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早已与“风险社会”紧紧捆绑，只是我们的体验来得稍微迟了些。但迟归迟，总还是来了。
6月12日，上证指数冲至5178.19点，整个社会被财富的兴奋所动员，正当许多人狂热地喊出“10000点”的预测目标之时，随后A股就调头直下，一泻千里，至7月9日探底3373点。数据显示，不到一个月，全国5076万持仓账户户均损失超过40万元，最厉害的几日，一日逾4万多亿元市值灰飞烟灭。
这些消失的财富，究竟到哪里去了?
下面这组数据或许能提供部分答案：今年上半年上市公司大股东、高管减持套现获利5000亿元，A股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融资2856.8亿元，新上市公司首发又拿走了1461亿元，印花税抽走了1000亿元，券商则总体获利近1000亿元;当然，还有那些数量巨大的在股市暴跌前套现的离场者。
他们才是这轮“行情”的赢家。不过，我们很难获得准确的“大数据”，从而在输家与赢家之间建立等式或不等式，以便回答另一个问题：股市能创造财富吗?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与财富有关的两个核心问题是财富创造和财富分配，搞清楚股市究竟具有何种功能，我们才能讨论政府在其中应该有什么合理作为。
我们期望的股市是这样的：它以一种配置资源的市场机制的角色出现，把社会闲散资金集合起来，帮助好的企业做得更好，赚更多的钱，然后推动股票价格上涨，让作为投资者的股民获益。
但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股市却是这样的：股票价值与它背后的公司价值完全没有关联，股市涨跌与公司创造财富的能力根本脱钩，它不是实体经济的影子，完全是参与者财富此消彼长的赌博游戏。
前者是制度设计的初衷，后者是股市运行的现实。无论是哪一个，股市都不会直接创造财富，但前者可以通过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间接促进社会财富增长，后者则完全是一个零和博弈的赌场，只剩下财富转移的功能。
政府对股市的监管与改革，根本上说是要强化其前者的功能，抑制其后者的“副作用”。但我们遗憾地看到，这一次中国股市积累已久的“副作用”终于大爆发。
正常情况下，企业是财富创造的主体，市场是初次分配的主宰，政府是二次分配的主导者。把股市的“副作用”玩大了之后，脱缰的股市会绑架和异化政府的二次分配职能。股市下跌时，人们会强烈呼吁政府救市、托市，在此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天方夜谭式的观念：政府托市，可以把股市托上去，进而可以把国家的经济托上去。
这意思，跟开足马力印钞票就可以快速增加社会财富差不多。
对个人而言，货币当然就是财富，但对国家而言，问题要复杂得多。一国财富的多寡，除了天然的存量，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企业的创造。幸福的生活，要靠劳动来创造。道理不复杂，但经由复杂的制度设计之后，货币具有的财富符号的意义，很容易带来认识上的模糊。出于对社会财富更强有力的占有与控制的本能，政府往往有亲自上阵的冲动，跟个体一样，常常把分配财富的活动误认为是创造财富。
如果一种社会分配制度很好地迎合了这种共同错觉，那么它存在的道义基础是成问题的。10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就在《财富的分配》一书中提出，社会的公正是现存社会制度存在的前提，而造福人类的程度则影响着现存社会的发展方向。如果它不能为人类造福的话，那么，这个制度继续沿着现有方向发展无疑是个错误。
印钞票本身永远不会创造新的财富，但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成为国际货币，就能通过发钞缩水他国财富这一掠夺性手段以自肥。同样，资本的非生产性食利行为也不会创造社会财富，只会转移财富，转嫁痛苦。
随着金融资本年代的到来，资本食利和套利日益严重。从数据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所占比重下降趋势明显，由1996年的53.4%下降至2011年的44.93%;而资本收入所占比重则从34.03%上升到40%左右。为了鼓励财富创造，必须抑制在初次分配中资本的利得，提高劳动所得的占比。
目前，已经有学者呼吁“遏制经济的过度金融化”。以创新为幌子的金融衍生品一旦脱离实体经济需求，将变成食利“利维坦”。同样重要的是，政府还需要进一步规范资本通过非生产性过程进行财富转移的行为，因为资本参与财富分配，只有在它对财富创造有真正促进作用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合理的。
这首先要求政府自身认清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避免舍本逐末。时刻应该记得，增进全社会的福祉，有赖于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政府主导的财富分配，原则是公平公正，目的是激励财富的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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