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不在意SDR，因为历史证明它并未发挥过实际作用。当然，我并不反对加入SDR，只是说“别太在意”，能加入就加入，不能加入也没什么了不起。关键是，不能因为加入SDR打乱我们自己的节奏，更不能因此而是中国经济承受过大的成本。我认为，国际贸易结算使用什么样的货币，关键不是SDR，而是国内经济的强大程度，和自身的国际贸易信誉。
日元是国际贸易成员国，但因为其国内经济风险巨大，负债过高，因此近年来，日元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占比不断下降。原因很简单，各国不愿意更多持有日元，而且用日元在日本可以购买的大宗商品越来越少。因此，中国为了进入SDR而付出巨大代价，比如更加自由的资本账户，更加自由的人民币汇率浮动，这势必使中国遭受更大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中国是否具备强大的、防冲击的能力?我们看到的事实是：日本就是在国际资本强大的冲击之下垮掉的。
很明显，中国金融管理当局正在大力推进、甚至是全力在推进人民币加入SDR的进程，但我们需要提示的是：如果我们需要因此而满足太多条件，那对中国经济一定得不偿失。IMF前不久出台一份报告说：历史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一个国家如果“金融发展一旦超过临界点——金融过度”，那么金融波动所带给这个国家的损失，将远远超过经济增长所能带给这个国家的收益。这句话实际是说：“金融过度”之后的波动，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负收益”。
这跟SDR有什么关系?我认为，如果为了加入SDR而中国接受了“不适当的条件”，那必将导致“金融过度”。当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在接受了“不适当条件”之后，而通过金融管理创新，从其他角度弥补不适当所带来的威胁，那情况另当别论，但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智慧?我没有足够的自信，因为，从近年中国金融改革的实践看，所谓“改革”，不过是“照猫画虎”地仿造美国罢了。但是，美国实际有许多管理“暗手儿”，中国很难学，也学不来。
什么“暗手儿”?我认为，其中最核心、最关键的是“从不教条主义”。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说教只对别人有效，而对它自己无效。不是吗?金融危机救援过程中，美国实际已经告诉世界：只要是从实际出发，没有不可用的手段。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事实：美国政府发现严重问题，立即就可以通过各式条例、规则，甚至通过国会立法加以约束。我们是否具备如此“不拘一格的能力”?
昨天看到新闻，中国央行副行长易纲先生在《中国金融》上撰文，“指明”所谓中国《外汇管理改革开放的方向》。它在文章中强调：中国外汇管理“防范异常跨境资金流动风险是基础和保障”。长远来看，外汇管理部门要始终把防风险放在首位，从加强监测预警来看，加快建立跨境资金流动监测预警平台，逐步完成跨境资金流动数据整合和数据仓库建设，全面涵盖本外币、贸易投资、机构个人等不同交易币种、项目和主体跨境资金流动情况，为监管提供“千里眼”和“顺风耳”。同时，继续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和非现场检查指标体系，及时对资金流出入压力状况进行评估和预判。
很好!易纲先生说的这些“外管基础设施”非常必要，但发现问题的关键是解决问题。易纲给出的“政策预案”是：充实以逆周期调节为主的政策预案，深入研究推出“托宾税”、无息存款准备金、外汇交易手续费等价格调节手段，抑制短期投机套利资金流出入。我认为，太少了，太弱了。投资者有的是手段绕开我们的视野，而且只要收益足够大，它们不会过于在于细微成本的增加。所以，我们需要更具强制力和威慑力的手段。而我们一直的主张是：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金融危机应急方案》或称《金融冲击应急法案》，授权中央政府，必要的时候“临时关闭资本账户”，清查恶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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