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于市场化收尾阶段
史正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评估中国过去改革和发展取得的业绩，通常说法是增长速度高、结构失调、效率低，消费因素很少，收入分配不好。这些判断其实没有充分的事实依据。消费占比在过去10年中降到只有50%左右，但这并不能说明中国的消费就有问题。因为34年中中国的消费总量年均增长是9%多，仅次于GDP9.98%的增速，人均消费增长率为8.7%左右，没有其他国家在相似时间段曾经接近这个数字。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在过去34年整体绩效表现史无前例，且一再打破了市场经济的周期危机，在世界经济史上也属罕见。
刘纪鹏（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改革成功了没有，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举世公认的是中国基本富裕起来了。中国改革成功在两个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正确的改革路径。我们应认真总结改革的方法论、成功经验，而渐变稳定、尊重国情、坚持党的领导、遵循正确的改革顺序等等都是改革成功的方法论内涵。
林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会长）：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完成了大部分任务，现在处于收尾阶段。其基本依据是中国98%以上的商品几乎实现市场定价，市场已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因此，不能把当前中国的问题简单归结为市场化不够的问题，而是要看到市场不是万能的，甚至某些领域还存在过度市场化问题需要纠正。如市场解决不了环境污染问题、收入分配问题，这就需要国家严厉执法、加大监管，调节收入分配，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中国发展不缺乏增长要素
杨瑞龙（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10年底以来中国经济一路下行，国际上出现唱空中国的声音，但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增长是乐观的。中国不像日本，日本执行安倍经济学进行了大规模货币投放，但依然缺乏增长要素。中国有诸如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服务业发展、创新问题等增长要素。这些都可以支撑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快速增长。
卢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比较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中国的金融情况非常糟，后来通过公共投资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增长成功摆脱了债务危机威胁。现在就算是最悲观的估计，公共部门的债务或经济情况，也远没有当时糟糕。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危机马上到来，认为高速增长不可持续?
温铁军（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在阶段性判断上，我们应看到，21世纪是金融资本阶段，主要由金融资本引领全球竞争。美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创造了两千多种金融衍生品，起到了吸纳过剩货币的作用，但客观上也不断吹大了金融泡沫。这个过程中，金融领域的获利成本大大低于产业领域，于是新自由主义迫使产业资本退出，转投发展中国家。对于在1998年就开始金融化进程的中国来说，如果不想走美国之路，就要考虑怎么能解决货币大量增发、过剩信用不断被创造的局面。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当前国际、国内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对资本账户开放应当采取谨慎、实事求是的态度，资本账户开放不能靠“闯关”，“以开放促改革”不是万灵丹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如何开展，必须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整体利益来决定，而不是根据少数学者的“顶层设计”或者少数利益集团的需要来决定。
孟捷（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教授）：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给中国经济带来很多闪光点，但地方政府有趋好的竞争，也有趋坏的竞争。我们最近在研究富士康现象，这家企业雇佣的劳工数量接近100万，其中80%是农民工。为了吸引富士康入驻，一些地方政府帮企业完成招聘工人，甚至规定职校学生实习必须去富士康。一名工人半年能够换12个工位，最复杂的工位4天就能学会，没有任何技术含量。这种地方政府竞争带来的趋害性，需要引起重视，进行监管。
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改革要不得
余云辉（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要明确，即工业化，这是国家战略，是国家经济发展的主线。有人说从产值看中国已经是一个工业化国家，但中国的企业有可持续的科研能力吗?对产品上游原料具有控制权吗?对下游市场有定价权吗?国家经济发展、经营成果由本国公民享受，还是由外资享受?各行各业排在前五名的企业是本国资本，还是外资?中国还远不是一个工业化国家。
向松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教授）：一些人把依靠消费拉动和依靠投资拉动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政府应在五大领域做长期规划，第一是改善农村基础设施，第二是以西藏、新疆为代表的西部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超大城市建地铁系统，第四是城际轨道交通，第五是环境治理，治沙、治水、治污，这些庞大投资都应着力去做。解决这五大问题，关键是要进行融资体制改革，大力发展长期的债券市场。
张宇（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评论》主编）：当前有两条不同的改革道路：一条是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改革道路，其要点是：把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结合、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条是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改革道路，其要点是：全面私有化、自由化、金融化、去政府化、完全与西方接轨，依靠少数专家的顶层设计，甚至通过休克疗法加以推动。我们必须走前一条路，而不能走后一条路。
杨瑞龙：下一步改革怎么走，不能完全借助西方主流的所谓自由市场经济，也无法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里找到根据。未来中国，既是培育新的增长要素的过程，也是形成中国特色经济学的过程。打造所谓的中国经济学，不是口号，而是应对中国的现实。▲(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评论》编辑部、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新时期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研讨会”发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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