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供中央委员参阅)
我们党对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立场
——政治纲领
（草案）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中央委员会
2024年12月
六、第三阶段：1991年至今（2024年）
这就是全球化阶段。在这一阶段，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即通常所说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取代了被证明无济于事的凯恩斯主义理论。该理论由芝加哥学派提出，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是其主要倡导者。自1980年前后起，消除各种障碍、使金融资本能够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转移的进程开始启动。外国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大量涌入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市场。因此，1991年以后，合资企业在落后国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随着“苏联”这一超级大国的解体，印度与美国这一超级大国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印度也被拖入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陷阱。放松管制、取消许可证制度、撤资和去工业化(以上简称D4)成为常见现象。尼赫鲁式社会主义被指责为社会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因。各方人士开始纷纷鼓吹新自由主义改革。随着“苏联”的解体，任何与维护国家利益有关的举措，即使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也被视为落后、过时，因而应当被抛弃。相当一部分企业媒体在这方面变得驾轻就熟。在这一阶段，帝国主义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进行了结构性调整。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质上就是帝国主义的全球化政策。
作为这些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实力雄厚的大型跨国垄断企业(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MNCs-TNCs)为了摆脱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危机所引发的“滞胀”困境，将传统产业转移到外国。这些企业由此开创了新型的国际分工模式。这些公司通过在多个国家生产同一种商品，将整个世界变成了自己的工厂。一种商品的生产被拆分为多个环节，其零部件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制造，最后在某一地点组装成最终产品。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寻找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低廉、法律法规有利于生产经营的地区，并据此构建生产链条。相关协议的安排使金融资本能够随时进入任何地点，也能够轻易撤出。因此，企业并不青睐长期性投资。成千上万家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根据各自的产品建立起“全球价值链”，并将业务扩展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它们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和配套企业，尤其倾向于与落后国家的买办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或者将生产任务以分包的方式交给这些企业。买办企业生产的商品仅用于出口。这一政策削弱了工人的组织力量。这是新经济政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2017年，规模最大的100家非金融类跨国公司，其海外资产或海外销售额的平均占比超过了60%。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随着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线上经济、轻资产模式和零工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企业也日益融入其中。这类经济模式主要依赖临时工、兼职、合同工和自由职业者。
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地的工业企业、金融公司及其他企业发生了大规模的兼并与收购。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出现，掀起了跨境兼并、投资和贸易的浪潮。少数跨国银行所掌握的金融资本，在世界经济生活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资本集中、国际直接投资、生产与分配的社会化和国际化，以及贸易全球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巨型跨国垄断公司由此兴起。到2017年，全球737家大型跨国公司控制了世界全部生产的80%。世界贸易的80%通过跨国公司进行。列宁同志早已预见并分析了这些发展趋势，他指出，少数大型金融企业将支配整个世界。
跨国公司的财富总和可与各个国家的财富规模相媲美。例如，沃尔玛公司在《财富》杂志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榜单中位居全球最大公司之列，其收入超过5000亿美元，高于比利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到2020年，沃尔玛的经济规模已超过世界上161个国家。苹果公司的市值为2.7万亿美元，高于印度2.6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当我们比较世界近200个国家的经济数据时，可以发现，在全球100个规模最大的经济体中，跨国公司的收入占比超过70%。到2020年，全球企业总财富的69%集中在美国。
2017年，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有一半位于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英国。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中，近三分之二位于这些国家。到2020年，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59家位于美国。随着工业全球化将经济活动进一步拆分，资本主义世界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获得了巨额利润。根据《财富》杂志2017年《财富世界500强》的数据，除中国企业外，全球最大的500家公司中有380家公司的收入总额达到22.83万亿美元。利润份额增长指数和利润率都表明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性本质。
目前，少数实力最为强大的跨国公司正在支配多个国家及其政府。截至2024年12月，美国拥有835位亿万富豪，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以427位位居第二。特斯拉所有者埃隆·马斯克以2080亿美元的财富位居第一，杰夫·贝索斯以2050亿美元位居第二，伯纳德·阿尔诺以1990亿美元位居第三。根据Contour Brand报告，美国科技巨头苹果公司(iPhone制造商)以1.0159万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居全球百大品牌之首，谷歌、微软、亚马逊和麦当劳依次位列其后。跨国公司借助美元霸权、对知识产权的控制以及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广泛地重塑了各国的参与式政策、生产方式和利润模式。它们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和军事领域建立起新的联盟与霸权关系，并推动这些领域的企业化。通过将理论、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企业化，它们为经济领域的企业化铺平了道路，并将自身相互竞争的效率优势扩散到各个领域。跨国公司控制着营销网络、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并由此不断积累更多财富。
帝国主义基金会和智库是传播新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推动力量。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阿诺德·哈伯格等经济学家处于这一进程的前沿。例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蒙佩勒兰学会以及美国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等组织，以新自由主义之名，通过资助涉及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研讨会及教育机构，宣扬帝国主义价值观。来自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经济学专业学生受到这些思想的灌输，并被塑造成所谓的“芝加哥男孩”[1]。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安全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的管理部门中，都充斥着这些人。他们后来成为总理、财政部长、经济学家、世界银行官员和企业律师，为跨国公司敞开大门，并推行这些政策。米尔顿·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国家机器开始受到金融资本的支配，国家沦为资本手中的工具。国家通过对人民，尤其是劳动群众，施加直接和间接的暴力，为资本开辟道路。
帝国主义主要通过在本国和外国的学术领域传播其文学、艺术、自由艺术教育及相关价值观，并借助企业媒体、教育和宣传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文化霸权。《Maxim》《Verve》《Vogue》《Cosmopolitan》等杂志、好莱坞电影、由其控制的占全球75%的电视产业，以及音乐和文学，在世界人民中制造了关于西方生活方式的种种幻象。美国通过主流媒体的调查研究和新闻报道，塑造世界各国人民的舆论。落后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正是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上被推行的。
阿齐姆·普雷姆吉、金达尔、塔塔、信实集团以及印度国内其他类似的买办企业集团，也建立了自己的智库，意在按照其需要塑造印度人民的舆论。这些企业集团为奖学金及其他项目提供资金，举办艺术节、文学节、“思想沙龙”(think fests)和煽情性讨论活动，经营教育和医疗机构，并通过颁发奖项等方式，传播西方、后现代主义和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同时突出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这些机构宣扬，自由化政策不分种姓、民族或宗教，并且尊重真正的能力与效率。它们将新近崛起的达利特亿万富豪描绘成“达利特人民的发展”的象征。另一方面，这些势力又在不同宗教、种姓和民族之间制造新的冲突，使人民无暇认识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从巴布里清真寺被拆毁到吉亚纳瓦皮清真寺争议，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
作为全球化战略的一部分，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开始发动大规模攻势，横扫所有落后国家的经济。印度买办统治阶级从一开始就一直在推行依赖外国投资的政策。自1985年起，尤其是1991年以来，印度统治阶级大幅推进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LPG)政策，遵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后来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所施加的条件。在这一阶段，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地位尤其得到了数倍强化。为此，它不断维护印度陈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它进一步与世界金融资本相互交织，并根据自身利益，在不同阶段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秩序进行一定的调整。它扶持以种姓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和种姓秩序，并将种姓作为继续实施剥削和压迫的工具，以分裂受压迫人民，阻碍工人、农民等受压迫人民、受压迫阶层和受压迫民族针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所开展的客观斗争。
作为帝国主义全球化政策(LPG)的一部分，印度买办统治阶级针对各个领域制定了专门政策，包括新经济政策、新工业政策、新农业政策、新贸易政策、新银行政策、新黄麻政策、新煤炭政策、旅游政策、信息技术政策、动画产业政策、制药政策和初创企业政策等。它通过修订数百项法律，推行了多项金融改革。在婆罗门教印度教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者莫迪的领导下，印度人民党政府通过煽动民族主义狂热和以宗教之名煽动印度教族群主义(Hindu communalism)而上台，并积极推行全球化政策。该政府为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铺设红地毯，同时积极推行婆罗门教印度教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手段。它将印度宪法置于一旁，践踏名义上的民主制度，以镇压各种形式的人民反抗。对公民权利和民主权利的侵犯日益加剧。莫迪政府企图建立一种官僚主导的、违宪的体制，实行个人独裁统治。它将选举委员会、司法机构、印度储备银行、执法局(ED)、中央调查局(CBI)等机构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印度计划委员会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印度国家转型研究院(NITI)，其目的在于全面推行私有化和企业化，以便向所有领域开放外国投资。多个领域的百分之百外资准入道路早已铺平。印度经济正被推向危险境地。
在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除了投资于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服务业之外，并未在印度的生产性部门进行多少投资。因此，在吸收外国投资的各个部门中，生产性部门仅排在第四位。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也据此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在莫迪执政的11年间，生产性部门同样没有得到显著发展。莫迪大力宣传“营商便利化”政策，并将其纳入“印度制造”计划之中。世界银行制定“营商便利化”政策，正是为了推动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LPG)政策的实施。印度制造业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仅为17%—18%。一方面，印度主要依赖国际金融资本和跨国公司的重型机械技术;另一方面，却打着“印度自力更生”(Atmanirbhar Bharat)的旗号，吹嘘生产性部门实现了自力更生。这是一种虚假宣传。2014—2023年，在“印度制造”计划实施期间，超过9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印度，但这些投资并未进入制造业，而是流向非生产性部门，以及劳动剥削极其严重、就业缺乏保障的非正规部门。这些部门逐渐成为重要的投资领域。铁路、保险、国防以及医疗设备制造领域吸引了大量外国直接投资。印度还设立了“投资者便利中心”，专门为外国投资服务。德里—孟买、阿姆利则—加尔各答、金奈—班加罗尔、维沙卡帕特南—金奈工业走廊，以及班加罗尔—孟买经济走廊相继建立。“技能印度”“创业印度”“数字印度”、总理人民财富计划、智慧城市、“甘露时代”(Amritkaal)、“清洁印度运动”(Swachh Bharat Abhiyan)、“海洋之路”(Sagarmala)等多项计划，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却没有促进制造业的相应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四项劳动法典、农业法案以及其他有利于企业的法律，只帮助了印度国内和外国企业集团剥削印度。金融资本在其支持下、为其利益服务，并在其霸权支配下向各个领域推行的政策，反而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印度买办统治阶级所推行的帝国主义式破坏性发展模式，正是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
由于全球化政策的推行，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高级官员获得了远高于普通雇员数倍的工资，并利用其官僚权力，在各种腐败丑闻和诈骗案件中攫取了大量财富。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人则在各类买办企业集团、信息技术公司、金融机构和私人银行中担任首席执行官、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积累了数千万乃至数亿卢比的财富。这些群体都是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尽管在全球化进程中，这些群体的境遇经历了多次起伏，但他们始终处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前沿，并从中攫取了超额利润。
在这一时期，印度进一步陷入外国贷款的泥潭。截至2023年12月，印度的债务总额已升至161万亿卢比。2023—2024财年，债务总额增长了56.9%。据估计，2024—2025财年，债务负担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6%。每支出1卢比，就有将近一半用于支付利息。整个时期，印度都陷入了无奈的困境：为了偿还旧债，不得不继续借贷。
随着印度工业企业不断被跨国公司兼并和收购，跨国公司的霸权大幅增强。银行、港口和机场等公共部门企业被以经营不善、陷入困境为由关闭。与此同时，一些盈利状况良好的企业也以现代化、兼并和收购为名，以极低的价格出售股份。无论是经营不善的企业，还是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都未能逃脱这一命运。基础设施领域的基本系统被移交给国内买办企业集团和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由此，铁路、印度航空、大都市电话公司(MTNL)、印度电信公司(BSNL)、印度焦煤公司(BCCL)等公共部门企业及其设施的大量股份或资产，落入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或帝国主义跨国公司的私人管理者手中。多个邦的电力生产和配电部门被私有化。所有邦的交通运输和通信部门也正在被私有化。除美国之外，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在竞相向电力、道路、电信及其他领域提供巨额贷款。
航空公司、石油企业、相关项目以及银行业都进行了大规模改革。外国投资被允许进入主要机场、港口和铁路车站，并逐步取得对这些基础设施的控制权。煤炭开采领域获准引入百分之百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针对外国投资的所有限制均被取消，帝国主义银行和保险公司也因此获得了在印度经营的充分机会。到2009年，印度私人银行获准享有与国有银行或政府银行同等的经营权。这一进程导致有组织部门不断衰退，非正规部门和私营部门则成为经济中的主要组成部分。
印度的自然资源是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攫取巨额利润的宝库。各方势力围绕矿产财富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在贾坎德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西孟加拉邦、特伦甘纳邦、安得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中央邦及其他邦，政府签署了涉及数十万亿卢比的采矿谅解备忘录(MoU)。跨国公司和大资产阶级控制的矿业企业获得了大片土地。为了满足工业走廊建设的需要，地方政府以土地储备库政策为名，以极低的价格侵占小农和边缘农民的土地。这一过程导致粮食短缺。
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获准建立经济特区(SEZ)，并与各邦政府直接进行交易。由此，他们附加各种条件，直接向印度提供贷款，用于建设工业、铺设快速公路、兴建高科技园区、建造海得拉巴和班加罗尔等高科技城市，以及实施其他基础设施项目。各邦政府竞相争取此类贷款，其中也包括由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领导的邦政府。为了实施这些项目，各邦政府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征用了数十万英亩的肥沃耕地。印度正在经历其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规模土地征收。经济特区、水坝、超级公路、城市“改造”、地铁项目及其他大型“发展”项目，以及采矿活动，正在迫使森林地区数以十万计的部落居民离开家园。在经济特区内，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尤其是女工，正遭受严重的劳动剥削，陷入现代奴隶制般的劳动境况。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统计，全球跨国公司每年攫取的利润高达1500亿美元。
买办政府正在推行具有剥削性质的公私合营(PPP)政策。公私合营不过是国际垄断企业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企业实行垄断的一种形式。这是跨国公司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积累财富的一种手段。剥削性的政府利用这一模式，逐步将各类项目置于私人资本的控制之下。例如，在过去30至40年间，原本由政府控制的机场、造船厂、公路、城市交通、供水供电、医院、国防工业制造等领域，正陆续被移交给私营企业。煤炭、电力生产及其他类似领域也被私有化。农业正被交给帝国主义者和印度大型企业集团控制。数百项妨碍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法律正在被废除，其中包括废除40项劳动法。与此同时，立法机构又陆续出台多项有利于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法律，以各种名义将人民的财富转交给这些势力。四项劳动法典、废钞令[2]、商品与服务税(GST)、《2023年森林保护法》以及《中央矿业法》，都是这一进程的一部分。
股市尤其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带来了丰厚利润。它们从银行获取巨额贷款，买卖自身资产和股份，人为制造虚假需求，以此吸引更多资金;随后以极高的价格出售股票，从中攫取利润。依靠股价上涨所形成的估值增长，它们又从国有银行、印度人寿保险公司(LIC)及其他类似金融机构获取更多贷款。这一循环过程进一步推动了它们的业务扩张。通过这种方式，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只需投入较少的资本和精力，就能攫取巨额利润。帕坦伽利公司[3]就是一个例子。
世界各地的亿万富豪将目光投向最贫困的人群，向他们收取极高的利息，并向小额信贷公司投入大量资金。这一趋势迅速蔓延至世界各地。世界金融资本掠夺了包括印度在内的落后国家数以千计的贫困人口的储蓄，并从中攫取超额利润。大量民众因此走上自杀的绝路。小额信贷还使人们逐渐远离了政治运动。
这些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企业不偿还银行贷款。政府将这些逾期未还的贷款列为不良资产(NPA)，并以此为名予以核销或豁免。截至2022年12月，此类贷款总额已达到11.17万亿卢比。莫迪政府在2022年议会冬季会议期间对这些贷款进行了核销。2016年11月，莫迪政府以打击黑钱为名，推行了废钞令、商品与服务税(GST)以及电子运单制度(e-way bill)等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保护因不良资产问题而濒临破产的银行，并满足买办企业的资金需求。为了使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受益，数以千计的中小微企业(MSMEs)以及运输企业陷入破产，数以千万计的人的就业受到影响。
初创企业是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势力强大的另一个领域。2013年，印度有350家初创企业;到2023年3月，这一数字已增至20万家，并涌现出130家独角兽企业。莫迪政府出台的初创企业法案，赋予金融资本家对初创企业巨大的控制权。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梦想建立一家类似阿里巴巴和百度的印度跨国公司。
在政权移交后的50年间，买办统治者始终没有制定任何有关“技术创新”的政策。此后，尽管制定了一些相关政策，但这些政策也仅限于宣传层面。事实上，由印度大资产阶级掌控的工厂工业，是印度商人的经营专长与外国产品工程师的技术专长相结合的产物。这正是印度买办政府将资金投入石油、电信、电力和铁路等领域的原因：这样既不会对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构成竞争，又能够满足跨国公司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这些领域的建设资金主要来自外国贷款。印度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建设相关项目和工厂，并在其中采用外国的现代技术。
因此，最强大的跨国公司对印度技术知识的垄断仍在持续。在技术知识迅速更新、不断过时的情况下，印度的工厂工业在技术知识和资本货物方面，越来越依赖外国资本，尤其是外国金融资本。印度制造的产品也日益迅速过时。由于缺乏独立发展技术知识的政策，印度的国家发展受到了一项主要障碍的制约。
帝国主义智库宣称，只要跨国公司在落后国家设立企业，这些国家就能获得新的科学知识，实现工业增长并增加就业机会。这种宣传完全是虚假的。跨国公司只关心利润。它们只是根据自身需要，向落后国家转移次等技术。即使是对这些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印度工业部门也远远落后。事实上，印度整个电信革命，包括手机终端的生产，都依赖进口设备。近年来推出的5G移动通信服务也依赖进口技术。印度储备银行推出的电子卢比同样依赖外国技术。印度农业部门使用的各种技术和设备，无一不是建立在外国知识产权之上。企业在修建公路和实施多用途工程项目时所使用的各种设备，也都是外国制造的产品。印度拥有实力雄厚的软件产业，但由印度企业自主拥有的软件却少之又少。印度的软件产业主要只是运行进口软件。印度在研发方面的投入也十分有限。跨国公司引进的现代技术会导致就业岗位流失。无论跨国公司在哪里引进新技术，通常都不会提供与之相关的科学原理和技术公式。它们不在本国，而是在落后国家进行投资，其目的并不是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而是利用这些国家不完善的法律和有利于资本的税收政策，以极低的成本掠夺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由此，跨国公司和这些国家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攫取了巨额利润。它们还通过施压，迫使立法机构批准这些不完善的法律和有利于资本的税收政策。
由于全球化政策，在过去三十年间，无论是否符合印度的实际需要，进口过时的高科技机器和技术的使用都不断增加，使帝国主义者攫取了超额利润。印度历史上这一时期所谓的“高速增长”，导致经济遭到破坏、社会动荡加剧、生态环境恶化，并影响了数以百万计工人和雇员的就业。临时化、合同化用工日益普遍，业务外包不断增加。2015年至2023年间，180万家中小微企业倒闭，540万人失去工作。“无就业增长”成为主要趋势。经济不平等加剧至前所未有的程度，失业率升至过去45年来的最高水平。印度原本以劳动密集型经济为主，如今却正在转向资本密集型经济。失去工作的劳动力正从工业部门倒退回农业部门。近50%的劳动力退出了工业部门：相关就业人数从2016—2017年的5200万降至2021—2022年的2700万。就业岗位减少的现象在纺织、建筑施工和食品加工等行业尤为突出。随着城市地区就业岗位减少，依赖农业为生的人口不断增加。依赖农业的人口比例从2018—2019年的42.5%上升至2022—2023年的45.8%。这使农业部门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过去30年间，40万名农民自杀。印度有2.6亿农业劳动者生活在悲惨的境况之中。
如今，根据官方统计，印度有8.135亿最贫困人口，全国农村人口中有75%、城市人口中有50%遭受贫困。每年有70万名青年自杀，平均每天约1600人。印度有超过1亿青年深陷毒品泥潭。印度是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根据2024年全球饥饿指数，印度排名第105位，落后于斯里兰卡、尼泊尔、缅甸和孟加拉国。2024年12月第一周，印度卢比兑美元汇率跌至84.72卢比兑1美元，这是过去30年来卢比价值首次出现如此程度的下跌。农村居民的月收入降至1059卢比，城市居民的月收入降至1286卢比。印度居民的人均收入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阿琼·森古普塔委员会[4]指出，印度77%的人口每天的收入只有20卢比。根据全球研究机构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发布的2024年统计数据，印度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有全国总收入的22.6%，这一比例在世界各国中处于较高水平。在财富分配方面，2022—2023年，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全国40.1%的财富。这些数据揭示了印度经济不平等的严重程度，也说明了亿万富豪人数不断增加的原因。显而易见，印度的财富日益集中于少数买办官僚资本家手中，正是全球化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在这一时期，信息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陷入危机的帝国主义的困境。印度一些新兴亿万富豪创办了信息技术公司，通过承接跨国公司的外包业务攫取利润。印度排名前20位的软件公司承担了全国近一半的软件出口业务。这为一部分富人和上层中产阶级提供了各种机会，同时催生了一个新的富裕阶层和新的剥削形式。业务流程外包、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等行业在国际市场上迅速繁荣。这些行业需要大量廉价的专业劳动力。由于这些公司只在重要岗位上聘用美国人，美国员工与印度员工之间的工资比率降至24∶1。所有这些都为跨国公司和印度国内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然而，与其他行业一样，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冲击了信息技术行业。过去三至四年来，该行业正逐渐失去往日的繁荣。
买办统治者一方面鼓励发展面向出口的生产，另一方面却放宽进口限制，并取消了1400多种日常生活用品的全部进口关税。一些大型企业正试图控制农产品生产和流通体系。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商业活动不断扩张，垄断企业对商业活动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强，中小型商人则受到挤压，生存空间不断缩小。
政府一方面逐步退出教育和医疗领域的民生服务，另一方面却通过私有化和企业化，使跨国公司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垄断发展到顶峰。数以千计的公立学校被关闭，剥夺了贫困人口接受教育的机会。大型企业集团利用中产阶级希望子女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愿望，将印度理工学院(IIT)、印度管理学院(IIM)等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为国家医学入学考试(NEET)提供辅导的培训中心商业化，从中攫取巨额利润。政府则以设立教育信托的名义，大规模将国有资产交给具有封建政治背景的企业集团。在政府的扶持下，大型教育产业帝国不断建立起来。信实集团、阿齐姆·普雷姆吉、OP金达尔和比尔拉等企业集团建立了世界级教育机构。拜尤斯(BYJU'S)等新兴买办官僚资本家也进入了这一领域。莫迪政府不仅没有新建一所学校，还削减了教育预算。莫迪政府从基础教育阶段开始推行《国家教育政策》，灌输带有摩奴法典思想、婆罗门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中世纪思想，对人类进化、社会历史和科学作出颠倒是非的解释。近年来兴起的在线教育也是教育企业化的一部分。过去三年间，数以百计的企业化教育机构相继出现，其中包括外国大学。
过去二十年间，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在医疗领域迅速壮大。各主要城市和次级城市中都出现了多专科医院。这些医院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吸引患者，再以高昂的收费剥削患者。对于无依无靠的贫困人口而言，这些医院已经成为一种威胁。保险公司则是医疗剥削链条中的另一重要环节。医疗和保险这两个领域都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带来了超额利润。即使是最微小的货币单位，其背后也凝结着劳动群众的辛勤劳动，任何数额的利润都离不开劳动群众的付出。政府声称自己是人民的政府，实际上却在剥削人民，并不断壮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力量。
旅游业已成为企业集团纷纷涉足的商业领域。跨国公司经营的酒店、度假村、旅行社、美容院、沙龙和水疗中心，已经发展成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其结果是，致命疾病日益蔓延。
印度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设计师品牌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大量家具进口产业进入印度市场，导致数以千计的印度小型生产者破产。企业集团或商业资本出资，将重要节日商业化，并从中攫取超额利润。这一过程也在传播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体育运动被商业化，电影业则受到跨国公司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控制。活动策划和婚礼策划成为新兴服务行业。贺卡和礼品产业则由少数外国品牌主导。
过去二三十年来，环境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议题。跨国公司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正借此机会牟利。在印度，苏兹隆公司(Suzlon)率先开始建设风力涡轮机。多家公司也拥有EM 6型风力发电站[5]。大城市空气质量不断恶化，这一问题也变成了商业机会。家用和办公用空气净化器、净水器以及口罩的需求日益增长。由于许多邦允许使用地下水作为饮用水源，反渗透技术的需求随之大幅增加。这又成为地方新型地主牟利的另一种手段。未来，这种做法还将导致地下水位进一步下降。
在这一阶段，全球化政策以及符合印度买办统治者扩张野心的各项政策，尤其是买办官僚资产阶级推行的政策和婆罗门教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所主张的建立“大印度”(Akhand Bharat)的政策，都得到了维护和实施。由国大党领导的联合进步联盟(UPA)中央政府、由印度人民党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NDA)中央政府、各地区政党执政的邦政府，以及在各邦活动的修正主义和新修正主义政党印度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在这一问题上并无区别。所有这些剥削性的统治阶级政党，都只服务于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利益。统治阶级之间日益激烈的相互攻击，与它们所采取的政策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国际帝国主义内部危机不断加深的结果。“本土制造”(Swadeshi)、“自力更生”、“光明之国”、“第二代改革”、“曼莫汉经济学”(Manmohanomics)、“莫迪经济学”(Modinomics)、“印度自力更生”(Atmanirbhar Bharat)以及其他类似的术语，都无法掩盖这一现实。
2023年初，兴登堡研究公司发布报告，阿达尼集团的丑闻由此曝光。莫迪总理与阿达尼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因此声名狼藉，被称为“莫达尼”(Modani)。在世界各地，无论是在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国家机器都只服务于剥削阶级的利益。然而，在帝国主义国家，只有少数实力极其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所有者，能够凭借与国家机器的密切关系获益，并实现自身利益。他们会竭尽所能，使自己免受竞争对手企业集团的竞争和各种麻烦的影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也有少数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能够凭借与国家机器的密切关系获益。主流媒体将这种现象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并将从中获益的资本家称为“裙带资本家”。目前，阿达尼和安巴尼等买办官僚资本家，正作为中央政府的亲信而从中获益。
无论印度买办官僚资本家多么富有，他们始终都不曾拥有独立的地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他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关系也日益扩大。在与跨国公司组建的合资企业中，印度合作方所占的股份较少，因此更加依赖买办官僚资产阶级。这些企业中，没有一家是真正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与世界各大跨国公司全面竞争的强大企业。事实上，它们不过是跨国公司的买办而已。
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中占据着霸权地位，而这一制度始终在按照帝国主义的利益不断发生变化。买办政府总是为帝国主义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服务。高层政治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为了攫取财富，进一步充当帝国主义者的奴仆。他们破坏本国的工业和农业，践踏自己亲手制定的宪法。这足以说明，他们反复宣扬的“印度自力更生”(Atmanirbhar Bharat)是多么虚伪。他们与广大农村地区陈旧落后的半封建权力结构相互融合，镇压任何形式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运动。婆罗门主义意识形态为此提供了助力。买办政府扶持婆罗门教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并宣扬这种意识形态能够给人民带来慰藉。圣人(saints)和僧侣的数量将会增加。这将进一步推动穆斯林和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倒退，使他们更加深陷宗教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之中。
即使在全球化时期，种姓也在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我们尤其可以清楚地看到，印度北部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主要由某些特定种姓发展而来。也有少数例外，例如维杰·马利亚[6]，他出身于婆罗门种姓中的高德·萨拉斯瓦特婆罗门(Gowda Saraswatha Brahman，GSB)种姓。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出身于巴尼亚种姓和马尔瓦里社群。这两个种姓群体中的买办官僚资本家，在《福布斯》年度亿万富豪榜上名列前茅。阿巴尼家族、阿达尼家族以及埃萨尔集团(ESSAR)的鲁亚亚兄弟，自然也榜上有名。“巴尼亚—婆罗门”种姓在印度工业领域占据着霸权地位。根据一项研究，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印度已有50家大型企业集团占据主导地位。印度规模最大的上市公司中，有三分之二由巴尼亚—婆罗门家族经营。这些关系有助于人们更容易达成协议，并通过建立信任获取财富。这些关系塑造了一种商业文化，将忠诚、历史传承、种姓、利润和收入奉为重要价值。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同一种姓的人以及与其关系密切、受到其青睐的人，会相互合作。种姓关系和血缘关系通常为工业领域的经营活动提供一种有利的背景。这也正是人们强烈反对那些缺乏道德价值观的巴尼亚种姓成员的原因。
由“巴尼亚—婆罗门”种姓主导的印度北部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不仅培养为其企业工作的雇员，还培养对其盲目追随、既渴望金钱又追求名望的人。战争式的商业文化主导着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家族。这些家族始终认为自己处于战争状态。鉴于他们面临的各种威胁和背叛，他们会不时重新进行“备战”。随着21世纪发生大规模变化，一些与压迫种姓关系密切的小型商业家族突然崛起。它们将买办商业资本扩展到世界各地，跻身少数极其富有的家族之列，成为财富的所有者。这些买办官僚资本家族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一种新的富豪文化逐渐形成。过去生活方式较为普通的商业家族，如今开始投资建造设有防御设施的豪华建筑，购买豪车、私人飞机和大型豪华游艇。
阿巴尼家族(Ambanis)、米塔尔家族(Mittals)、比尔拉家族(Birlas)、阿达尼家族(Adanis)，以及印度非居民(NRI)商人群体中的印度教加家族(Hindujas)、鲁亚亚兄弟(Ruia brothers，埃萨尔集团 ESSAR)、金达尔家族(Jindals)、塔塔家族(TATAs)、塔帕尔家族(Thapars)、巴贾杰家族(Bajajs)、马恒达家族(Mahindras)、马法特拉尔家族(Mafatlal family)、戈恩卡家族(Goenkas)、韦丹塔集团(Vedanta)、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埃萨尔集团(ESSAR)、RPG集团(RPG Group)等企业集团，以及TVS·艾扬格(TVS Ayyangar)、维杰·马利亚(Vijay Mallya)、迪利普·桑维(Dilip Shanghvi)、阿齐姆·普雷姆吉(Azim Premji)、希夫·纳达尔(Shiv Nadar)、乌代·科塔克(Uday Kotak)、赛勒斯·S·普纳瓦拉(Cyrus S. Poonawalla)、赛勒斯·帕隆吉·米斯特里(Cyrus Pallonji Mistry)、夏普尔吉·帕隆吉(Shapoorji Pallonji)、纳雷什·戈亚尔(Naresh Goyal)、苏巴什·钱德拉(Subhash Chandra)、基肖尔·比亚尼(Kishore Biyani)等个人，都相继崛起。新一代巴尼亚—马尔瓦里商人中，纳伦德拉·库马尔·帕特尼(Narendra Kumar Patny)和阿伦·贾恩(Arun Jain)在信息技术领域发展壮大;拉克什米·琼琼瓦拉(Lakshmi Jhunjhunwala)、卡斯利瓦尔兄弟(Kasliwal brothers)、奥斯瓦尔家族(Oswals)和洛希亚家族(Lohias)则在传统纺织业中发展起来。除此之外，阿肖克·巴吉拉特马尔·吉夫拉卡(Ashok Bhagiratmal Jivrajka)、拉金德尔·古普塔(Rajender Gupta)和戈皮拉姆·戈恩卡(Gopiram Goenka)等新兴买办工业家也崭露头角。其他一些有影响力的巴尼亚—马尔瓦里企业集团，也在制药、制糖、钢铁、塑料制品、商用车辆、电气设备、建筑、货物运输、航运及其他类似行业中崛起。此外，帕坦伽利等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独角兽企业，以及采用轻资产模式[7]和聚合平台模式[8]的初创企业，也相继涌现并发展壮大。
20世纪90年代初，全球化阶段开始时，世界超级富豪之列中还没有印度亿万富豪。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只有两名印度人——库马尔·曼加拉姆·比尔拉(Kumar Mangalam Birla)和迪鲁拜·阿巴尼(Dhirubhai Ambani)进入了这一榜单，两人的财富均为30亿美元。旅居海外的印度人(NRI)印度教加兄弟则是一个例外。到2002年，印度亿万富豪的人数逐渐增加到5人。此后，这一数字开始呈爆炸式增长。到2010年底，印度已有49名亿万富豪;2014年，这一数字增至100多人;2020年达到102人，2022年达到166人，2024年12月则达到185人。截至2022年年中，这些亿万富豪的财富每天增加36.08亿卢比。到2024年12月，他们的财富总额达到90560亿美元，即76.66万亿卢比。少数老牌家族的企业集团逐渐转型为全球性跨国公司。新一代亿万富豪也在软件、采矿等多个领域崛起。2002年，阿达尼集团的资产仅为7000万美元;到2012年，这一数字增至200亿美元;到2024年6月，达到1110亿美元，即9.24万亿卢比。到同年8月，其财富进一步增至15.44万亿卢比。到2010年，两名印度人穆克什·阿巴尼(Mukesh Ambani)和拉克希米·米塔尔(Lakshmi Mittal)，跻身世界最富有的五人之列。2022年，乔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以12.456万亿卢比的净资产，跻身世界超级富豪第二位。按当时1美元兑80卢比的汇率计算，这相当于1557亿美元。穆克什·阿巴尼拥有的信实企业集团，在2002年3月的市值为4189.9亿卢比;到2022年3月，其市值增至17.81841万亿卢比，年增长率为20%。到2024年6月，阿巴尼集团的财富增至1090亿美元;到同年8月，达到25.75万亿卢比。同一时期，巴贾杰集团的财富达到7.13万亿卢比，比尔拉集团则达到5.39万亿卢比。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榜，截至2024年6月，阿巴尼位列世界富豪榜第12位，阿达尼位列第14位。与此同时，根据Contour Brandz报告，在跻身全球百大品牌的四家印度企业中，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TCS)以447.9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列第46位，HDFC以432.6亿美元位列第47位，巴蒂电信(Airtel)以252.63亿美元位列第73位，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以246.86亿美元位列第74位。由此，印度形成了一个新的、极其富有的买办官僚资本家阶级。显而易见，这一阶级通过剥削本国自然资源，并将公共部门企业据为己有，积累财富，成为亿万富豪。
注释：
[1] “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是一个历史称谓，主要指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等机构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训练，尤其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及芝加哥学派影响，后来回到本国并推动自由市场改革的一批拉丁美洲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
[2] 废钞令(Demonetisation)在这里特指印度莫迪政府于2016年11月8日宣布的废钞措施。当晚，印度政府宣布，自当年11月8日午夜起，面额为500卢比和1000卢比的旧版纸币不再具有法定货币地位。这两种纸币当时约占印度流通现金总额的86%，引起了印度经济的巨大动荡。
[3] 帕坦伽利公司(Patanjali Ayurved)是印度一家由瑜伽导师巴巴·拉姆德夫推动创立的消费品企业。该公司借助民族主义宣传、宗教文化影响力及庞大的市场营销网络迅速扩张。该公司以“印度传统文化”和“本土产品”为主要品牌卖点，借助瑜伽导师巴巴·拉姆德夫的社会影响力迅速扩张。
[4] 阿琼·森古普塔委员会，指印度政府于2004年成立、由经济学家阿琼·森古普塔(Arjun Sengupta)主持的非正规部门企业与就业全国委员会。该委员会主要研究印度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就业状况、劳动者的收入与生活条件，以及他们获得社会保障的情况。
[5] EM 6 指的是一种额定功率为5千瓦的风力发电机，利用风的动能将其转化为电能，在印度的农田中可以见到这类设备。
[6] 维杰·马利亚(Vijay Mallya)，印度商人，曾经营联合啤酒集团，并创办金色之王航空公司，被称为“印度酒业大亨。”金色之王航空公司因经营困境于2012年停运，留下巨额债务。此后，马利亚因银行债务追偿及相关金融犯罪指控陷入法律纠纷，并于2016年离开印度。
[7] 轻资产模式(Asset-lite Model)，指企业尽量减少对厂房、设备、库存等实体资产的直接投入，将生产、物流、运营等环节交由外部企业承担，主要依靠品牌、技术、知识产权、管理能力或渠道获取利润。这种模式能够降低资本投入和经营成本，但也可能加深企业对外包商及供应链的依赖，并将部分经营风险和劳动成本转移给合作方。
[8] 聚合平台模式(Aggregator Model)，指企业通过数字平台或统一品牌，将分散的商品供应商、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连接起来，整合交易、订单、支付或配送等环节，并通过佣金、服务费、广告费等方式获利。平台通常不必直接拥有全部商品或服务所依赖的实体资产，却可以凭借用户规模、数据和交易规则掌握较强的市场影响力，并可能形成对商家和服务提供者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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