国注册外卖骑手约两千万,而美团自己的披露:月均有单骑手三百三十六万,全年接单 260 天以上者只占11%。司机方面同样如此:全国司机已超七百万,多地发布运力饱和预警;有城市司机日均流水三百余元,抽成二到三成,净收入约占流水四成。

所以资本网络平台需要的不是劳动力本身,时代变了,但有一项是不会变的。他们需要的是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他们希望最好有大把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的状态,以此便利于他们进行压制剥削的话语权。他们会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或者压根不说话,让你失业然后自讨苦吃。

所以地租换了形态,租佃没有死。每一单的抽成就是当代的租率,商家买流量花的都是佃户的钱。地主穿起了服务器的外套,收租的程序写成了一行行代码。

技术的革新还催生了另一产物——人工智能。很多人视它为横空出世的变数,但它不是变数本身,因为变数永远是阶级的关系,是人对技术的态度。

在资产阶级话语主导的背景下,工业企业应用大模型的比例一年之内从9.6%升至47.5%;替代呈“沙漏型”——顶层决策岗位走高,线下蓝领意外坚挺,中间流程化的白领萎缩最快。一项2025年的研究指出:AI暴露度越高的职业,工作日越长、休闲越少,生产率收益流向企业和消费者,而非劳动者。

可是,人工智能本身,正在狙击资本生产的逻辑,因为它可以提高生产,却无法制造买家,于是资本在给自己制造买家。

2025年,OpenAI签下的算力采购协议以万亿美元计,当年营收只有一百多亿美元。钱花得比挣得快,答案是循环融资:芯片厂商投资客户,客户拿钱买回厂商的芯片,收入在账面循环一圈,像增长。2026年全球大型云服务商资本开支可能达到八千七百五十亿美元;未来三年全球数据中心建设三万两千亿美元,一半以上靠信贷,九千亿美元来自透明度极低的私募信贷市场。

所以资本被迫用越来越少的劳动生产越来越多的东西,又以劳动时间为尺度计量自己。它无法在眼下的矛盾中静止,而眼下给出的答案是泡沫。

无论这个泡沫是破与不破,宏观层面上它都已经留下了遍布全球的数据中心、电力指标与模型产权——一片比田亩更彻底的圈占完成的新土地。

于是资本可能淹死在自己的泡沫里,却不会蒸发机房与语料产权。就算资本真的自我颠覆了,也无法回答新土地到底归谁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变数是阶级关系,是占有与支配关系的移交。变数在人,而不在技术本身。

三、两极的再生产

两极分化不是政策的失误,也不是哪几个富人的道德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七篇第二十三章写下过这个规律的全貌:社会的财富越大,它的增长能力越大,从而产业后备军也越大。

“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皮凯蒂用三百年的历史数据,把这个规律压缩成一个公式:资本回报率长期大于经济增长率,r>g。意思是,钱生钱的速度,天然跑赢人挣钱的速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资本不需要任何坏人。没有贪官,没有奸商,分化也会照常完成,因为它是复利。

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数四万一千三百一十四元,中位数三万四千七百零七——中位数跑输平均数两成,收入的大头在上半部。把全体居民按收入五等分:最低的两成人均九千多元,最高的两成人均九万多元。

十倍。而且这不是一次性的差距,是每年都重新交一次的差距。

我们可以看见,一家银行的年报显示:两亿一千万零售客户中,资产五十万以上的占2.5%,掌握81.9%的资产;这个比例从2007年的54%一路走到今天。

我们可以看见,2026年8月,十六至二十四岁失业率18.9%,为不含在校生新口径发布以来最高;三十至五十九岁只有3.9%。同一个劳动力市场,两个年龄撕开十五个百分点的裂口。供给端,2025届高校毕业生一千二百二十二万;需求端,机构测算校招岗位较2022年峰值收缩约四成。接不住的白领潮涌向灵活就业:官方口径从“达到两亿”变为“超过两亿”,研究机构测算2025年约2.8亿、预计2026年3.2亿,占城镇就业超四成。

有工作的人超时工作,没工作的人被蓄水池收容——裂口首先不在贫富之间,而在同代人内部、在有工作与没有工作之间。

于是,分化制造的从来不只是两个阶层,而是无数个彼此无法辨认的格子:正式与派遣、编制与外包、本地与外地、中年与青年。剥削制造共同的敌人,分化制造彼此的陌生。

命名权的争夺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的明白——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谁有权给现实起名,谁就能规定痛苦的原因和出口。

争夺每天都在发生,毕竟生活每天都有人在继续——官方口径与民间口径争,资本逻辑与无产逻辑争。

劳动的方面,资方说“996是福报”,官方说“崇尚奋斗,不等于强制996”,而民间则冒出来了“打工人”与“躺平”的热词。到2024年,打工人开始自称“牛马”,身上的疲惫叫“班味儿”。在这一年里,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十大网络用语里,“班味儿”和“松弛感”同榜入选,官方为这组词写下的注解是:“无论浓人淡人,我们都应当学会自我调整、心态平和,用内心的松弛感来冲淡紧张疲惫的班味儿。”

我们可以看见:你说累,他说你该松弛;你说剥削,他说你该奋斗。这就是命名权的争夺。一份疲倦,两种药方,三个来源。来自不同的世界,各自通向不同的目的。

婚姻的方面,官方大力提倡适龄婚育,多地已经发钱奖励结婚。民间的回应是一纸冷数据:2024年,全国结婚登记610.6万对,比上年下降两成,创1980年以来新低;2025年虽有回升, 2026 年上半年却又同比下降约 7.5%。民间对婚姻进行了重命名,彩礼、房贷、酒席的算术被逐条摆上台面,短视频平台上流传的婚姻经济账,把“美好婚姻”的叙事改叫成另一个词:力工。

你看,一个说应该幸福,一个问幸福多少钱。为什么?因为官方的话语总是与现实的结构相割裂,因为婚姻的负担就在每个人的眼前。

我们可以看见,在解释权的方面,热搜上、弹幕里、酒席间。哪里都是争夺。躺平是不是可耻?奋斗是不是被辜负?每一轮新词的出现,都是民间在给现实重新命名;每一次官媒的回应,都是把命名权往回拉。

于是我们来总结一下:官方话语的基本功能,是把结构问题翻译成心态问题;资本话语的基本功能,是把占有问题翻译成奋斗问题;民间话语的基本功能,是把一切重新翻译成实打实的体验与账本。

所以谁命名了痛苦,谁就在指明出路。谁更接近结构,谁就更受欢迎。

结语

什么是“土地”?什么是新土地问题?再多的分析,最后都得到了一个结论: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收租者不生产。

土地不再只是田亩。土地是全部生存条件的占有关系。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那么今天,我也可以说:

谁能解决“土地”的问题,谁就能救中国,谁就能在此基础上,影响新一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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